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认为这有什么可犹疑的，因为他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再不行再不行，还可以冋老家去。他是四川达县山区农民的儿子。哥哥在山区开车十五年。小杜早就叫他贷款自己买车，老根据地年年有贷款为什么不用？哥哥不干，说风险太大。今年哥哥到底让小杜说通了，买车了。
哥哥有了机会都不敢用。小杜要跑到广州开发去找机会。户口和档案全都扔在兰州了。除了小杜自身，什么附属物也没有。倒也松快，万一在广州不行，还可以走。
杜中军在开发区智能产业总公司的对策研究部，不用装大人。这里恰恰喜欢用年轻人开创年轻的事业。我们总经理郭晓东的设想是第一流的。小杜说他要在这里锻炼一下，再长大一点。
杜中军鼻子一皱，又笑得脖子节节拔高。身上没有任何附加物的人才能笑得这么松快。没有级别和官衔，没有户口和档案。
只有他自身。
我们说了几十年马克思的话：人的根本是人本身。但是多少马克思主义者看重的是职位、关系、权力。档案身价百倍，而人本身反被忽略。然而档案能反映一个人的创造能力和工作潜力吗？档案能反映人的道义、良心和节操吗？档案能反映人的真正精彩之处和卑污之处吗？档案记载的东西，是对了解今天这个人的开拓能力没有多少用的但对窥探隐私或寻找把柄或可提供一些灵感。如果评价一个人不是看他有六点五七条缺点或五点三八条优？点，而是只看他的实绩，那么那种给学生作品德评语似的档案，那种家长说孩子是乖还是不乖的档案，就不会大于人本身了。你今天能胜任这份工作，你就来干。你明天不能胜任了，你就另谋生路。一切看你今天的所为，而不是扎进你的档案袋里去考证，去考古。
单位要调进一个人，不是先看人，而是先查看此人的档案。难道档案比人本身更能反映人本身？老百姓怕档案，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有些什么，不知道档案里的自己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会叫自己吓一跳的。档案像影不部队一样跟随着每一个人。但是人自己却看不到自己的影子，不知道自己的影子和自己是不是相距甚远。人不能知道自己的档案，而档案却可以制约人。大活人被死档案制约。
如果不要裆案了呢？
不要了，也就不要了。杜中军扔下档案至今，身体各器官并没有什么异常感觉。人们几十年来惯于被档案袋束缚，却又以为无它不可，没有它就没有了根基，没有了依托。然而，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的新衣尽可以迷惑满城的人，却被孩子率真的眼睛一下看破。杜中军用他那率真的孩子般的大眼睛，一下就看到档案袋原来不过是只纸口袋。
当人本身被忽略的时候，就不必指责忽略了档案的小杜了。或许，第二种忽略正是对第一种忽略的冲击。
重要的是你想干什么
如果大家都在自己给自己圈定的国情里乖巧地安分着，那么国家便安分得如同不存在，那么别国便可以安分地无视这个国家。
赵金生一笑，眼睛没了，嘴越发地瘪进白乎乎的脸蛋里，像一只还没捏拢、开着口子的汤团。
他的思想，也是由着他自己捏似的。他1985年大学毕业，到1986年初就起草一个关于在兰州建开发区的方案。没有人叫他搞。他自己更清楚目前不可能在兰州搞。只是想剌激一下某些人。就是要刺激刺激他们！机关派他到企业了解情况，企业说：你们派这么个小通讯员来干什么？你们处里没有人就算年轻人不算人？机关呢，叫他不要讲什么理论探讨，只讲与上级任务有关的。你就谈谈有用的。除了上级的指示，
其他都是没有用的？可是上级一来个指示，各部门都围绕着千，几方面的人马都去找那几家企业，压得企业的负担好重！本想在大西北干一番事业的。现在呢？赵金生突然想起那些古装武打片。打到最后，往往出来一个白胡子老人把所有的对手都打倒。年老的人在年老的国家是资本；年老的国家爱年老的人。赵金生要找一块年轻的上地。
正好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来了一个人。开发区在珠江边上，1984年底才奠基兴建，到1987年中不过两岁半。这次来兰州的是一个不年轻的年轻人——
智总的总经理郭晓东。年纪不轻，思想年轻。
老郭：你们那儿的承包怎么样？
小赵：假的。因为不彻底。
老郭：不想待这儿了？
小赵：想去深圳。可这边不放，那边不要辞职的。我想去你们那里。我学的是政治经济学，是理论，可我一直希望办实业。你们智总可以办企业吗？
老郭：我们除国家明文规定不能做的，都可以做。就像球队抢球，可以合理冲撞，可以被罚球，只要别被罚下场。我们提供场地，球得靠大家自己去抢。
小赵：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痛快的谈话。我要跟您去干一番事业。
老郭：你成家了吗？
小赵：刚刚结婚。
老郭：想家怎么办？
小赵：干事业，还顾得上家？
老郭：那你单位不放怎么办？
小赵：辞职么！
老郭：我就喜欢辞职的。敢于辞职的，往往是真想千一番事业的。
小赵：我去了你们智总先什么？
老郭：你想什么？
小赵愣了。从来只冇叫他按上级指示办事，叫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你想干什么？从来没有人对他说，年轻人也可以自己设想自己的工作，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未来。他就是想自己安排自己，才要投奔到广州开发区的。但是，他毕竟惯了，习惯于问人家怎么安排自己，习惯于让人管着。他比起眼前这个老郭，已经老化了。
有人劝小赵，说老郭这人倒是够开拓的，不过这种人在中国长不了。什么长不了？一个人，一个民族，怎样才长得？是一成不变艮得了，还是日新月异地顺应社会发展规律长得了？如果大家都在自己给自己圈定的国情里乖巧地安分着，那么国家便安分得如同不存在，那么别国便可以安分地无视这个国家。
乖巧地安分着，乖巧上十年，安分地当个处长，多好，何必去广州？有人劝小赵。叫我现在当处长我都不干！小赵说，我觉得最难受的就是叫我当处长！自己的想法、能力都施展不开！
小赵的请调报告很快被退了回来，国家花多少钱把你们培养出来，你们年轻人实在不像话，这儿联系，那儿联系的，狂妄得很呐！你要真是块宝玉，在这儿也能放光。你联系的广州那边，要是个皮包公司怎么办？你等着找倒霉吧！你哪儿也左不了。回去好好想想，写一份深刻的检查！
小赵一手接过请调报告，一手递上4分已经准备好的辞职报告。请调不成，辞了：有错才写检查，我没错！如果辞职也不准，那这份辞职报告我也不要了，你们当包袱背着吧！还能拿死东西管活人？这些死东西你们留着吧！我今天就走！晚上就上火车！
三纸箱书、一个铺盖卷和一个赵金生，告别了兰州。父母亲友担忧他丢下户口、档案，工龄没以后怎么长工资？老广没有退休金怎么过？小赵笑得像个没捏拢的汤团：不就两年工龄吗？不要了，当作学费。如果我现在四十二岁，那我可能就会把工龄和退休金看得重了。我才二十四岁，不是考虑走不走的问题，是考虑走了以后怎么好好干的问题。
真的，一到广州开发区，他有一种陌生人闯入别人家里的冷落感。在兰州，办公室里来个外人，大家和他喝茶聊天。在智总的对策研究部，闻慧勇、沈奎他们各忙各的，缺乏他在兰州习惯了的人情味。真的，他才二卜四也习惯了，习惯了那没事猛聊的习惯。他以为他是看不惯这一切才走的。可真到了没有这一切的地方，他又觉得空气稀薄、呼吸困难，很难适应。可怕！他才二十四岁，如果他是四十二岁，他怕是不可能有勇气离开他呼吸惯了的空气的。
闲下来，晚上，小闻、小沈他们和他聊，一句话一个新观念似的，一下把小赵的魂给勾去了。赵金生本来以为南方经济发达，北方文化发达。现在想想，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掩盖了文化的发展。北方经济的落后，突出了文化的发达。魏晋时期的动荡不安，带来了清谈风。北方人很多都在等待十三大，一切等十三大有了精神再说。一切都在等！北方惯于等待，理所当然当仁不让理直气壮地等待。南方可不管十三大怎么开，忙着做生意赚钱要紧，傻子才等！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生产力的发展不可逆转了。
半个月后，赵金生自己对智总的发展写了一份建议。敦晓东在建议的空白处写道：赵金生刚来不久，就对智总的发展进行了思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楚我们提倡的智总精神。建议展开讨论。
讨论完了，把《智总的发展和管理》作为课题交沈奎和赵金生研讨。
小赵在兰州看惯了向XXX汇报、建议XXX对此事慎重处理等等。在这里，是用自己的舌头说话，用自己的脑子想出事情来十，自己为自己也为单位求生存拓路子。小赵到开发区才一个半月，他看到几个年轻人就能办起公司，真着急怎么跟这样的人竞争，怎么不被淘汰。他的愿望就是自己办实业。在兰州都是因为年轻，资格审查通不过。在这里，不讲资格审查，只讲能力竞争。他天天晚上读到午夜一点，早晚得进入企业家的角色。郭晓东说不要你端茶倒水，只要你一出成绩。当然要干。日耵办起实业，还要背靠国家往外打。可惜托运的那三纸箱书到现在还没到。外语书都在箱里呢！
同学现在都羡慕他了。其实我也没什么本事，就是胆子大。他笑得眼睛都没了，嘴一瘪，像只还没捏拢的、开着口子的汤圆。
是自救的时候了
新的价值标准还没有建立之前，逻辑推理就站不住，逻辑的力量就值得怀疑。
沈奎，二十六岁，眼神的幽深处闪烁着灵气，使他的眼睛多层次而很具立体感。和他在一起，旁人的眼睛都成了平面体。
我认识他的时候，12月2日的（中国青年报》刚刚发了一篇报道，为三十八名留学生回国后学不能致用呼救。报道反响强烈。沈奎自有看法：
现在不是呼救的时候，是自救的时候。都呼救，我们惟一的出路就是等待！等待中国人变成现代人。这种精神状态也应该抨击！面对新的问题，应该用新的思维方式。现在老提新一代的企业家，但是中国最缺乏的是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企业家。
什么时代培养什么兴趣。沈奎高中毕业时，三中全会开过了，大气候很解放，所以他对经济发生了兴趣，报考了中山大学经济系。他们八〇级的同学会探讨中国封建制度为什么长期延续，个别利益的独立存在产生商品交换的必要，我国深层的财产关系可能发生什么变化……不想寻找结论，只求碰撞思想。
刚刚从十几年不让读书的年代走过来，南方的教育水平不太髙。老师鼓励学生博览群书，不要拘泥于课堂知识。老师的讲课是离散性的，学生的思维也是离散性的。沈奎读经济系的同时，到生物系听了一个月的课，生物是高技术的重要领域么。又去哲学系听西方哲学史，到中文系听小说创作课。听科学学，探讨灵感与科学思维的关系。听人类学史，第一堂课老师就写了几黑板的书目，一百来本，叫学生找来读。
沈奎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又去北京的一所大学听课，感受了南北教育的反差。这里的老师在课堂上每讲一句，差不多都要复述一遍——为了让学生能够用笔实录下来。沈奎禁不住目测老师的讲稿。天！讲稿纸都黄了。老师的那本参考书也是旧的，60年代出的！可学生们还在实录那真理般的声音。一个字没听清，就有学生要求老师再讲一次。老师很虔诚地把学生没听清的文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书写在黑板上。学生生活在老师的影子里，老师则化在真理的身体里，学校混同在工厂的模式里，成批生产统一规格的思维。
不，新的价值标准还没有建立之前，逻辑推理就站不住。逻辑的力量就值得怀疑。沈奎要去经济发展的地方寻求理论的发展。1987年3月经人介绍认识了郭晓东。小沈问智总今后怎么发展。老郭说靠你们去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