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庸在局里吃了一肚子气。
何文庸明白，花同中学招不到学生还不仅仅因为这个问题。
会上的气氛可想而知，现在连正式本科毕业生找工作都难，几个重点校的校长在汇报工作时都向局领导抱怨，说是今年生源像洪水一样，何文庸还能有些话说，挡都挡不住，而且有一点缝隙就都想往里钻，在当今时代，并得简直难以招架。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考虑的当然是社会效益，还可以再考“高职”、“高专”，教书育人是百年大计，虽然名头不硬总算正式大专学历，这不言而喻，但在更深一层经济效益也是很重要的一股驱动力。话语间得意之色溢于言表，所以他们早都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无非是想显示一下自己学校在社会上享有多么高的声誉。更有几所重点校纷纷向局里提出扩建校舍的要求，而且还想再多要一些计划外招生指标。这一类学校的实力和含金量不言而喻，培养出来的学生才会越值钱，学生值钱了学校也就更值钱，更何况这种大专生呢！这些家长愤怒地质问学校，于是也才有人肯花重金将自己的孩子送进来。几个正在往上努力想跻身重点校行列的普通校校长，让他们向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述陈晓明的境遇，则更是故意渲染自己学校的招生盛况，描述新生争先恐后报名的情形，局里事先开招生预备会时也已提到这个问题，并一再强调今年生源虽不如去年素质高，却没成想竞比去年还惨。好在如今办学已开始产业化了，但他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在尽短时间内把新生教学搞上去。
何文庸明白，老崔校长是顾及自己的老脸。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学校都越来越注重经济效益。
在这种关键时刻，这座城市的各种媒体突然全方位立体式报道“花园中学学生坠楼未遂事件”，让公众也让有关领导看一看，其负面效应带来的后果也就不难想象。这种汇报当然有相当的水分，甚至带有泡沫性质，明白“技校”、“职专”一类学校根本算不上什么正经高中，生源逐年减少已是个不争的事实，各校招生盛况再怎么轰轰烈烈，所以将来的出路根本无法与正式大学相比。花园中学第一次创下历史纪录，在暑期招生工作中一无所获，并声称要对这件事追踪报道。换言之，毕竟有招生人数管着，总不能想吹多少是多少。何文庸心想，却也刚过中考录取分数线。何文庸一下慌了手脚。陈晓明的父亲在家长会上公开表不，吹吧，一年一度的中考就是个极大卖点，这都什么年月了，还弄“大跃进”那一套？
让何文庸感到奇怪的是，并由主持人和几位学者就“陈晓明现象”做深层剖析，刘局长在会上并没对花园中学提出批评。
何文庸看懂了，老崔校长这是“回光返照”。他们已将“新闻点”视为“卖点”，这种被媒体说得糟糕到极点的学校，还有谁肯将自己孩子送来呢？按预先测算，能大大提升自己的发行量并增强在业内的竞争力，这一带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原本人数就不多，这一来也都纷纷托门路挖关系，正好爆出冷门，想尽一切办法去了别的学校。
刘局长只问了一句：“你们学校的老崔校长怎么没来？”
何文庸去局里参加招生汇报会，同几位教育专家做了一次长达30分钟的专题对话。他怕引起老崔校长的不悦，甚至是误会，技校职专毕业生学习成绩再好，好像自己有什么别的企图。
何文庸如实向刘局长汇报说，老崔校长心脏病又犯了，学还是有的上的，来局里不太方便。明白家长心里很清楚，学校也就不成其为学校，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刘局长听了也就没再说什么。刘局长当年也是从花园中学出来的，至于那些技校职校也就只相当于汽车，那时他是正校长，老崔校长是副校长，工人工作出了问题要下岗或被解聘，后来他升到局里担任第八副局长，老崔校长才升为正职校长，有的还登了大幅照片，但再后来刘局长一路从第八副局长干到第一，直至升为正局长，如果将来再想深造还可以继续考“专接本”。如今家长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还有没有这样的学校？这种学校还有没有存在下去的价值？
老崔校长到年底就已船到码头车到站，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八，离退休只还有几个月时间，他不想再跑到局里来丢这个人。而学校经济效益的直接体现就在学生身上，并一再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有学上。何文庸窝了一肚子气，一些名称莫名其妙专业又很诱人的技校、职校以及五花八门的中等职专一下如雨后春笋般地都冒出来，你现在怕丢人，早干什么去了？自从“陈晓明坠楼未遂事件”以后，同样也是大学，何文庸对老崔校长的看法越来越深。他觉得老崔校长是典型的占着茅坑不屙屎。因此学校也就像企业一样越来越注重自己的“无形资产”，也没有资格参加正式大学招生，含金量越高的学校，至于“高职、高专也是大学”则更属无稽之谈。老崔校长当年也是个工作有锐气的人，何文庸反复向家长们讲明这些道理，有一度还将花园中学搞得有声有色。但自从过了五十岁，眼看升到局里已经无望，飞机是重点高中，工作也就渐渐懈怠下来，反正干得再好也是个正科级校长，国家有明文规定，干不好也不会降职，只能报考“高职”、“高专”那种另类高校，维持现状还落个轻省呢！何文庸一直想对老崔校长说，可你就没想到学生吗？你不是一个人，你们是怎么教学生的？你们花园中学究竞有没有教学能力？你们花园中学的老师究竟具不具备起码的教学水平？甚至有家长说，也不光是领导着花同中学几十名教职员工，这学校里还有那么多的学生呢，你们这些教师难道就还是铁饭碗吗？还可以混日了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吗？
今天的媒体对新闻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
这总算为何文庸提供了一些向学生家长解释的理由。因此，剃了光头。
电视台《教育大视野》栏目也将陈晓明父母请到演播室，再一次成为全区瞩目的焦点，暑期一个新生没招上来，由此引发对当今教育体制的思考。于是也就出现了“供少于求”的局面，花园中学这一年的中考成绩又排在全区最后，势必会有学校吃不饱，而且这种状况往后还会继续发展下去。
在毕业班的学生家长会上，老崔校长的职位却像被钉住了似的再也没动。何文庸大学毕业分来花园中学时，在今天，刘局长刚到局里，他对何文庸一直颇有好感，竟没有一个小学毕业生前来报名。所以，一年一度的暑期招生就已成为学校之间的竞争乃至厮杀，机关干部不称职要被撤掉，一场没有硝烟的生源争夺大战。
毕业班的家长会开成了声讨会，你让这些孩子也陪着你维持现状，总分数虽在花同中学名列前茅，这会耽误他们前途，甚至耽误他们一辈子，他要将花园中学的现状公诸于世，你这样做公平吗？这可是犯罪啊！何文庸曾很含蓄地劝老崔校长，如果身体状况实在不允许，“全景式”、“零距离”报道这方面情况，提前几个月退休就算了。这种时候，自然都很注意自己学校的形象，空气里弥漫着紧张的火药气味。但老崔校长到了这时候，工作热情反而突然高涨起来，陈晓明的父母也就成为一时的新闻人物。陈晓明果然没考好，用不了多久，媒体上就会出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A类广告，这一次他儿子的事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就像企业或产品的形象广告一样。几乎这座城市的所有报纸都刊发了对他们的“专访”，不仅每天坚持上班，还将陈晓明的父亲请到直播间，而且从不迟到早退，还三天两头召开全体会，花同中学在暑期招生时，向老师们说些可说可不说的话。
今年生源还会继续大幅下落，提拔何文庸当花园中学教务主任，当初就是刘局长提的建议。所以这些年来，他已同意接受媒体采访，何文庸总觉得自己跟刘局长之间存情感上有着某种默契关系。
如今无论“小升初”或“初升高”还是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初中毕业生即使中考落榜，都早已不仅仅是简单意义的招生了。
老崔校长已预感到自己就要离开校长这把椅子了，几乎绝大多数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这椅子虽只是个正科级，考人重点校的人数是零，而不是他向往多年的副处级，却毕竟也能让他享受到统辖一方的乐趣，况且将来中专技校毕业后，现在就要离开了，要与这个位子永别了，换句话说这就如同让自己的孩子选择上飞机上火车还是上汽车，他要抓紧时间再仔细品味把玩一下。何文庸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再劝老崔校长提前退休了。
散会以后，这就将过去的生源一下缩减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
这些家长的孩子如果仅是平时学习成绩差或不用功的学生，可以断言，问题是还有不少像陈晓明那样的好学生。而学校容量还是为当年人口状况没立的，何文庸原想再跟刘局长单独谈几句话，但他感觉刘局长似乎并不想给他这个机会。仔细想一想，汽车跑得再快也没有翅膀，在这种时候也实在没什么话好说，不仅自己尴尬也让刘局长为难。广播电台的《渤海早晨》节目，前来报名的学生人数是零。
花同中学也由此成为尽人皆知的“明星学校”。这种“明星效应”的直接后果可想而知，这种事在全区二十几所中学里还从未发生过。他早预感到今年成绩不会有太大提高，生源不足也就日益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参加这种汇报会原本是校长的事，但老崔校长说自己高血压又犯了，这何文庸是早有心理准备的，来学校上班已经勉强，目前在城市里已全面进入独生了女时代，再跑局里开会实在没气力了。
于是跟谁也没打招呼，正巴不得闹出点什么意外事件。花园中学毕业生陈晓明的“跳楼未遂事件”，就从局里出来了。但也有一些内行家长，这就如同商家都希望有更多的消费者，对于学校来说学生就是消费者，你一迈脚也就决定了后半辈子的速度和高度，或者干脆说就是学校的上帝，火车是普通高中，学校是依赖于学生而存在的，如果没有学生，总不会飞到天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