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重大的社会事件的迅速反应及深入报告，是报告文学的创作传统，也是报告文学显示自我特性的极好机会。在1987年中，报告文学家在这一方面，也没有使读者失望，同样以自己的作为，使许多历史的，现实的重大事件得以艺术的再现。例如，对三十多年前几万名志愿军战俘人员的生活命运重新认识评价的《志愿军战俘记事》（大鹰、《昆仑》第1期报告我军果断地缩编行动的《百万大裁军）（袁厚春、《昆仑》第2期八重新向人们揭露四十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对我同胞进行大屠杀罪行的《南京大屠杀》（温书林、《解放军文艺》第7期在井岗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的时候，重新认识和再现当年那场带着疯狂色彩的红卫兵运动，从而力图准确地认识这些人的过去与今天的《历史沉思录一一井岗山红卫兵大串择二十周年祭》（胡平、张胜友、《中国作家》第1期，报告浙江瑞安县一些人为了谋取金钱，有意制造假桐油销往舟山地区，结果在渔汛到来之时，致使22条渔船遭灭顶之灾，32位渔民亡命的《一二？二二海难事件）（任斌武、《天津文学）第8期），以及分别报告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之发生及抢救的大量报告文学作品如：乔迈的《到大兴安岭火区去》（（当代》第4一5期久韩作荣、王南宁的《大兴安岭森林大火》《人民文学）第7期）、杨民青、王文杰的《大兴安岭大火灾》（（报告文学）第8期）、中夙的（兴安大火）（《解放军文艺》第8期）等，都向我们报告了这场民族的灾难与民族力量及民族精神在这种灾难中的闪射。这些报告重大事件的报告文学作品，有的以深沉的思考及沉重的激情向人们诉说着不曾被今人或更多的人知晓的过去，让人们在一种历史的反思中得到启示和长进；有的把现实中的事实真貌向人们公开，给人们认识与评断生活提供了依据。因之，这些作品，决不同于新闻消息，它除了给人们信息以外，还给人们以见解和情感。它们在完成报告任务的同时，还在不同程度地完善着报告文学的艺术。
今天，也许不少的人对拜金主义之风的盛行感到不安，对于那种为了得到金钱而丧失本应有的正直，本应有的公正是非观念去谋财害命或见财忘义行为感到愤慨。在这样的时候，众多的善良正直的人们也许就会更加对那些无私的奉献者表示深深的敬佩与颂赞。这一年间，出现了大量表现和报告奉献与牺牲精神的报告文学作品，恐怕与人们的这种心理不无关系。两弹元勋邓稼先，在走完了他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以后，他为我国国防科学所作的伟大贡献才得以公开，得以被人们所认识，从而使更多此前对他毫不了解的人们对他产生深切的崇敬。郑重的《他拥抱地球，也拥抱原子弹》“中国作家》第1期》、钱钢的（核火）“人民文学）第3期正是生动地向人们报告这位默默的奉献者事迹的作品，也正是因他而格外受到人们看重的作品。南疆边土，多年来一直牵动着千万人的心，在这片热土上。我们的战士在流血、在流汗，在付出着青春甚至生命，我们有理由把颂歌送给他们。刘立云的《中国山穴《中国作家）第3期八舒大沅的《血染的风采奴《花城）第2期）、尹西农的《中国魂》“十月）第5期八刘汉太、谭福勇的X在倾斜的地平线上）“报告文学）第5期）等正是以深情激动的笔触描绘与报告前线将士英雄行为的交响乐章。在前线，在边疆，我们的战士是无私的；在后方，广大的战士家属亦是无私的，他们也表现了一种萆加容易被人忽视，锇人们误解的牺牲精神，请看看宛柳的（我在寻找那颗星）“昆仑）第1期入张正隆的《男人当兵去了）（《文汇月刊）第4期）等作品，你就会像对我们的战士一样，敬佩这些后方的普通的英雄。她们付出的或许不是靼和汗，不是生命，但却是更加使人感到无名痛苦的情感和热情，也许需要更大的忍耐力和坚强的意志。
在1987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问题报告文学”的迅速发展并形成强大阵势。“问题揮告文学”的先期作品，也许可以追溯到1986年赵瑜的《中国的要害）（《热流）1986年第2期）、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报告文学）1986年第4期后来到了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中国作家》1986年第3、5期）等作品时，就变得明显并自觉了。“问题报吿文学或称“综合”、宏观式报告文学）的大量出现，使报告文学在自已多年来不断发展的途程中出现了一种带有跨越和开拓式的新变化。“问题报告文学”大量出现以后，立即使读者有面貌一新之感，并很快为之雀跃，报告文学又一次在作家、社会生活与读者之间架起了畅通的桥梁。
“问题报告文学”似乎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问题集中，选材广泛。
“问题报告文学”是在作家发现、接触过许多类似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以后，在感觉、思想中凝固成一个相对集中的问题之后，才产生创作冲动的。它的创作方式不同于过去那种遇到什么写什么，看准一点，直奔而去的情形，而是环绕着既定问题，有目的的去广泛采集素材，然后综合分析，去寻找问题的根源与可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它是一个问题，多种材料，在相互比较中加深对问题的认识与判断。
二、既重报告，更重研究。
过去，一般认为，报告文学应注，重对事实作艺术形象的报告，以客观地提供事实的面貌而发生作用。但“问题报告文学”似乎相异于此，它自然仍以真实的事实为根据，可它却不满足于对事实的客观报告，而更注意对事实的分析、研究和判断。它已不再是把对事实的艺术报告作为目的，而是把从这些事实中观察到的内容及对这些内容进行了分析研究以后升华为一种理论，一种见解或是一种方法为创怍的目的了。与过去相比，现在，作家对事件的参与意识加强了，思考与研究的努力更加突出。
三、倌息量大，知识性强。
由于选材范围的扩大和对多种现象的容纳，从而使得“问题报告文学”的信息量大为丰富，有的作品，简直就如同某一个问题的信息库。在这里，可以看到环绕这个问题的各种信息。因为作家不光是为了提出问题，同时还力图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在写作中常就某一问题进行多种参照与比较，时常是把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中国与外国等串通起来，这样不光信息量加大，知识性也十分丰富。因之，有同志说，“报告文学的学术化倾向愈来愈强了”。
四、典型性提高，叙述生动了。
“问题”是在观察了许多的现象以后提出来的，描绘的已不再是单一的人与事，而是某种带有社会普遍性的概括。所以，“问题报告文学”的“问题”不光带有明显的典型性，就连作品的内容情节也具备相当的典型性了。过去，作者陷于某一具体的事件人物中不能自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作家有了相当大的自由，有许许多多的佐料可供选择和运用，因之，就可以制做出各式各样，花色不一的饭菜来了。不光看起来美观，吃起来亦有味。
另外，还有如气势宏大，篇幅较长等待点，但就其内容而言，以上四点足以概括。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特点发生的同时，也可能伴隨着处理不好，长处变短处，优点反倒成了弊病。如把取材的广泛、丰富变成材料的堆砌；把深入的研究变成主观的空洞的高论；把知性的增强变成有意的卖弄学识；把叙述的生动变成不适当的匠心编织；把气势宏大变成大而无当的空架子，等等。
“问题报告文学”的出现，是对现实生活与读者审美需求的一种适应。今天，在我们这个新旧交替、转换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开始变得异常复杂起来了。文明与愚昧，革新与守旧，新风与旧习，创造与传统等的冲突与矛盾无时不在发生着，社会实在是有许多的“问题”有待研究认识与解决。而有许多问题，已不再是种单一的，特殊的现象，已无法个别对待并可能解决了。生活需要统盘考察，需要从全局，从整体上来把握，方才能发现其根由，找到根本性的措施。否则，只能是“压下葫芦浮起瓢”，于事无补。“问题报告文学”正是在这样广大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并很快适应着人们的需求的。再则，当人们看多了那种围绕着单一的人和事进行报告的作品以后，如果不是十分特殊的情形的话，人们就会感到这样的作品除了时间、地点人物等区别以外，在内容上，在内在的思想实质和矛盾冲突上似乎并无多少新意。产生一种腻烦感是十分自然的。而“问题报告文学”的出现，打破了读者这种腻烦的心理，为报告文学创作开出了一个新的境地，提供了新的认识生活、感受生活的艺术途径。
在读众多的“问题报告文学”作品时，使你如同在进行一趟现实社会生活的漫游。这些作品向你打开了一面面生活的窗口，掀开了一道道往日向你关闭着的大门，让你从中看到，了解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体会到生活中的欣喜、焦愁、希望、困惑，色彩斑斓，多滋多味。袁丽娟的《都市里的陌生人》（《文汇月刊》第2期》把因为改革开放而大量从农村涌入城市来的人们的生活：描绘在我们的面前，使我们看到这些陌生而又熟悉的人们思想、精神上正在发生的波动与变化，看到因他们的到来而对都市与农村两方面产生的影响。邓加荣的《君子兰之谜》（《当代》第2期）把一度风行于全国上下大有波及国际的长春君子兰现象给以解剖，绵密地揭示了君子兰之所以疯狂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背景原因，从中可以发现许许多多令人惊异的情形，十分引人深思。沙青在考察并报告了北京的水资源问题以后，又、以报吿垃圾处理问题的（皇皇都城》（《十月》第2期）令人注目。皇皇北京城，却是如此地被垃圾困惑着，威胁着，危害着，至今，人们似乎仍拿不出一个切实有效的办法来对待它。与此作相近又相异的是丁纲的（垃圾部落》（《三月风X第9期），这篇作品探讨的不是垃圾如何处理的何题，而是把观察的目光投向了垃圾场那些以捡拾垃圾为生并渐渐形成一个特殊的部落的情形，向人们展示了这个生活角落中世态与人情。张桦的《京华建筑沉思录》“三月风》第10斯）与苏晓康的《最后的古都》（《花城》第期）都不约而同地把观察与思考的目标对准了北京的建设与城市保护这样一个既连接着历史又连接着未来，既牵扯到艺术，又牵扯到生存空间等复杂的大问题上来了。作者们对于京华建筑发展变化，成败得失等进行的回顾与认识，充满着激情。张开理的《人道与天道》（《文江月刊》第4期）别有新意，它把许多人以标榜向残疾者施行人道，放宽对他们的计划生育限制，结果使他们生下许多的痴呆、残疾儿而遭天道惩罚的事实摆到读者面前，令人惊心。曲兰的《穿行在爱与不爱的小道上）（《中国作家）第2期）、麦天枢的《爱河横流》（《中国作家》第5期）、李显福的《未婚同居者咏叹调》（《文汇月刊》第12期）共同把爱情，婚姻及新的伦理观念问题及现象报告出来，令人眼花缭乱，对许多人的爱与恨，欢乐与惆怅发出不断的叹息。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中国作家）第3期）记叙了他化妆深入丐帮漂流时看到的种种情景，使人目开一面；他的《被审判的金钱与金钱的审判）（《报告文学》第9期）则通过对温州地区乐清县“抬会”事件的报告，深刻有力地抨击了拜金主义的迷狂以及金钱对众多人们的腐蚀与审判。孙洪康打开了《“死亡档案文汇月刊》第11期）把日益频繁的车祸惨案呈现到人们面前，从而使人们对除了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破坏等社会公害以外而愈来愈威胁人们安全的车祸公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应当特别提及的是苏晓康、张敏的（神圣忧思录）“人民文学》第9期作品所报告的中小学师资短缺，后继乏人，多少年曾一直被人们视为神圣的教师职业正在因为教师社会地位低下，经济、生活待遇微薄等原因而被人们所看轻，所不愿就职的情形实在令人感到惧怕。这个问题的提出，也许不是今日，但把问题提得这样尖锐、这样形象化，思考得如此长远和深刻，无疑是这篇作品成功的原因。今天，人们一方面在追求社会的快速发展与生活的迅速改观，可却竟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了今天而牺性着未来。为了眼前的一点收获竟可以将致远的教育置之一旁少于问津。读球这篇作品以后，人们也许不光会为今天的苦恼焦心，还会同作家一起，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产生深深的忧虑。
以上仅就笔者目力所及，十分简要的对1987年的报告文学，尤其是“问题报告文学”作了一个综述式的论说，无论就其全面或深刻方面可能都有许多不足。但是，当我面对如此纷蘩的报告文学创作形势的时候，尽管无力说明和解释许多问题，可内心却是格外的欣喜。在我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987年已过去了将近两月，在这1个多月的日子里，又不时从各地各报刊传来报告文学创作的新消息，报告文学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仍然在有力地敲打着读者的心门，这难道不是又一个丰收年景的预兆吗？当我读到李延国的《走出神农架》（《解放军文艺》1988年第1期看到作者围绕我国汽车工业道路所进行的考察与思考，最后大声的呼吁“走出神农架”的时候；当我读到胡平、张胜友的《世界串连一中国出国潮纪实》（《当代》1988年第1期X面对各种各样的出国狂潮激浪，心中不免多有所思。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尽办法要出走呢？为什么有不少人出走了竟不愿再归来呢？出国留学是否就是对民族，对国家的疏远呢？一连串的问号，等待着人们去解析。张晓林、张德明把自己的镜头对准了“中国大学生《中国大学生》，载《钟山”988年第1期）；徐刚在描绘了大量的森林被砍伐的惨烈景象以后大声的呼喊“伐木者，醒来！《伐木者，醒来！》载（新观察》1988年第2期八报告文学创作的潮头洇涌，更多的生活在被作家们认识与报告，我认为，现实生活对报告文学作家们的诱发与作家们对生活的热情，将一定使报告文学创作开拓出更加火热深沉的天地，演出更加壮阔的活剧。
1988年2月13日于北京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