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还很年轻，除了几条根本性的原则外，它还很不定型。它的潜力还很大，它的表现形式也愈来愈多样。它还处在一种生机盎然的动态变化中。可以说，报告文学如今还是一个未被人们摸清楚的大象，只知其然，还不尽知所以然；只知其大，还不知大到何种地步。过去，称报告文学为“轻骑兵”，灵活性强。现在看，这样的认识显然不够了。如今，两千字也可以是优秀的报告文学，儿十万字的一本，也是优秀的作品。过去写，人一事，现在可以写一个地区，一个领域；内容形式的变化和负载内容是人们过去未曾预料到的丰富与厚重。在社会生活中的直接间接作用，更是特别的明显，以至于人们在不少的时候总会想到它，借用它。今天，报告文学步入了文学的殿堂，结束了它漂泊不定的历史，可它的表现与影响，又好像是文学不能匡囿的。因之，它似乎又有超越文学的力量，也有超越文学约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表现。面对报告文学的这种趋势和现状，任何静止的，单一的，守旧的报告文学理论、观念都可能对报告文学的自由发展造成阻碍，限制了它的自由发挥。而任何一个受限制的艺术是难以走向成熟，最充分地展露出它的个性魅力的。
报告文学创作的实践已从多种方面为其理论建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可是，也许是因为创作本身的富于多变性，致使理论至今难以给它以系统的解释，还多停留于跟踪追击，零碎感悟的状态。报告文学需要理论的支持，但这种支持首先要站在鼓励探索、促进发展的基点上。若是去把鲜活的创作硬性地用固定的理论或个人的喜好加以匡范，那无疑是对创作的扼制。削足适履，脚是要受罪变型的。
还应指出的是，已有的一些有关报告文学的史论著作，是在报告文学尚未接近成熟的时候写出的，很难准确全面地反映今天报告文学的现状。而有些对报告文学的理论观点，已明显的陈旧过时。更有一些理论观点，只是来源于持论者对过去作品的表层认可与接受，并不是从发展演变的角度所作的理性归纳，就明显地看到了它的局限性、被动性。“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的理论不能指导报告文学创作的现实。
1993年3月
文学的“当代”风采
--《当代》一九八八年报告文学作品论
有人说，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崛起与兴盛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这话也许是出于偏爱，出于对报告文学迅猛发展与繁荣的热忱，但报告文学从未像今天这样彪炳于文坛，并给整个中国社会以强烈影响的现象确是令人鼓舞的。
《当代》是一家深受读者喜爱的刊物。自它创刊近十年来，这里不但刊载过许多优秀的小说及散文诗歌作品，而且显然也是一块报告文学的重要园地。在报告文学的崛起与兴盛过程中，《当代》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这里，先后发表的优秀作品如杨匡满、郭宝臣的《命运》、程树榛的《励精图治广鲁光的《中国姑娘》、李君旭的《啊，龙！》、张锲的《热流》、何启治、刘茵的《播鲁迅精神之火）、韩少华的《继母》、张锲、陈桂棣的住人八乔迈的《希望在燃烧》、孟驰北、张列的《塞外传奇）、理由的《世界第一商品》、霍达的《万家忧乐》、邓加荣的《君子兰之谜》、肖复兴的《与中学生对话》等。这些作品尽管发表有年，但至今人们仍然记忆犹新，不易忘怀。而一九八八年，《当代》所刊报告文学作品无论就产量、质量来说无疑都是最好的年份。截至第五期止，它先后推出的作品如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李延国的《州官刨地球》、赵瑜的《强国雙》、霍达的個殇》、李宏林的卜九八七、中国第五号新闻人物》、罗来勇、陈志斌的《前门外的新大亨》、邓加荣的《恼人的物价怪圈）、秦文玉、马丽华的《极地丰碑》、张波的《就业“迪斯科”》、戴煌、宋禾的《权炳魔术师）、田天的《白头吟》等。都曾在读者中掀起一阵阵声浪，像旋风一样旋向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情感之中。尽管《当代》不是专发报告文学作品的刊物，然而，接连不断地有优秀作品从这里出现，这就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了。
在众多的文学刊物中，熟悉《当代》的读者，或许都可以清楚地意识和感觉到这家刊物强烈的当代性特色。每每打开这本刊物，一种时代的气息，交织着时代矛盾的事件人物就会不断地触动你的思想情感。这种当代性特色不仅体现于某一位作家的作品之中，而且是渗透到整本刊物的众多作品中去的。因之，这就使我们自然地想到编辑家们的自觉追求和指导思想。在现今这样的环境下，办一家刊物也许并不难，但要办好，办出一家有自我特点和个性风格的刊物却是大不容易的事。有作为、有追求，的编辑家绝不会满足于有稿即发，他们总是把刊物作为一个阵地，既为作家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也同时为实现自己的编辑意图而花费劳动与心血。当代性特色，就是《当代》编者们所始终追求的。
在我看来，当代性特色是同过去那种机械地配合现实和拙劣地写中心一类趋时性绝然不同的。对当代性的含意不应作一种直观的理解，它有自己特定的内容要求。《当代》的当代性特色，是一种文学的当代性，而文学的当代性在于作家的作品无论在其内容或形式方面，都能同当代的社会生活，当代人们的思想道德精神及情感发生紧密的交叉联系，就是在作品的表现方式方法上也都尽可能地适应着人们新的审美要求，运用先进有效的表现手段，从而准确艺术地描绘表现时代的内外风貌和当代人的生活及灵魂。《当代》的所有作品未必都能经受这样的检验，但《当代）的许多作品却显然是符合或大体上具备了这样的特性的。
报告文学创作之所以在《当代》备受重视，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这种文学样式在不小的程度上适应着编者的追求，并可以通过它使自己的追求变得突出分明，以不断地实现当代性这样的特色。
报告文学是在新闻与文学交叉地带产生并成长起来的新型文学样式。这种文学新样式的出现，既是新的时代生活与现实变革生活呼吁的结果，同时，也是文学为了适应生活的这种呼吁在自身吸收变革之后，由一个新的地方找到新的方式方法和新的领域的结果。自报告文学自立以来，先后有華希、约翰，里德、埃德加、斯诺、茨威格和我国的夏衍、范长江、瞿秋白、宋之的等作家利用这种文学形式，创作并参与现实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足迹和文学印记。尽管报告文学在这些先驱作家们的倡导和实践之后日益变得明晰和成熟起来了。但是，比起小说，诗歌等文学样式来，报告文学还显得格外年轻，还正处在一种走向完善的过程中。如今，在报告文学创作中尽管已出现了像刘宾雁这样的大家，但报告文学远不是一个凝固的、简单的样式和框架，它在题材的拓展开掘上有着非常广大的领域，它在表现与报告的方法形式上也处在一种动态发展的阶段。
因之，如何准确充分地认识报告文学的作用与价值，对于我们文学界的作家、理论家、编辑家来说，还是一个需要不断理解和研究的问题。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对于报告文学作用、价值及特性的认识与理解，不应该仅从字面上进行静止的士析研究，而必须结合着活的创作，联系着现实社会生活，结合着广大读者的情绪等方面来进行综合分析才可能接近主题，得到正确结论。报告文学是一种只有在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中才可以施展身姿，发挥特长作用的文学样式。它的这个特点显然是被《当代》的编辑家们认识到了，因之，他们在选择小说等文学形式之外，还能够自觉而大胆地选择报告文学，这无疑是一种明智敏锐的行动。这样的抉择，是一种统帅对将领的选择；也是一种战士与武器的结合。它将有利于战役的胜利，也有利于战士灵智与武器效能的发挥。对于报告文学创作的足够重被是《当代》编者为实现刊物当代性特色的重要步骤的一部分，也是许多优秀报告文学作品能够从这里推出的原因之一。
在一九八八年的生活乐章中，《当代》的报告文无疑是以其不同凡俗的鸣响而被人们注意到了。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赵瑜的《强国梦》、霍达的個殇》、罗来勇、陈志斌的《前门外的新大亨》及张波的《就业“迪斯科”》等，都是以报告文学为手’段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变革的重要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现实生活对于作家们来说，已远不是一点浮浅的感受和突发的触动结果，而是作家们在自己比较长期的生活体验和对社会生活的了解认识中升华出的某种理解。也许这些理解中会有偏颇，甚至还存在着某种疑惑。然而，这种经过长时间思考之后从一种新的角度，从一个新的层面给以生动表述的理解却具有启发人的力量，从而能够促进人们更明晰地认识社会生活及各种复杂的矛盾现象。
报告文学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它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以及在这参与中具备的能动作用。缺乏这种参与意识或是把这一点看得无足轻重，只是在社会生活矛盾的外围打转转，只是涉及到一些生活的皮层作文章，那么，不仅有可能使这种富有活力的文学样式成为一种摆设，自然也会因为限制了它的手脚而难以让人看到它存在的价值和作用。若是从选题一面分析，上面提到的以《世界大串连》为开头之作的报告文学作品，无可否认地都是有重大主题内容的作品。
每一个题材的覆盖面与涉及的幅度，都是相当广泛的领域，主题的生发也来自社会矛盾的旋涡和人们关注的中心。无论是波及广大的出国潮现象，还是关系到所有中国人身体健康的中国体育的方向和体育体制的改革问题；还是众多的成就卓著的中年知识分子的科研及生活境遇问题；还是令千家万户人人关心的就业问题和在新的经济政策下一批个体商业户迅速成为新大亨的异常现象等等，都会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反映现实社会人生的面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家们热衷于对这些关涉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题材进行报告，表现了作家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而乐意为之提供发表阵地的编辑家们无疑也是这种态度的赞助者。
在报告文学有时可能会引起某些部门、某些人不快而生出些许麻烦的现今，编辑家们的赞助就显得更为可贵。因之，对某一个重大题材的报告得以实现，绝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事，而是生活本身的发展与作家、编辑家在某一个契机上发生共振共鸣的结果。一位作家选择什么题材去报告，当然决定于作家本人对社会对题材本身的了解认识程--度。但是，对于题材及作品的接受以及能够容许作家把题材描写报告到何种程度却与编辑家有很大的关系。当你把一件珍贵的出土陶器送给一位对文物知识知道甚少的农民时，他也许会笑你自作多情而拒之不受；可当你把一件加工的仿古文物送给-位古器物鉴赏家，他也会如此地对待你。这其间的奥妙就在于识货与不识货之间，在于兴趣与爱好之中。在如此众多的描写报告社会人生重大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流向《当代》这块土地的时候，这当然就说明了这块土地的包容度量，说明主人选取作品的气魄与尺度。
对于报告文学来说，只是参与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参与还只是报告文学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基本条件，是报告文学起步的始点。报告文学参与社会生活的目的绝不仅是为了自己在生活空间中占有一席之地，或是在文学领域争得一块名牌，而是要以自己独有的特性方式去参与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去催促旧的死亡和新的生长。因之，真正参与社会人生的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绝不可能是只对社会人生现象作刻板的传递和描绘，他在选材和描绘中都会因注进了自己对生活的分析理解而含有评判褒贬。因为报告文学具有的这种评判褒贬功能，所以，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作品时常给人以不合俗流的印象，不断地体现出他们对社会人生现象的独特见解。因为他们的这些独特见‘解往往会使原有的理论失衡；陈旧的标准失度，使人们长期以来“心造的桎梏”破碎，就非常自然地引起社会的骚动和人们的各种议论。报告文学参与社会人生的功能大多不在顺从地吟唱中发生，而多在这种真正的介入以及因独到超前的判断引起的骚动和议论中实现。所以，能否在题材选取之后为报告文学作家真正提供参与社会人生的条件，这对编辑家是个考验，对刊物也是个考验。在经历过因《强国梦》的发表而引起的风浪之后，我以为，《当代》是可以为作家提供参与生活的条件并经受得起考验的。自然，这样的编辑家和刊物绝不是只有《当代》一家，但也不全都是这样。这一切都说明，《当代》一九八八年的报告文学作品除去题材重大，當有现实性这两点之外，引起我们关注的还因为它具有切实地支持和倡导报告文学作家作品积极能动地参与社会人生这一个更带根本性的特点。
题材本身所蕴含的内容和价值在报告文学创作中确是一个忽视不得的问题。但是，比起题材本身来，对于题材的认识及作家所选择的报告角度也许更应看重。题材本身是一个相对凝固的客体，它对读者的吸引力是有的，但读者绝不以此为满足。比起题材本身的诱惑力来，读者更加希冀和看重作家对题材的认识和开掘功夫。因之，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讲，更加重要的还在于作家能不能从题材的客观现象中发现那些属于本质性的建树或缺失的部分，并把这建树或缺失给予充分的揭示与张扬。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看，《当代》一九八八年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中，除秦文玉、马丽华的《极地丰碑》可视为初次把内地各省人民支援西藏建设时付出的辛劳与牺牲报告出来的作品外，其余大多数作品的题材，好像都曾有作品涉及到。但是，这些作品成功的地方，恰恰是在这些别人曾经开垦过的土地上，有了新的开掘，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与发现。有关众多人们出国留学或定居国外的议论已纷纭多时，可是，在出国潮这样一个突出的现象面前，有太多的看法与理解。有人视其为不爱国，是一种背叛行为；有人以为是无法忍受国内的种种生活及工作条件去寻找一个新的用武之地，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