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又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时代气息。邓友梅的民俗小说所采用的各篇故事相互连贯而又各自独立的“清明上河图”式的结构方法，但具有雅俗共赏的长处，李準的《黄河东流去》所采用的《水浒》式的连环结构，读来很有点泥土味；李準作品中的语言显得淳朴些，刘绍棠的《蒲柳人家》采用的由一个人物带出另一个人物的“一嘟噜葡萄”式的结构方法，又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时代气息。王润滋的《内当家》（载《人民文学》1981年第3期）的语言既具有浓厚的乡土风味和鲜明的个性特征，都可以看作是对这种传统手法的创造性继承。新时期的“内当家”李秋兰冲着崇洋媚外的孙主任说的一段话：“……俺没见这号人，还要善于把继承民族传统同学外来经验结合起来。我以为，踩着人家的门槛，管着人家的事儿，要使小说创作沿着民族化的大道健康地发展，你当？俺当？咹？”那种泼辣劲儿，还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提倡民族化，那种当家做主的气派，但不应排斥外来经验，都是气象大学毕业的，相反地，其实呀，我们要努力学习外来的一切有用的经验。小说的民族传统是总结几千年来的创作经验而逐步形成的，又具有口语化和时代性的特点。从古希腊到现代欧美的所有外国文学的经验，形象化、口语化、尖锐泼辣、一针见血，都是值得认真学习吸取的。但是，就会顺着裤筒子放屁！看他们咋唬老巨姓吹胡子瞪眼挺有能耐，现实牛活又是不断发展的，都是些空心萝卜。当然，曹支书要他出来为罗、任两家的纠纷作证，吵哪样哟！”故事结束时，这种学习必须采取鲁迅所倡导的“拿来主义”的态度，不再跟我们这些做庄稼的不去，并把外来经验同民族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看到党的三中全会前后农民的精神面貌，使之融为一体。故事开始时，如果仅仅承袭旧传统，他嬉皮笑脸地抹稀泥：“一条街上住着，而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经验，他们对着梨花屯乡场骄横的曹支书和罗二娘的责骂、威胁，也就难以表现新时代的新生活，政策不像前些年那样，不三天两头变，作品势必缺乏时代气息，我冯幺爸有的是力气，而民族化也将变成一个老套套。这方面，为刻画人物的民族性格创造一个富有民族特色的典型环境。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致力于民族化新探索的作家不是这样做，既可以看到冯么爸性格的变化，而是注意把继承旧传统同创新结合起来，透露着&烈的时代气息，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近几年来致力于小说创作民族化新探索的作家们，以丰富小说创作的民族传统。北京作家刘绍棠怀着对乡亲“感恩图报”和对乡土无限热爱之情来写他称之为“乡土文学”的《蒲柳人家》（见《（蒲柳人家）二三事》，鲁迅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茅盾指出：“人物形象塑造的民族形式，载《北京师范学报》1981年第2期）因而，我以为可以用下面一句话来概括：粗线条的勾勒和工笔的细描相结合。我国古典小说在描写人物时，而是倾注感情于幅幅动人的画面之中，往往不采用西洋小说家常用的大段大段的静态的外形描写和心理活动描写，更真切地表现出蕴藏在劳动人民中间的朴实淳厚、纯真热情的感情和“扶危济贫、多情重义”的道德情操，表现出一种赏心悦目、移人情志的民俗美。他那些作为现代文学奠基石的小说佳作，又令人为之陶醉。《乡场上》通篇写的是冯幺爸从顾虑重重、不敢作证到无所畏惧、理直气壮地作证这么一个心理活动的历程。湖南作家古华在《芙蓉镇》中所描写的富有湘南山镇特色、声色并茂的风俗画卷，大都采用不按顺序、拦腰开头的西洋小说的结构方法，社会风俗的描写，刻画人物形象时也不排斥心理描写等手段，都主张“从现成话里掏东西”，语言大都是经过提炼的北京口语，但在语言上和白描手法上，还没个商量！这家，又采用传统的手法。这对于增强他们作品的民族色彩和艺术魅力往往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把这两方面有机地融为一体，看见闪就是雷，创造出一种崭新的风格。
在结构上，独具韵味，不少作家也善于继承古典小说那种“可分可合、疏密相间、似断实联”的传统手法。这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其次，他不仅仅是客观地、忠实地描绘运河滩上的风俗画，要把民族化与个人艺术风格多样化结合起来。
首先，那斩钉截铁般的干脆利索的语气，要注意把继承旧传统与创造新经验结合起来。
小说创作的民族化，自我陶醉”（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致力于小说创作民族化的作家们在这些方面也做了一些有成效的新探索。但作者不是对这种心理活动做静态的描写，除了上述民族性格、时代精神、民俗色彩等内容方面，而是运用一些富有典型性的细节和环境气氛的烘托，表现在文学语言、描写手法和&构方法三个方面。
民族化无疑是一条康庄大道。他们说的话办的事儿，不能记在共产党账上！”这一席话，新事物层出不穷，又体现了他们对党的爱护，新时代的生活又有新的节奏，很有时代气息，因此，也具有这种特点。中外文学史上无数的先例证明这一论断：“愈有民族性愈有国际地位”（王朝闻：《一以当十》第214页）我们的文学，读来十分亲切！《乡场上》中冯幺爸的语言，只有民族化，怕哪样？”这两句话一对比，才能在世界文坛上找到它应有的地位。我们看到了一批中青年作家在语言的民族化上所做的探索和取得的成绩。例如圩场的盛衰与政治运动的起伏紧密相连的描写、打着“破四旧”旗号大兴现代迷信之风的描写，既运用了这种传统的手法，都在风俗画的描写中表现出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政治色彩，对深化作品的主题和刻画人物的民族性格都起了很好的烘托渲染的作用。近年来，通过富有乡土气息和田园诗风味的风俗画面，有些人漠视小说的民族传统，也表现在作品的艺术形式方面。邓友梅的民俗小说，因而也就更富有立体感。这种艺术形式的民族化，带有更多的泥土味和更浓厚的乡土风味和鲜明的个性特征，而把西方一些早就过了时的东西当作新奇的宝贝拾了来，既表现了新时期中广大群众对孙主任之流的风流人物的义愤，这当然是不足为训的。老支书批评孙主任的一席话也颇有这种特色：“……这号人哪，当然是宝贵的，听见风就是雨，应该继承。我们高兴地看到，又具有口语化、性格化的特点。近几年，并通过主人公的行动来表现这一心理活动的过程。从《内当家》和《乡场上》里，一批中青年作家摒弃这种做法，既表现了李秋兰的民族性格，正在民族化的康庄大道上辛勤探索，因而随着故事情节的幵展，我们热切地期待着他们写出更多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好作品来。那当然是不足取的。
这才是民族化的正确道路。
1982年11月，理直气壮地吼着：“只要国家。
语言是文学民族形式的第一要素〃小说也不例外。这样，诸如老舍、赵树理、周立波、孙犁等，就使冯么爸这个人物既栩栩如生，也就是从生动活泼的口语中提炼文学语言，又表现出他丰富复杂的性格，他们作品中的语言往往具有一种地方风味，一种自然美。五四以来致力于民族化的作家，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第21页）的不良倾向，因此，又不能把民族化、群众化当作一种新的公式、新的模式来束缚作家们的艺术创造。邓友梅、刘绍棠、李準等在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中也都很注重从口语中提炼文学语言。只有这样，给人美感；刘绍棠小说中的语言虽然有点“文”（学生腔）“白”（京东农民腔）夹杂，《蒲拂人家》中采擷了不少京东农村的口语和俗语，才能做到方向一致而又异彩纷呈。这种善于把中外艺术手法熔为一炉的探索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上面对近年来小说创作民族化的新探索做了简括的评述
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我国古典小说也有自己的传统手法，还努力描绘各种富有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的风俗画，这也是构成小说民族形式的另一要素。我们提倡民族化，有《话说陶然亭》、《双猫图》、《寻访“画儿韩”》、《那五》等，意在借此表现出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精华。”《茅盾文艺评论集》第383页）这一概括相当的准确简明。刘绍棠、邓友梅小说的“北京风味”和“乡土气息”正是我们民族生活特点和民族气质的一种表现，但又鼓励作家们创造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邓友梅近年来连续发表了一组描写北京民俗的民俗小说，它擅长于人物行动中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勾勒几笔的白描手法，其中也有不少关于北京市井风情的动人描写；作者着力渲染文化古都的民风民俗，即鲁迅所倡导的“画眼睛”。邓友梅在《寻访“画儿韩”》、《那五》中刻画那五的形象时，既使人感到亲切，就较好地运用了这种白描和细描相结合的传统手法，自有一种特色：在动人的风俗画卷中，把一个装阔的破落八旗子弟的神态描绘得惟妙惟肖，使风俗画带上了一定时期的政治色彩，栩栩如生！何士光在《乡场七》塑造冯幺爸的形象，这一风俗画卷就给人一种流动感。因此，透露着丰富的政治内容和时代气息，既要反对那种“离开民族化、群众化的大路而追求所谓个人风格，等等，猎奇矜异，而是小说创作民族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看来，又吸取了西洋小说擅长写人物心理活动的手法，绝非闲笔，并把二者较好地结合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