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马背英雄踏中原，满清盛衰日渐斜4
胡人依旧胡人毒，扬州十日血气溢——预言扬州十日屠城
云盖中秋迷去路，胡人依旧胡人毒。
宝剑重磨又重磨，抄家灭族可奈何。
——《烧饼歌》
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有一座环境优美的纪念馆。馆内银杏树参天，四季花木怡人，如织的游人汇聚于此，只为凭吊一代英雄史可法，然而此处并无英雄的尸骨，只是英雄的一个“衣冠冢”而已。
史可法，是陪着崇祯皇帝一路走来的。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二十七岁的史可法参加殿试，中了进士，一跃成为天子门生。与此同时，崇祯帝除魏忠贤的举动，也令自己的恩师左光斗沉冤得雪。于是，在忠君爱国的思想之外，史可法对于崇祯帝还夹杂着一种感恩图报的深情。在崇祯一朝从政的十七年间，史可法一直是“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因而他竭尽所能地报效朝堂。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称王、崇祯帝于煤山自缢，史可法还没来得及赶去勤王，北京城就已经落入了吴三桂引来的清兵手中，他“宝剑重磨又重磨”，毅然走上了抗清复明的道路。北京的明朝政府被推翻后，陪都南京的文武大臣立福王为新君，是为南明政府，图谋复明。在南明的弘光朝中，史可法没能占据在利的政治位置，结果被马士英、阮大钺等朝臣排挤出朝廷，于是他自动请求督师江北，镇守淮、扬两地。
为守住南明朝廷的所在地南京，自弘光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开始，史可法便乘着清兵主力对付李自成部的机会，着手建立以长江以北的重镇扬州为中心的防御。然而，南明朝廷不仅没有采纳史可法乘机北伐的建议，反而只是忙于内讧火并、争权夺利，把希望寄托于向清廷求和。
清人虽对中原文化不甚了解，但在权力的问题上，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卧榻之侧，不容他人安睡”的道理，南明划江而治的请求，清廷自然不会答应。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正月，清定国大将军多铎率军攻克潼关后，奉摄政王多尔衮之命转兵东南，兵锋直指南明朝廷。
清兵渡过长江之后，迅速向南推进，直至扬州城下。守将逃亡，扬州变成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史可法闻之，飞驰赶往扬州，发布文告，巩固城防，亲率一万多名官兵抵御十万清兵。与北京保卫战时的于谦如出一辙，然而此时的南明早已不是彼时的大明了，甚至连一支前来支援的军队都没有。满清的豫亲王多铎乘机诱降，史可法严词坚拒，并写了绝笔书分别与母亲、岳母、妻子诀别，以示殉国的决心。
多铎见劝降不成，便开始攻城。那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多铎不惜一切代价，命清军由四面向城中发炮，屡毁城墙。史可法督军民以草袋盛土填障，修补城墙，多次击退清军的进攻。血战七昼夜后，满清士兵的生命与鲜血染红了扬州城的城墙，孤立无援的史可法自知守城无望，便决定引刀自刎，被众将拦住，自杀未成，最终还是被俘了。
于是，英雄在这一刻以最壮烈的方式迎来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多铎再次劝降，史可法面无惧色，表示：“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临死前，他仍心系扬州百姓，请求保全这些无辜的生命，然后从容就死，时年44岁。英雄的力量鼓舞了扬州军民，他们奋起抵抗，与清兵展开巷战，双方损失惨重。
史可法与扬州百姓的抵抗，激怒了多铎。占领扬州城后，多铎下令屠城“十日不封刀”，在清军纵兵屠杀了全城数十万人之后，繁华都市顿成废墟，史称“扬州十日”。 据《扬州十日记》记载，屠城时“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扬州城几十万平民的生命，化作累累白骨，“抄家灭族可奈何”。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而史可法的尸体已经难以寻觅，他和自己誓死守卫的扬州城以及百姓们融在了一起，隔年，史德威将其衣冠葬于扬州城天甯门外梅花岭。
在清军挥师南下征服汉族的过程中，不仅是在扬州，大同、湘潭、汾城、广州等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屠戮，大清王朝自开国之时就已经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正如柏杨先生所说，任何一个王朝的开国都是一部武力征服的血腥历史，任何一个王朝都是建立在森森白骨之上的。而由那些被汉族称之为异族的“羌胡”之民，建立的王朝更是如此。在中国历史上，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一统天下的朝代只有元朝与清朝。这些北来的征服者们，每征服一处，总会留下无数无辜人民的白骨。
13世纪，蒙古大军的铁蹄在亚洲纵横驰骋时，不论是对待汉族，还是对待其他民族，烧杀抢掠的变相屠城对他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为了逼敌人投降，蒙古军会以屠城胁迫，不投降的，一旦城破则必进行大肆屠戮。即便是投降的城池，有时也难逃屠城的厄运。
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在望风而降后依然遭到蒙古人屠城的大城市就不下五十座，小村庄更不计其数。成吉思汗甚至提出将汉人之地夷为草原牧场，幸亏大臣耶律楚材一番巧言化解，才让汉族化险为夷。
满洲军无疑也秉承了蒙古大军的“杀戮”本性，面对无辜的居民，一次次举起带血的屠刀。新入中原的清军一路杀来，无论是农民军还是南明军，一概杀之，毫不怜惜，从不手软，果真如刘伯温预言的那样：“胡人依旧胡人毒”。
有人将之视为民族冲突，范文澜先生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历史上的战争和大屠杀多为民族斗争，在这段时期内，“残酷斗争是一方面，但还有民族融合的一面，斗争与融合同时并进，斗争完了的时候也就是融合完成了，汉族因增添了新鲜血液而进—步发展。”从远古传说的炎黄之战和黄帝与九黎蚩尤之战，一直到满洲入主中国，几乎无例外地说明民族斗争是民族融合的必然过程。
然而，这样的融合未免过于残忍，毕竟，无论屠杀最终在大历史层面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最无辜、受伤害最大的始终是广大的百姓，而且在皇帝掌握生杀大权的中国古代社会，能像史可法一样，在最危难的时刻仍惦念着百姓性命的，实在凤毛麟角。
争议纪：
屠城的目的
首先，屠城是一种野蛮的心理发泄。人潜意识中都希望一切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一旦受到阻拦，难免要心生恼怒，怒而成愤，这是人性。其次，以战养战，补充补给和提高士气。通过屠城抢掠，将居民财物据为己有，从而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同时，通过屠戮毫无反抗能力的居民获得暂时的心理安慰，从而保持旺盛的斗志。此外，屠城还能起到一种威慑作用，给向来将少数民族称为“南蛮、北狄、东夷、西羌”的汉族人，一个下马威，让他们在这种威慑之下乖乖就范，匍匐于自己脚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