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什么样的理想和愿望，对于它的追求者来说，都带着强大的诱惑力。然而，理想是否真能实现，愿望可否满足，却决不单单决定于追求者个人的力量。现实的基础与各方面提供的条‘件都在无时不在对其发生着制约作用。在我们国家民族处在大变革的时代生活面前，贾鲁生时时都在审视反省着自己，都在理解并接受着现代观念和科学理想。他既为成功的革新者高兴，也为痛苦的拘囿者感伤、着急，他是多么渴望这种全民族的变革能够尽快完成，早日走上飞腾富强的道路啊！然而，贾鲁生毕竟不是一个简单的理想主义者。他没有把事情看得过于单纯，使自己为了理想而忽视了现实。《审判的金钱与金钱的审判）（与鲁娃合作）、《阴间阳间》（与姜灏合作）和《亚细亚怪圈），就是贾鲁生同他的合作者们在准确地认识和把握现实社会人生方面的重要作品。
浙江温州地区乐清县发生的“抬会”事件，曾震动了金融界，也震动了全国。这是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社会需要对不适应的现有金融体制的冲击；也是一次愚昧对文明的挑战；人把金钱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金钱同时也把人随意的拨弄与蹂躏。愚昧的拜金狂潮与冷峻的价值规律终不能适应，结果爆发成一次强烈的动乱。作者从这事件中看到了生活的单一金钱能够使如此多的人迷狂；同时也看到了生活的复杂与紊乱。
但作者不光是向人们报告出这种迷狂与紊乱，看重的却是这迷狂紊乱背后那种种社会的、经济的、文化心理的等等矛盾冲突。正是在对这些矛盾与冲突的辨析过程中完成着自己的思索，在对金钱进行审判的时候也接受着金钱对某些人的审判。面对这一动乱事件，贾鲁生是清醒和冷静的，他既不把它视为无缘的偶发事件；也不把它看成十恶不赦的瘟疫，而是把它认作“文明的代价”，以为它在破坏的同时可能对金融经济的改革发展起某种促动作用。因之，这篇作品向人们显示的不光是疮痍，重要的还是思考与警策。
《阴间‘阳间》是“来自亡灵世界的报告”，两位作家站在亡灵的门口，审视着纷纭的人间，许多的发现与许多的感叹使读者颇多共鸣。看看，不愿把患特殊疾病而亡的尸体献给医学却乐意接受几万元的价钱出售尸体的丈夫与儿子吧！听听一位宁愿侍奉死人而不愿为“势利眼”活人服务的老头的话语吧！一块“好媳妇”的奖状却发给了一位对婆婆的恶行无力抵抗的妇女；喜事新办的仪式竟是用在两个亡灵的“阴亲”婚礼上。呵！不知是人间的滑稽事太多还是两位作者有着洞悉的锐眼，当他们把阴间与阳间作如是对比的描绘之后，竟让人感到居身的这个人间的诸多丑恶，对于文明的期盼日益强烈。作者以审丑的手法来完成崇美的目的，乖巧而富有趣味。
贾鲁生一会儿从金钱的角度来审判人，一会儿又站在亡灵世界窥探人间，到了《丐帮漂流记》时，他却又蹲站到一个平常向人们封闭，被人们视为黑暗的角落来俯视开放着的四野了。如果说，他在丐帮之中看到了愚昧和丑恶的话，那么，当他把目光移向这愚昧与丑恶的背后，探究它之所以发生的社会原因时，贾鲁生发现的就不尽是光明，而有太多的冷漠，太多的无情，太多的虚伪和倾乳。对于丐帮的一切他从无知到理解，又从理解到部分的容忍。他记下自己随丐帮漂流的见闻，又在这种漂流中体会着社会的凉热。他在对比中发现，又在发现中对比，从而较清楚地认识了丐帮，也更多地了解了社会人生的繁杂。与《丐帮漂流记）相近的还有他与丰收合作的《中国西部大监狱），在此，贾鲁生、丰收脚跨在监狱的门里门外，既报告着各样的罪犯，又报告着各样的犯罪，让我们看到罪犯的不能容忍，又看到犯罪的不该饶恕。监狱并不能监禁一切犯罪的人，犯罪的人似乎也不会都进监狱。如何来认识这个复杂的现实呢？作者好像也无法结论，只把一个复杂世界的一角推给了读者，供以思考。《亚细亚怪圈》是贾鲁生在现今改革生活中的又一发现。当不少人在努力追求着民主和自由、努力实行一套建立在人的自觉与科学基础上的管理方法的时候，他却在山东某渔业公司看到，这些本来是更进步更合理的东西使许多人难以适应的情形。这些多年受制于权力，听命令于领导的人们，一旦失去了权力的支配扣他人的领导，就变得无所适从，不知所措，或是无准绳可依地乱来一气。也许他们过去太多的贫穷使他们看到抽象的自由”的虚伪和无用；而今天，当听命于权，听命于人，充当某种工具式的动物却能得到更多的实惠。因之，他们竟心甘情愿地放弃抽象的自由”而眼从“具体的独裁”。这是一个“怪圈”，通达的理论和科学的管理在这群“渔花子”身上竟失去了积极的效用。这自然不是理论和科学的过错，而是它所接触的这块土地有过多历史的积淀，长期的愚昧和落后使得极权和独裁比民主和科学更容易使人们接受。尽管今天这个渔业公司在不断地创造着财富，是被不少人看重并眼热的地方，可是这“怪圈”的存在，岂能使我们惑到些许兴奋吗？
发现人在金钱面前表现出的软弱，发现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怪圈”，对于贾鲁生说来，也许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他没有为自己的发现而自鸣得意，沾沾自喜，从作品中我们反倒时常感受到他沉重的心情。眼看着光明在前，可因为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等等拖累而行进艰难，使理想的实现总是遥远，这实在正是令我们民族痛苦的事。贾鲁生往往以自己浊到的发现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痛苦，会使人们在那些眼花缭乱，貌似繁荣兴旺的现象面前变得较为清醒，少一些盲目的称颂，多一些实际的考察与研究。他这种在生活中甘于探求，在对社会现实进行透视的过程中不断解剖着社会人生的努力，实际上正是对社会人生的补益和理想的追求。
贾鲁生的报告文学，多带探奇涉险的待点，他接触的题材，新颖别致，多为他人所不为。在表现上，他更注重对点的透视与放大，往往因其一点倒映出广大的世相人情。他的作品中虽说也有议论，可在我看来，他更善于对细节的选择和运用，从细小的情节上发现普遍的意义，从细小的情节中挖出深刻的哲理，他的作品充满了灵气与智慧。他时而把细小的社会现象放大了给我们着，时而又把一个巨大的社会病灶缩小到具体的人或事上给予显示，抓住要害，由点及面，活泼生动，这些是贾鲁生报告文学的主要特点。然而，从整体看来，尽管贾鲁生的“短平快”战术运用得十分灵便有效，可全局意识、战略运筹的功夫似乎还有明显的欠缺。我们不能苛求他废弃自已的优长去就所短，但及时准确地克服短处使长处更见光彩却是十分必要的。这些现象的发生，或许同贾鲁生极顶聪颖和洒脱超然的性格有关，但补缺的根本处，可能有赖于思想声学的修炼。宏大的构想同深沉的思索往往不只建立在机智的洞悉和发现方面，还需要全局的思维把握与理论的分析及判断。
在本文就要收束之时，又看到贾鲁生的报告文学新作《离开狼群的悲哀》与宋新立合作《千古荒坟》（与鲁娃合作）及发表于《花城》1988年第三期上的《台湾海峡》（与郭庭钧合作），前两篇一写打狗，一写修坟，多有奇趣，多有奇见。从对待狗的不同处置现象上，作者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狗后边的人及人与人的差别，真有点借狗识人的妙秘味道。当然，修坟决不会是一种单纯的生活现象，在这块古老的坟地上，一座坟墓的毁灭与修建，既深刻地表现着一种文化影响，更分明地表示着一种政治与权力的作用，坟墓既是一种追悼的象征，更是一种显示与强调的符号。可惜这一切，都因篇幅的原因难以充分认识与论述了，暂时留到下个机会再作说明。《台湾海峡》更多地表现着贾鲁生一种沉痛的忧伤与深情的期待。台湾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因为历史的、政治的原因难以沟通与交流，这是民族的不幸，更是对人类情感的毁损。然而，政治的对立和炮火的隔离终究不能割断民族血肉同人类情感的联系，在台湾海峡这块骚动的水域上，许多人们早已悄悄地拆除着政治造成的篱墙，把民族的血流，人们的情感，物资的贸易沟通起来，从而作出了一种神圣而勇敢的选择。今天，台湾海峡尽管还不时地掀起风浪，但无情的海峡，封闭的水域，因为两岸人民强烈的欲望而变得多情而透明起来了。在不少人还视这个海峡为死的海域的时候，贾鲁生却勇于冒死涉足这片水面，把这么多的消息采来，使人读后多有欣慰和思索，这或许因为有了贾鲁生才成为现实。没有贾鲁生，这一切也许至今对我们还是一个谜。
1988年3月写就，6月24日修定于广州三寓宾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