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到继承了宋元话本小说的艺术形式并加以变革改造的“民俗小说”，影响最大的当然要首推邓友梅的“京味小说”和冯壤才的“津味小说”了。这类小说，在美学情趣上以“清明上河图式”的美学情趣为其追求目标，在艺术形式上则注意表现这一美学情趣的宋元话本，可谓彻里彻外的民族化。但是，它们不仅是继承，也不是泥古，而是继承中有新的创造；它们不仅在“清明上河图”的美学追求中融入当代的审美意识，即使在小说的艺术形式上也是在继承宋元话本之中杂以各种当代小说的技法，以及吸取西洋小说的不少新的写法的。只要细细品味邓友梅的《那五》、《烟壶》、《话说陶然亭》、《双猫图》、《寻访“画儿韩”》和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等篇什，大致就可以把握住这一特点，体味到新民俗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审美特征。这种小说，无论是京味的，还是津味的，共同特点是：都很注意情节的丰富性和传奇性；注意风俗人情的描写以渲染气氛；注意从风俗描写中开掘某种文化心理的积淀；注意人物描写的工笔细描与写意传神相结合，外部行动带有某种传奇性的描写与内部心理活动描写相结合；注意用传统的说话人(或说书人)的叙述方法讲述故事；注意作品的通俗性和可读性，追求一种雅俗共赏的境界。唯其如此，这些作品发表后在各种层次的读者中反响才如此强烈。除了邓友梅、冯骥才的一些作品外，刘绍棠一直在作理论鼓吹并付诸艺术实践的“乡土文学”也是走的继承宋元话本这一创作路数，其中优秀的篇什如《蒲柳人家》等也同样具有上述的审美特征。石言的一些优秀作品，继《柳堡的故事》之后写出的《漆黑的羽毛》、《秋雪湖之恋》、《魂归何处》等篇章，虽然并未标明属何类作品，在艺术形式上也不做明显的刻意的仿造，其实最能体现宋元话本的神韵，最能表现采取中有所删除和增益，继承中有所变革和创造这一特点。
诗歌创作中，在新诗潮不断崛起面前，仍然有不少诗人（以中老年诗人居多，也有一些青年诗人）坚持走新诗民族化的道路，仍然注意从古典诗歌和优秀民歌中吸取艺术养料，仍然在探求和创造各种形式的现代格律诗。但是十年来这种探求的势头和成果却还不足以引起诗坛内外的注意。
戏剧文学创作中，荒诞川剧《潘金莲》的出现，似乎让人们看到一条在戏剧文学中尤其是戏剧文学中如何把继承与革新结合起来的道路，但对此人们多有非议，不过，这种探求的勇气是足以让人感到兴奋和开眼界的。
第二，对外来文学形式的吸收与融化。
一个民族的文学要发展，除了批判地继承自己民族的文学遗产外，离不了对外来文学经验的借鉴，当然，这种借鉴必须采取鲁迅所提倡的“拿来主义”的态度：占有和选择，吸取与融化。新时期文学之所以出现这种多样化的新局面，恐怕是受外来文学的影响和对外来文学的借鉴分不开的。由于开放政策的实行，二十世纪在世界上流行的各种流派，包括现代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像冲开闸门的流水一样漫了进来，冲击着新时期的文坛，促使其发生急剧的变化。尽管由于这种冲击而产生的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而由此产生的各种文学现象人们也不可能有一致的评价，但是，对这种文学现象却不应该采取视而不见和全盘否定的态度。
现代主义等文学流派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当然首先表现在文学观念的开拓、审美观念的变化、审视生活角度的改变和创作方法的多样化诸方面，但是，由此而产生的文学形式的演变也是一个主要的方面。文学形式的演变开始发展为某些表现手法，例如意识流、总体象征、怪诞变形等的吸取和逐步融化；近几年来，随着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髙粱》系列，王安忆的《小鲍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以及马原、扎西达娃在西藏高原实验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被称为“探索性”小说的出现，一些与新的美学观念、新的内容相适应的新的小说艺术形式也正在形成。
粗略地考察一些探索性小说的新的艺术形式，可以发现，它们形式上的“新”处主要表现在结构、手法和语言诸方面。
从结构上看，这种小说改变了以自然的时空顺序为依据的传统叙事形式，以淡化情节或反情节的面目出现，却受西方“结构现实主义”等文学流派的影响，极为重视小说的结构，创造了种种新的形式。早些年那种以作家的表现情绪来编织他们的生活见闻和生活感受，以意识流的手法来联结篇章，表现出浓厚抒情色彩的“心灵的结构”，或者说是“放射性结构”，这种结构形式我们在王蒙的《春之声》、《夜的眼》和谌容的《人到中年》中可以看到，现在似乎习以为常了；最近这几年，我们从王安忆的《小鲍庄》以及贾平凹的《商州初录》中看到一种把若干生活片段连缀起来，追求一种生活立体感的“板块结构”，还有从刘心武的《钟鼓楼》中看到的“橘瓣式”结构和柯云路的《夜与昼》中看到的类似于“板块结构”的被称为“散点透视式”的结构，这些结构形式，都力求使作品的时空跨度变短，增强其立体感；此外，我们在不少刻意创新的长篇小说中看到多线索立体交叉式的结构，也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这种种结构形式还不能说是完美的，但它们都留下了新的文学形式探索者创造的脚印。
在表现手法上，探索性小说的作者已不满足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而是不断吸取和运用种种以其新的审美观点以及作品新的内容相适应的新手法，除意识流、怪诞变形外，莫言小说中运用总体象征、追求感觉印象逼真的意象手法，刘索拉、徐星小说中某种戏剧的手法，马原、扎西达娃小说中的魔幻手法，还有李国文的《危楼纪事》这组短篇中看到的某些荒诞的手法，大都是同作品的内容相表里的新手法。
探索性小说的语言，大多富于跳跃性和隐喻性，有的还富于戏谑性和幽默感，并出现一种粗鄙化和陌生化的倾向，这都给人一种艺术新鲜感。但是，一些故作雕琢或故作玄妙的语言则是不可取的。
诗歌创作中的种种诗派，表现出更强的创新意识，吸取和运用了更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手法，但是，除了舒婷、北岛、顾城等为代表的“前崛起派”的朦胧诗征服了不少读者外，名为“后崛起派”的各种新的诗歌流派的作品，似乎还没有征服多少读者。因此，总结他们在新诗艺术形式上的新创造似乎还要等些时候。
第三，对各种艺术门类的借鉴以及各种文学样式的相互渗透和交融。
从宏观的角度考察新时期的文学，我们将发现，作家们的艺术视野正在扩大，艺术思维的空间也正在开阔起来。只要看看各种小说，就会发现它们受到音乐、绘画、戏剧、电影各种艺术门类的艺术渗透，从而在艺术表现上更加丰富多彩起来，这是考察新时期小说艺术形式的演变时应该注意到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写的是音乐学院一群学生的生活，处处可以看到音乐对小说的影响，充满一种音乐的氛围，这是不待言的。而像祖慰的长篇小说《冬春夏的复调》，采用巴赫复调音乐的结构形式，不啻是长篇小说结构形式上的一种创造，也是小说家借鉴音乐艺术的一种尝试。冯骥才是从绘画转向小说创作的，因此他的小说，相当多的地方显示出他揸长丹青的艺术长处，例如《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等篇什，表现出吸取绘画技艺的地方更加明显。李国文是学过戏剧创作的，因此他的作品相当多的地方吸取了戏剧艺术手法，《花园街五号》从结构到不少表现手法都是戏剧化的，《冬天里的春天》则相当成功地运用了电影中“蒙太奇”手法进行结构。应该说，小说家们这种借鉴各种艺术门类手法的尝试，不管成功的程度如何，由于它们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法，有利于小说艺术形式的发展，因而都应该受到肯定的鼓动。
从近些年来的创作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多种文学形式在艺术形式上的相互渗透和交融，并由此产生的一些“边缘文体”，这也是文学形式演变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小说的散文化、诗歌化和报告化，报告文学的小说化和全景化的长篇报告文学的出现，诗的散文化，还有纪实小说这种新的文学体裁的出现，散文诗的渐趋繁荣，都可以看做是各种文学形式上相互渗透和交融的结果。小说的散文化、诗化，以及诗的散文化，在艺术上有些什么长处和短处，值得认真地研究并作出估价，但是由小说与报告文学交融而产生的纪实小说（报告小说），由于出现了诸如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这类作品比较接近于小说）和张辛欣、桑晔的《北京人》（这类作品比较接近于报告文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表现出其独特的审美特征、不可替代的审美和认识作用以及较强的艺术生命力而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文体。因此，这种文学形式上的演变趋向由于它所具有的艺术生命力理所当然地特别受到重视。
三、对新时期文学形式演变的基本评价及其存在的问题
从上面所做的提纲式的简要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文学形式演变的各种趋向，都在不同程度上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首先，这种文学形式多方面的演变，促使新时期文学的多样化。设想一下，如果文学形式上还是原来那种单一化、模式化的话，多样化的局面怎能出现！其次，文学形式新的变化和新的文体创造，有利于更好地表现各种新的内容和新的审美观念，达到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的统一，避免了旧瓶装新酒。再次，就新文学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和历史连续性而言，文学形式新的演变和新的文体的创造，具有一种文学形式上艺术积累的意义，对于后代又是一种可以继承的美学遗产。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文学形式演变中若干存在的问题：首先，无论是对民族形式的继承和改造，抑或是对外来文学形式的吸取和融化，还有相当一部分只停留在承袭和模仿的阶段，改造和融化则很不够。其次，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对文学形式的态度是为了形式而形式，而忽视“形式如果不是表述其内容的形式就没有任何价值”（柏拉威尔语）这一规律，表现出一种脱离作品内容而单纯在形式上追新求奇的形式主义倾向。再次，对民族文学形式的继承同对外来文学形式的吸收这两种趋向还没有很好地融合起来。事实证明，这两种趋向是应该也是可能融合起来的，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青年作家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都是努力将这两种趋向融合起来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的。
1987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