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行走的哲人--关于余纯顺
近来，我临睡前的功课，是轮番品读两本书--《余纯顺孤身徒步走西藏》、《余纯顺风雨八年日记选》。我时而依照余纯顺的记述对照地图觅其踪迹，揣其境遇，为其担忧；时而被他描绘的自然奇观和人间至情所感染，与他一起欢笑一同掉泪。
对于余纯顺，现在社会上一般都拿他当探险家、冒险家看待，这也许有一定道理，他孤身负重步行，历时八载，走过了近八万里的风雨路程，所经历的绝境、险境，所忍受的饥渴、寒暑，以及多少回的命如悬丝，无数次的死里逃生，直到终于魂断罗布泊，都是常人连想都不敢想的，更遑论亲身去践履。于是称他为“壮士”、“英雄”、“大探险家”的就很多。然而，将“壮士”一语用在他身上很确切吗？或者再加上一句“从肢体到心灵双重强健的壮士”，就准确了吗？“走西藏”一书的序是余秋雨写的，据说“余纯顺展览会”的前言也用的是此序。我则忍不住要感慨了，余秋雨的散文，一向以史述、传奇、知识的人情化和文化的观照见长，但个体生命的体验明显较弱，他的不大能感受余纯顺，也许是必然的。我认为余秋雨没能很好地理解余纯顺。不错，余秋雨对余纯顺敬仰得很，连呼“壮士”不绝，很有点像古代的书生见了黄衫客之类的大侠不断揖拜的样子，但却掩不住心灵的隔膜。余秋雨似乎没有注意到，余纯顺首先是一个优秀的人文知识分子，他的价值主要不在探险，而在人文，在于从物化的威胁中寻觅并遨游一片精神自由的天空。余秋雨还从余纯顺是上海人，为上海人增了光这一点作了发挥。其实这一点也不必过分渲染。上海的朋友根据余死后面朝东方，证明余对故乡的刻骨深情和至死不忘自己是个上海人；近来更有余纯顺纪念塑像在上海建成，这些都可以理解，地域文明和乡土观念往往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但倘若以为余纯顺只是以身为上海人而自豪，或万死不辞壮行中华只是为了改善世人眼中的上海人形象，那可就太冤枉余纯顺，太缩小余纯顺的意义了。我倒想问一句：余纯顺既然那么眷恋上海，为何又要不断地“逃离”大上海，宁可让生命永远在旅途中度过呢？
其实，余纯顺的身体并不惊人的健壮，他留了一部大胡子，为的是吓退歹人和恶狗，他也感冒头疼，也肠胃不适，一遇到海拔四千米以上，也会憋闷欲死，他不是徒以体格茁壮称雄的“壮士”，也不是天生的“走路机器”。诚然，他有超人的意志，有不可思议的自律能力，他以徒步的形式，把人的体能和耐力发挥到了极致，但这恰恰证明，他并非体能上的超人，而是精神上的超凡者。毫无疑问，余纯顺是商品时代的一个奇迹，他本身则应视为一个哲人，一个用自己的双腿和大脑碰触最严酷的生存，并用全部生命探索自然、社会、人生等关乎存在的根本性问题的行走的哲人。
面对余纯顺，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他到底在寻找什么，他要破解什么，他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极端的苦行方式？他是自虐狂吗？现在的一些人，物质的占有欲永无餍足，物质的利用率惟恐不充分，而余纯顺却只需一顶帐篷，一只睡袋，一瓶净水和一包压缩饼干；现在的一些人，决不肯离开都市这欲望的万花筒半步，而余却甘心隐身于雪山激流之间，总是独自一人疾行，并不以为孤独；现在的一些人，千方百计享用文明成果，有飞机不坐火车，有宾馆不住土屋，而余却坚持徒步行走，在万难忍受和不可能被人发觉的情况下，也决不坐哪怕一小段汽车，且常常夜宿荒原、涵洞，不以为苦；现在的人，纷纷进入市场陶醉于喧嚣，而余却逃离市场自甘于寂寞。他的吃苦精神和坚忍意志，恐怕连最虔诚的佛教徒也要自叹弗如，他把人的物质需求压缩到了极限，又把人的精神韧性发扬到极限，他有可能让人想起中世纪的隐士，苦行僧，想起复古主义者和反文明者，然而，他与他们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应该说，余纯顺时时都在破谜，而其本身则又构成了一个更大的谜。
余纯顺的一身，首先集合了物质的极端匮乏与精神的极大自由的两极化倾向。从一般意义上来看，他的行为，确乎具有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丰富思想，健全心灵，弘扬祖国壮阔河山的意义。这也是我们虽做不到像他那样，却要大力肯定他的精神价值的原因。但是，从哲学意义上看，仅肯定这些就不够了。我以为，他是个浪漫主义者，他要用艰巨实践把现代人日益退化了的体能、清新的感官、逍遥游般的想象力重新修复，他亲近大自然，并那么善于发现自然的神性，面对自然，澡雪精神，涤荡灵魂。如他造访海拔近五千米的海子山时，称其为“地球表面上的一颗眼泪”。他说：“当我快要接近那寒气愈加袭人的湖边时，便再也不敢多近前一步了。那幅画面是：后景，是高耸入云、晶莹肃穆的雪峰；中景，是深不可测、万年静卧的冰湖；前景，则是孑然一身、目瞪口呆的我。”在圣湖前，他展开了飞腾的想象，最后说：“在地球表面，有很多颗这样的‘眼泪’，但不管我走到哪里，我的脑海中，总忘不了我曾在那么艰难的路程中，在地球表面最高的高原上，如此真切地看过、并感受过的那一滴‘眼泪’。”他还说，我们人类，只有在这种意境中，才会在宇宙观方面变得更深沉，才会了解生命的底蕴并持一种既珍惜又达观的态度。
但余纯顺并不是出世者，更不是逃世者，他既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也不是愤世嫉俗。他的内心温柔，善良，敏感，具有浓厚的平民意识和民主精神。他从不居高临下地指斥什么，甚至对窃去他钱物的恶徒，也少有怨尤之词。他的行为方式是最个人化的，他的心灵却时刻普爱着苍生。他用超世的行迹表达着淑世的热肠。他在雪后的清晨，看到一个藏族老奶奶一步一颤地走向牦牛群挤奶，会感动得泪流满面，可谓无情未必真豪杰。他不顾险象环生，把四位无依无靠的藏族少年带出了八百里泥石流，那挥泪分别的场面何其感人。我以为，余纯顺具有博大的人道关怀和慈悲心肠，对人民，他总是尽情地礼赞，如他在走遍了川藏、青藏、新藏、滇藏及中尼五条天险路后说：“西藏人民，是世界上善良智慧的人民，青藏高原，是地球上不可多得的土地，我为能在今生亲近过这些人民，了解了这片土地，而感到自豪和荣幸。”
余纯顺到底在寻找什么呢？答案似已露出端倪，他在寻求大真、大美、大善，在险峻的自然中，在质朴的人民中。他好像是说过一句“做当代的徐霞客”之类的话，不少人也就据此将他的理想定位于徐霞客了，但我没怎么看出，徐霞客的名气如何吸引了他，我倒是看到，在自然的瑰魅面前，在人民的厚爱面前，他怎样一次次流下了热泪。翻越二郎山的前夜，他已弹尽粮绝，少年王洪忽至，将一张纸放到他掌心，他打开手电看时，原来是张面值一百美元的纸币（原是少年的舅父返内地探亲时，送给外甥买摩托车用的），少年还说“明天，我帮你将车推过山去”，遂迅即离去。读至此，谁人能不感动？余纯顺写道：“许多年来，我一直苦苦寻找的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朴实真挚的情感，在这个地方，竟储存得这样充分！”
余纯顺确乎是在没有任何人指派，没有任何名义，不需要任何回报，也不追求任何轰动效应的情况下，用双脚重新丈量了祖国大地，尤其那些人迹罕至的边陲绝塞。他提供了关于这些地域的具体而微的气候、地貌、物种、道路、生态、文化、民族、宗教、风习的种种第一手资料。这无疑是一大笔宝贵的财富。但我想这不一定是余纯顺的深层动机。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他不像唐僧取经那样，有一部具体的“经”等在那儿，让他受够了八十一难去取。因而，我始终认为，他的全部目的，是探索怎样使人变得更美好，于是他格外注重发现人类宝贵的情感、道德和理想的价值，特别注重感受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他说：“天空未留痕迹，鸟儿却已飞过”，如偈语，如哲言。但他在即将成为媒体关注的中心，有人为他添置了精密仪器，并为之办理了无限额长城卡和牡丹卡的时候倒下了。人们的好心无可非议，但我记得他说过，“休整比走路还累”，因而这似乎同样耐人寻味。
一九九六年十月
2.为谁写作
为谁写作的问题是一道永恒的难题，它激发着、诱惑着、困扰着、检验着千百年来一切弄文学的人。人的欲望形形色色，写作的动机也各式各样，人的境界有高低之别，写作的目的也有广狭之分。为时代、为人类、为济世、为正义、为真理、为艺术、为爱情、为宣泄、为嫌怨、为兴趣、为玩世、为虚荣、为社会、为人生、为自我、为金钱、为心灵慰藉、为红颜一笑、为一鸣惊人……要把它们研究个一清二楚，几乎是不可能的。写作的品类有多么纷繁，写作的动机就有多么复杂。有时，作者说的不是他做的，做的却又不是他说的，这并非他存心用宣言欺世，而是他也未必真正明白他的动力。譬如，他说他要补天，看的人却说他在掘墓，你说他的动力究竟是什么？有时，他好像知道他为什么而写作了，其实他知道的只是多重动因中的一个动因，甚至是表层的动因。譬如，他说他的诗是专为他的情人而作的，却沟通并且打动了千万男女，被认为抒发了时代的情绪，你说他的动因是什么？
我想，为时代、为人类、为社会、为正义而写作确实存在着，为真理、为大众、为人生、为艺术而写作也确实存在着，它们是浩浩主流，不然，一部文学史也就不会如此地波澜壮阔，奔腾激荡了。事情的复杂性在于：为自己与为他人、为心灵与为外物、为自我与为世界、为形而上与为形而下，常常被非此即彼地对立起来，使问题纠缠不清，莫衷一是。其实，绝对的为自我或为心灵是不能成立的，否则何必还要写还要发表？但是，文学又是绝对离不开为自我和为心灵的，否则谁来写和写谁的体验？可见，这个问题的根子还在作家主体身上。
现在，我更想探究的还是今天作家主体的心灵矛盾。我感到，如今蚕食创作生机和危害作家身心健康的弊端主要有两个，一是为金钱的写作，一是为角色意识、职业意识所遏制的写作。也许因为进入商品社会的缘故，金钱的身价百倍，为金钱的问题也变得十分突出。作家要生存，要吃饭，就不能不考虑金钱，获取金钱，这没什么不光彩的。但是，金钱作为一般等价物，却无法将恢诡奇妙的精神劳作凝结其中，也无法公平估定特殊的个性和创造性的价值，相反，它为了统一它的市场尺码，不得不无声地消蚀着个性和创造性，尽可能将其纳入市场的价值规律，使之物化。于是，真正的作家一生都难以回避与金钱搏斗，都在生存与创造的悖论中争夺空间。为了生活，他必须记住金钱；为了进入创造灵境，他又必须遗忘金钱。
曾有人断言，伟大的作家决不会为钱而写作的，我以为此话未免过于绝对。事实是，不少大作家，如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为生计所苦，为债务所困，为出版商所逼，曾不得不发疯似的写作。可贵的是，他们确实是被钱驱上了紧张写作的轨道，但一进入创作，他们就情不自禁地拐入另一条轨道--为人生、为艺术、为心灵而燃烧的轨道。因为他们终究是真正的、伟大的作家。为钱是外力，为人生、为艺术是内力，是实质。其实，当时被钱驱上写作轨道的写作者何限于他们呢，人多得很，但大多数都在这轨道上散了架，被压垮了。所以，值得警惕的倒是，当金钱紧紧扼制了某个作家的注意力，成了他的内力和一个个追逐目标时，这个作家的主体便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吞噬，直到个性和灵智的消泯，其人堕入平庸的匠人行列。一个时期文学的想象力、创造力明显下降，同调产品像换季服装似的轮番上市，就很可能是金钱捆绑文学翅膀的时刻。一个时期的文学主义林立，新口号迭起，而创作方法却又始终十分单调的时候，也很可能是金钱大面积削平创造活力的时候。这几乎是没办法的事。无论在政治捉弄文学的年代，还是金钱重压文学的今天，好作品总是极有限的。但对今天的文学来说，金钱并非只有负效应，倘若一个作家面对金钱的压力，敢于张扬道德理想和展示文化批判的锋芒，他的作品就能获得奇特而宝贵的价值。反抗物化与发现人，永远是当代创作的永恒价值所在。
另一种危害也不可低估，它隐藏在不少作家的心底，不便明说，却暗中抑制着心灵的自由。这就是怕被人遗忘，要竭力证明自己，为扑灭、改善、提高某种舆论而拼命写作的心态。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会有此隐忧。作家是一种称号，并不是一种终身制的头衔、身份、职位，更不是护照。当作家富有灵感和创造力时，他是作家，当他丧失了灵感和创造力时，他实质上就不再是作家了，作家之称不过是他曾经拥有过创造力的证明。作家职业化造成的最大错觉是，一个人一旦被人称为作家，就以为自己天然具备终身写作的才能，似乎任何时候都可以像工程师、数学家、八级钳工们一样以专家的姿态出现。这其实苦坏了许多作家，他们必须保持一定的创作数量，哪怕重复自己也要保住牌子，有时不得不做样子给人看，有时一面写作，一面揣度评论家会怎么看，评委会怎么看，不但累极，下笔也不自由。比较而言，即使为爱情、为报复、为发泄而写作者，虽未免褊狭，却因投注的爱憎格外强烈，倒有可能产生某种尖刻的魅力，而仅为维护职业形象和适应外在意志的写作，往往连这点魅力也不可能产生。这还不足以令人感叹吗？社会分工过细和职业角色的固定化，是异化的重要因素，某些作家之所以不断膨胀着字数的体积，却提供不出任何新鲜东西，盖因于此。作家的称号其实是个残酷的称号，它永远与自我否定联系着，它不容你有片刻的固守和休息，表面上四周宁静而温馨，没有鞭子驱赶你，但是，你若不能吐故纳新，不能扩张视野，不能有所发现，不能焕发新机，你就会感到极大的不自由，只能靠虚假的动力支撑。
创作活动的本质是什么？是自由。由于创作主体的复杂性和时代生活的丰繁性，作家与现实的对应关系势必千差万别，但不管写作的动机有多少种，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仍在于心灵自由的幅度。仅为金钱的写作和仅为维护职业形象的写作之所以使作家沦入平庸，就因为离自由日渐遥远了；而自由的获得，则永远离不开反抗物化与更新主体、不断发现时代与发现自己。灵感与浮躁无缘，急于证明自己于状态有碍，好的作品总是放松与紧张的产物--放松乃非功利境界，紧张是不可抑制，一吐为快的冲动。在为什么而写的问题上，自古至今断难整齐划一，但自古至今所有成功的、优秀的、伟大的作品，没有一件不是创作心灵自由的产物。
一九九五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