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能否真正产生叩响当代人心弦的好散文，光有形式优势和艺术空间还不行，归根结底还要看作者一精神个体有无足够的感应能力和创新能力，摆脱传统压力的能力和开创新境的能力。一句话，关键还在“说话人”身上。对散文创作来说，最要命的是，一拿起笔，传统散文的老面孔就浮现出来，雨中登山呀，海外游踪呀，观光苍松白杨呀，怜惜山猫小狗呀，……经典散文已经形成的固定视角，有其顽固性，生活被它们分解成条条块块，以致我们身在生活中，却麻木不仁，只知循着它们提供的角度去收捡素材，剪辑生活，与它们符合的东西我们能感应，对埋在水面之下八分之七的东西，我们则无动于衷。这是多么荒谬的迷误啊。于是，生活的完整性、丰富性、原生性、流动性全都不见了。我们好像拿着一张网，鲜活的水和鲜活的鱼全都漏掉了，最后还是只剩下这张网。
怎么办呢？我想到了一句话，叫做：“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这是胡适的名言。也许，为了把大量被漏掉的鲜活还原回来，这种极端的提示很解决问题。难道不是吗？难道强颜欢笑，故作豪语，温柔敦厚，曲终奏雅之类，没有给我们的散文染上浓厚的新古典主义气息吗？一个个像是穿着笔挺的中山服正襟危坐，好像从来不放屁也不上厕所似的，连跌跤也要讲究姿势优雅。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什么可以入散文，什么不可以入散文，好像都有隐形规定似的。这怎能不使散文露出死沉沉，病恹恹的委靡相呢？不来点自然主义的恣肆，不光着泥脚踏进散文的殿堂，是不可能唤起散文的时代活力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意味着不顾原先说话的姿态、腔调、规范，只遵从心灵的呼喊，这就很有可能说出新话、真话、惊世骇俗的话，“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实话，以及人皆领受到了，却只有很少的人可揭穿其底蕴的深刻的话。任何文学、任何文体都在“质文互变”中走过自己的路程，现在我们的散文也到了以“新质”冲破“旧文”的关头，从而建设新一代的质文平衡。
看贾平凹的《说话》，至少要让你一愣：连“说话”这样习焉不察的事也可写成一篇散文，而且全然不顾散文的体式，不顾开端呀，照应呀，结尾的升华呀，有无意义呀，真是太大胆也太放纵了，真是只讲过程，不问意义，到处有生活，捡到篮里都是菜。据说，《说话》是平凹在北京开政协会议期间接受约稿，在一张信纸上随手一气写下来的。为什么想到说话问题了？大约一到北京，八面应酬，拙于言辞的贾氏发现说话成了大问题，才有感而发的吧。这篇东西是天籁之音，人籁之声，极自然的流露，完全泯绝了硬做的痕迹，里面的幽默，机智，无奈，都是生活与心灵自身就有的，无须外加，浑然天成，可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最佳实践。
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并非任性胡说的同义语，大街流氓和小巷泼妇的海骂，倒也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那能成为好散文吗？冬烘先生的喃喃，能成为好散文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的精义，全在于自由、本真、诚挚、无畏。我一向认为，精于权术，城府深藏，把自己包得严严的，面部肌肉几乎丧失了笑的功能，“成熟”得滴水不漏的人，是不大可能写出好散文的。他经商，会财源茂盛；他从政，会扶摇直上；他整人，会天衣无缝；他偶尔也想“幽默”，下，结果鸦雀无声。他在很多领域都会成功，惟独写不出好散文，这是否天道不公，或反过来说天道毕竟公平的表现？
强调“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并不排斥开掘、提炼、升华的重要。我们常说散文要有真情实感，原本不错的，但关键要看是什么水准的真情实感，从怎样的主体生发出来的真情实感。牛汉的《父亲、树林和鸟》，不是饱经忧患且充满悲剧感者，断然写不出来。感情浓到化不开，重到不能承受时，才产生了这样简洁、饱满、幽咽、滞涩的语言。父亲对树林和鸟的喜爱是多么真挚，他可以嗅出鸟的气息，看到无风而动的隐秘，他和树林和鸟一同快活，达到了短暂的无忧无虑的合一境界。可是父亲说了：“鸟最快活的时刻，向天空飞离树枝的一瞬间，最容易被猎人打中。”为什么呢？因为“黎明时的鸟，翅膀湿重，飞起来沉重”。作者庆幸于“父亲不是猎人”，可是猎人却大有人在啊。作者对生命的美丽和固其美丽而带来的脆弱，满怀忧伤。那意思是说，纯真的生命是快活的，纯真的生命是不设防的，惟其纯真，惟其快活，就特别容易遭到践踏、伤害和暗算。作者其实在为天真、善良、单纯的美唱一支忧心的歌啊。多么质朴的画面，多么深沉的感怀，作者还写过一篇《早熟的枣子》，也是寄托遥深，他说，在满树青枣中，只有一颗红得刺眼，红得伤心，那是因为“被虫咬了心”，一夜之间由青变红，仓促完成了一生。作者说，他憎恨这悲哀的早熟，而宁可羡慕绿色的青春，其中的寓意不也是令人痛思不已的么。
散文的魅力说到底，乃是一种人格魅力的直呈，主体的境界决定着散文的境界。学者陈焜，曾以《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一书影响过八十年代的文坛，他的学识和才具，笔者十分钦佩。后来很少读到他的文章了，据说去了海外；最近发表的散文《大青石》，透露了他的最新信息，文章大有“暮年诗赋动江关”的况味。贾平凹写过《丑石》，那主要是在极丑中发现大美；陈妮的《大青石》，则是对永恒、道、澄明之境的一种求索：“世上人所设立的尺度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但是，大青石是一种人的尺度所不能衡量的现象。依靠着大青石，就是跟永恒产生了接触。”文章中确有不少形而上的玄思，但它牢牢建立在幼时故乡的一块大青石上；“大青石的明暗是升沉不定的”，作者的命运和情感也是几起几伏；人世的喧闹永无休歇，大青石却总是沉默无言；什么都可以过去，只有大青石沁人肺腑的凉意永远存在。大青石既是具象，又是永恒，她可以是故土、乡情、大爱，也可以是无言的道，无形的大象。
一九九三年六月五日
11.永不磨损的梦
有好多年，我是站在远处看荒煤老人的。准确地说，第一次看到他是在体育馆的斗争会上。那次主斗夏公，给穿黑背心，挂黑牌，极尽侮辱之能事，荒煤也被拉来陪斗，体育馆里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由于“文革”刚开始，人们尚不适应，我们单位烧锅炉的张老头被这阵势吓懵了，从椅子上弹起来环顾全场惊叫道“乱了乱了”，满头冒汗。其情其景，犹在眼前。可能是第二年，我到“新影”找一位同学，他指着一间小黑屋说，陈荒煤就关在这里面。我们俩望着这间小屋，默默无语，心情复杂而沉重。“文革”后，荒煤复出，我在《文艺报》做编辑，有时开会能见到他，但我仍然是站在远处看他的。当时我还很年轻，虽对他抱着敬意，却总以为他肯定是城府深严的那种人。只是到了近几年，极偶然地与他有几次交流，才发现他纯正得出奇，沉稳中含耿介，淡淡中怀刚肠，好像身浸磨难之河竟不留痕迹似的。很难想象，是什么支撑着他度过了重重厄难，走过了长长逆旅，却能保留一颗赤忱而热烈的心。
最近，接到老人寄赠的散文集《冬去春来》，厚厚的一人本。老人能想到给我赠书，我不意外，近几年因一些机缘，自觉与老人亲近了许多；可我毕竟是晚辈，想象着他不顾久病之后的衰弱，趴在书桌前一本本题书、写信的模样，想他亲手包扎、付邮的辛劳，我又甚感意外，心中涌起一股热浪，继而有种莫名的惭然，心想，我待人有这份耐心么？
老人在短信中感慨地说，此书仅印了千册，而有些小品随笔，印就是三五千甚至上万，使我辈老人都怀疑起来，我们这类文章是否真不可看了？这话说得天真而幽默，好像不知时移世迁似的，其实包含着真诚的疑惑。当今·些小品随笔的时髦、火爆，自然有其时代背景和阅读心理上的原，无可骇怪，但像《冬去春来》这样一些记怀、忆旧、叙人、咀嚼历史教训、展望未来的传统型散文，倒也无须失落。时光无声地流逝着，像夹满标本的厚书，一旦有双执着的手把它层层打开，那将给人怎样的沉思与感怀啊。
一切取决于这位叙述者是何等样人，绕系在他身上的那份历史是否厚积而复杂，在不同境遇中他的内心冲突折射出的社会人生教训是否深刻。荒煤老人的一生是个奇迹，从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今天，他几乎始终处于文艺战线的漩涡，而且长期居于文艺行政领导岗位，他多次欲摆脱而不可得，反倒愈缚愈紧，仿佛宿命一般。他的记忆力又出奇地好，于是，“左联”、“鲁艺”、烽火前线、大后方、十七年、“文革”、新时期的风风雨雨尽收笔底，革命领袖、文坛巨擘、各色作家的姿影和性格跃然纸上。作者并非客观地回忆实录，无论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还是对“左”的错误的清理，无不浸透着他的生命体验乃至血泪，这样的书能说“不可看”吗？我们常常戏谑地称某某是“活化石”，活化石者，指某种鲜活的生命与其同类的化石并存于世，荒煤老人的这部书也不妨视为文坛上珍异的活化石，它的价值将随时光而愈益显露。事实上，这部书的魅力并不在史料本身，而在历史风云中凸现着的作者的形象，他的人格力量，他的命运际遇，他以自己的生命轨迹映现着的六十年间我们文学命运起伏的侧影。
古云“知人论世”，“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说明把书与人结合起来是特别能读出味道的。读《冬去春来》中的每一篇文章，都会感到亲切、真挚，有一种真诚而宽厚的气息，决无可厌的公文气、台阁气、官气。作者总是把自己放进去，而这个自己，有平民意识，有平等和宽容精神，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忧患意识。写毛泽东、周恩来、鲁迅以及活着的巴金，并无仰视的畏葸，或借伟人以自炫的德色；写蔡楚生、周立波、沙汀、萧红、田方、王家乙等故人，全无矫饰，一往情深，大有“新知触眼春云过，老辈填胸夜雨沦”的况味；写晚辈，写青年，则无俯视的骄矜，或装出来的关心。为人作序本是很让人头疼的事，连我都怕虚耗时间而避之惟恐不及，荒煤老人这些年却为青年作者写了不少的序，没有诚挚的爱心是做不到的。有一回，他从书包里慢慢掏出一本叫《重婚》的长篇给我，说你看看吧，这是个无告的女作者，让人给坑了，不按合同给钱，其实写得不错。不久我就读到老人为此书仗义执言的序。深圳文稿竞价，他和冯牧老人原想支持新事物，出任主任委员，后来感到气味不对，拟了辞职电文，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尚在推敲字眼，犹犹豫豫，两位老人毅然说，就这样，坚决退出！其决绝的态度令人起敬。
我总感到，在荒煤的为人和为文中，有一种对文学事业由衷的热爱和神圣的信仰，扩而大之，是希望之火，理想之光，是关于国家、民族、人生乃至人类的灿烂辉煌的梦，这是与那种把文学作为敲门砖或进身之阶者不可同日而语的。巴金曾说“荒煤到底是文人”，可谓一语道出真谛。荒煤多次谈到，他从小贫寒，是小说梦给他以热力，平生为行政工作与创作的矛盾所困，慨叹于小说梦的幻灭。其实，他的小说创作虽未能坚持下来，梦却没有失落，在烽火战场，在浩劫年月，在商品大潮面前，正是梦--理想使他不动摇，不灰心，不迷乱，达到了一种高境界。近年来，荒煤与冯牧两位老人出席各类研讨会确实较多，遂有了“好请”之讥，旁观者哪里懂得，这是他们在尽自己的责任，是一种参与方式，所起的续接传统，培养作家，加强团结的作用是无形而重大的，若单从个人来说，阅读量之巨，不啻苦役，有几人愿做呢？
荒煤老人就像他的名字的寓意一样，燃烧自己，把光和热带给人间，他新出的论文集恰好也叫《点燃灵魂的一簇圣火》。梦是流动的，缥缈的，而“磨损”是具象的，物质的，一个人的梦到了不能磨损的程度，其执着也就可想而知，其真诚也就分外可敬。
一九九四年三月
12.贾平凹画像
本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不论称其为文学的新时期也好，文学的过渡期也好，不论它怎样的过客匆匆，朝三暮四，但终究是个群星闪耀，人才辈出的时段，而贾平凹，毫无疑问是这个时段最令人惊叹的现象之一。
我们很难想象，这个躯体绵薄，头颅也未必硕大的人，何以蕴蓄着如此惊人的创造能量，仿佛一座采不尽的矿床。迄今为止，他已出版各种着作四十余部，近千万言；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德、朝鲜文版和香港、台湾等地区中文繁体字版的，共有六十多种；他的大量作品被电视、广播、话剧、戏曲改编上演。而对这个外表羸弱，木讷寡言的人，我们真要赞叹，人的脑力是无限的。
贾平凹是自然之子，平民之子，中国文化精神和美学精神之子，他生于汉江之侧，长于商洛大野，饱啜传统文化之雨露，博采现代文明之精英。在创作实践中，他一面坚持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一面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着世界文学的动态，为我所用。如果说，文坛上总难免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固守型，与世界文学相对隔膜；一是外向型，忽视本民族的艺术思维和文学传统，偏重于仿照别国文学的模式，那么，贾平凹追求的则是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现形式，来抒写中国现代人的感觉和生存，状绘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中民族灵魂的痛楚和蜕变。他的创作河流是趋世界文学而动的，但那河床却是中国的。他立志要写出中国的气派，中国的味。
就外在际遇、生活命运而言，贾平凹并不怎样的幸运，他拙于交际，不善言辞，优柔寡断，应变能力差，甚至可视为日常生计上的低能儿；他童心未泯，一片天真，身上竟不沾世故的水珠；也许眼睛老盯着文学的星空，脚下难免踩进是非的泥坑。可是，一旦拿起笔来，他又变得强大无比，恣肆无比，能一下子掘开创作的怒泉，在散文、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随笔、诗歌、杂论等等方面，均有不凡的造诣和贡献，这些不同的文体好像经他的灵光照耀，便异彩顿生。他能以一人而兼数美，实为创作界之奇才。他的艺术风格很难纳入某一流派和旗号之中，故海外称其为“大陆文坛之独行侠”，这使他既具独立性，又缺乏艺术上的群体保护力量。
作为平民的儿子，贾平凹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哺育民族生存的大地，当我们的民族发生了大变革，进入了转型期，他便抱着巨大的热情和责任感，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当然，毋庸讳言，智慧而敏感的贾平凹，似乎负荷着比常人更多的痛苦和忧思，有些探索性作品，也曾掀起轩然大波，毁者有之，誉者有之。好在他是惯于寂寞的，既不为名也不为利地坚持创作，天降斯人，好像是专为文学而生，而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