苏桦还笑着。我掉过身，背对着他，假装和他女儿说话，任泪水直流，但不敢擦。我只好就这么用背对着他，头也不回地仓促离去。走出病房，我想，我就这么离开他了？就这么再也见不到他了？
连一句好好道别的话都没有说！
人生匆匆！
十七
我刚认识苏桦时，感觉中以为他生下来就是现在这样的经济学家。后来，听人说，苏桦是搞工业的行家。再后来，又听人说，苏桦熟知农业，50年代初就出过关于农业生产的小册子。再到后来，听说他战争时期宣传鼓动可有魅力了，当时姑娘们可崇拜他了。
我觉得，苏桦的魅力，是由对百姓、对人的关注，转而产生对事业的热诚，转而极其敏感地学习、接受新事物。苏桦说，越穷越“左”，越“左”越穷。1984年，当时任副省长的苏桦建议搞开发性农业。譬如地处大别山的六安地区，如果不把山区的资源优势转为商品优势，如果只能出卖资源，那么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就可能把安徽山区变成“殖民地经济”。如今六安地区有规模很大的羽绒厂。六安的六县一市都养鹅，人称白鹅经济。更有造丝、服装等企业。
还是1984年5月，苏桦主持的办公会议上，确定了全省发展战略纲要。而后成立了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联合研究室。而后到阜阳、滁州、六安、宣州、宿县、五河、全椒、来安、天长、定远、固镇等县、市去咨询。什么叫咨询？有的县委书记问。
全椒县有个柴油机厂，1986年年产一万二千台。扩大规模，周围全是中学、酱油厂等。发展战略联合研究室帮他们选新址，论证投资、贷款、货源、污染、交通、用电、水源等事项。很多工序可给乡镇企业。1987年该厂在旧厂房就年产六万台。1988年新厂房局部使用年产十三万台。1989年准备达到年产二十五万台。
眼看社会科学转变为生产力，县委书记、市委书记们一个个找上门来要求咨询。
我在苏桦的一只抽屉里，发现了大约二十份聘书：中国合作经济学会顾问、《经济日报》经济人才开发函授部顾问、省青年企业家协会顾问、省小城市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省窗口经济研究会会长、省城市集体商业联合会名誉会长等等。又发现一封密密麻麻整整十一页的长信。写信人叫孙超。他原先是安庆邮电局一个二十四级干部。1982年为安置邮局的知青办起商店。1984年看到农民卖粮难，异想天开地想帮农民把卖不出去的粮食外销。后来走出一条中国民间外贸的新路子。六年时间，没要国家一分钱，为国家做了五亿生意，创汇已达六千万，积累已逾四千万元。最近在海南与人合办了民间银行。我写过《孙超现象》和《论孙超现象》，但是追不上孙超的发展。我知道他长年要到凌晨才入睡。他听说苏桦重病，写来这样的长信，就得付出彻夜不眠的代价。信中说他这几日正谈判紧张，过几日即赶到（我回京后就听说他从海南赶到合肥看望苏桦了）。全信从1982年苏桦如何支持他办知青商店，历数1983、1984、1985、1986、1987、1988、1989，每一年中苏桦对他的鼎力支持，如数家珍！信后附着比任何药方都更能减轻苏桦病痛的关于这个民间公司最近的业务进展的一些复印件。
后来在医院里，苏桦对我说，孙超的信写这么长，真没想到，我看了真感动！只有孙超能写这么长的信！
最后一句，他几乎每个字都用的是重音。
十八
由孙超，我又想起前边提及的那个1987年12月24日。上午我和苏桦一起参加会，下午随他去安庆的同马大堤。有关几方面在这里争论防洪问题。那天苏桦很憔悴，但是一到工地，他敞开中山装，右手挥着，为他的讲话作着加强号，上着石膏的左手都好像活了。整整争执一个下午。我虽然听不明白，但特别佩服苏桦的才干和魅力。不懂也佩服！驱车赶回安庆宾馆。苏桦预定晚七点召开关于集体经济的研讨会。晚饭后散失在楼里楼外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准七点，像踏着时针进来似的，挨着围成一圈的沙发顺序坐下，顺时针一般。我印象里，苏桦召开这种会，大家认认真真地讲，认认真真地发牢骚。因为苏桦认认真真地记，认认真真地插话，会后认认真真地和大家商谈。
我记不得是几点开完的会，只记得会后我又上他那屋，回想起来，他的才学和品格滋润了、丰富了多少人的生命！过一会儿孙超也来了。再过一会儿又有三三两两的人来，我离开苏桦的屋，是24日，也是25日。因为是午夜零点。第二天吃早餐时，听人说苏桦坐早晨七点的车去芜湖解决一个什么工程的问题了。他这么赶，身体怎么受得了。他到一次安庆，连安庆的两个儿子都没顾得上见，只一个外孙女在24日中午来食堂买饭吃，坐在他身边。长得那么像。外孙女也不说话，只是微笑和吃饭。同时吃饭同时微笑。然后，外孙女还是微笑。然后，苏桦还是走了。
十九
走进苏桦家--当然，这位安徽省人大常委副主任的家门是敞着的，看见院子里的竹衣架上，晾着好多只用过后洗净的小塑料口袋。这么小的食品袋，一般用过了都扔了。他家洗了还用。我想起小龚说的大塑料口袋。苏桦春节前问小龚家里都有谁，小龚说有爸爸妈妈。除夕苏桦就拎了一大塑料口袋的香菇和一大塑料口袋的桂圆送给他。他才明白，苏桦每年春节给秘书、司机等一人一份礼物。小龚不抽烟不喝酒，叫苏桦备礼的时候费神了。
我想，苏桦其实是一点都不宽裕的。他1955年就是十二级干部。后来降级又平反，还是十二级。三中全会后几次长工资，他让。直到去世，他只是十一级干部。呕心沥血一辈子，长过一级工资。
走进苏桦的卧室，门边是一张写字桌。还是1962年在淮南化肥厂时，公家折价卖的。当时人家都付很少的款。苏桦叮嘱梅大姐，不占公家的便宜。结果交给公家九十元买下这张一头沉的旧写字桌。在当时，即使新的也最多五十来元。
我听说苏桦天天五点起床，在这张桌上读书、写作。夜里写文章如果过了清晨四点半，就再也睡不着了。桌旁堆着书稿。我早已读过他的着作《城镇集体经济研究》等，这次又看到他主编或和其他同志一起主编的几本经济论着。还有一些底稿。那是某经济刊物约请苏桦写的文章。苏桦为此专程调查了十七八个企业，除夕还跑郊区乡镇企业。一万五千字的文章写完后，那刊物的领导换人，不要此稿了。苏桦什么也没讲，只是珍藏着此稿。
1988年12月，经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委员会提议，省社联授予苏桦写的关于城镇经济研究系列论文省社科（1978～1985）优秀成果荣誉奖。而苏桦，前不久还不无认真地对朋友说，他还是调到省社科院当一名研究员吧。
苏桦由一名工农干部成为一名知识分子，一名经济学专家，一名专家化的干部，一名党政干部兼知识分子。
桌子对面是一张木条拼成的床，一望而知是自己找人打的，六七十年代的产物。床上是一张极粗的凉席。一把破蒲扇，用布缝补了一圈边。我突然意识到，我后来上医院看苏桦，已经不太觉得病房条件太差。大约，习惯了这个家，就习惯了那个病房。
床边小柜上，放着硝酸甘油、阿托品、安定、速效救心丸等药。苏桦以为，他总是会死在心脏病上。
床头柜旁有一只玻璃断裂的老式五斗柜。上边醒目地竖着一个镜框，里边是周恩来总理身患癌症后的那张照片。当时我上哪家都看到这张照片。现在我上哪家都见不到这张照片。前些日子，苏桦又买了本《周恩来传》。夜里读着，哭了。不好意思地对一旁的梅大姐说：我老了。
周总理像旁，是苏桦和梅大姐年轻时的一张合影。这种镜框，我依稀记得小时候见到过。若不是这次又看到，我再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不成体统的镜框。
五斗柜旁靠门的墙上，有一只单人沙发。梅大姐坐在这只沙发里。沙发扶手上搭着一条毛巾，可以顺手用来擦泪水的。
我把这间屋子尽收眼底了。然后，我望着相片上的苏桦。
我说，苏桦年轻时真帅。梅大姐说，他可精神了。后来，他太累了。后来，他太累了。
二十
文章写完了。题目呢？想了想，应该叫：《人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