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华公司，吴觉农和苏联代表联系业务，双方颇为融洽，但公司的某些人却认为易货也是买卖，谁出高价就应该卖给谁，如果英美商人要货，也应该卖给他们。吴觉农力争保证易货任务的完成，反复强调中苏友好是支持抗战的重要力量。公司中的一些商人在背后嘲笑他是书呆子，不懂做买卖，甚至有人讽刺他是赤色分子，是左倾。所以即便在茶业形势非常好的香港，他的工作还是有难度的。但他熟悉业务，又勇于负责，便函让反对者无法可说。而有困难的任务，他也总是揽在他身上。例如要从香港运数百万元的现钞，送到温州办事处。在海上经常会碰到日本兵舰，有很大的风险，谁也不愿意前往。吴觉农把责任承担了下来，由他的学生冒险送去。
这样，吴觉农便以贸易委员会专员身分，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他利用温州、宁波和福州等港口尚未陷落之际，英美等国轮还能够自由出入之时，把内地茶叶就这样源源不断地送往了香港，然后才从这里，送到世界上所有需要华茶的地方。
另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在各产茶区成立管理机构。1939年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农本局派孙晓村去浙江，筹办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而贸易委员会派的正是吴觉农，他们俩人算是农村经济研究会的老朋友们了。到了浙江之后，他们二人在浙江建设厅长伍廷飏的支持下，把这个处就建立起来了。伍本人担任了管理处长，吴觉农的好友费鸿年教授担任了副处长。吴觉农派冯和法任茶叶部主任，茶叶部还吸收了孙晓村的夫人吴元戌，还有施平等进步青年。比如抗战时期，冯和法就受吴觉农的委派，担任了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的茶叶部主任。
冯和法担任这个职务，也是当之无愧。他和吴觉农是差不多时候进入上海商检局的，吴觉农是他在商检局工作时最佩服的人之一。
冯和法是1931年从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毕业的，当时上海商检局出着一份《国际贸易导报》，冯和法就应聘进来了，在这里一呆就是六年多。吴觉农是他的杂志的长年固定的撰稿人，他的茶学思想大多通过这里发表，所以冯和法是了解吴觉农的。他曾经在他的回忆文章《漫忆上海商品检验局》中说：在商品检验局的同事中，对我影响最深、后来关系最密切的，首先是吴觉农……吴觉农是我国有名的茶叶专家，又是社会活动家。他和商检局其他“一心搞检验，不问窗外事”的人不同，他是一个技术专家，更正确地说，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的交游很广，点子很多，很早就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发生联系，他对我的帮助很多，后来在好几个场合，我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的。
冯和法又是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核心人物，《中国农村》杂志的发行人，对吴觉农战时华茶政策理解很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也参加了政策的制定，执行起来也特别用心。当时吴觉农就指示冯和法要打破茶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产关系，为战后独立自主的经营茶叶作好准备。冯和法在茶叶部设立了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党的文献，出版的《茶叶通讯》由地下党员施平主编（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用隐蔽的办法介绍党的政策，宣传团结抗战。那个时候，负责浙东地下党工作的张锡昌也曾在这个茶叶部门担任职务。吴觉农几次到浙东视察，都给他们鼓励。当时的国民党省党部还曾以《茶叶通讯》为证据，指责吴觉农是任用包庇共党分子。但当时的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也想搞活战时经济，并且对共产党也采取了较为开明的态度，所以才对吴觉农追究不下去。
政策方针确定、组织机构落实之后，就需要有人员来执行和完成，这时候，在吴觉农周围紧紧团结了一批茶人和有关的优秀人才。首先是在香港，一方面要经常同苏方代表以及其他各国茶商商谈业务，另一方面还要应付派系的掣肘。自从香港代替上海成为进出口商品的枢纽，国民党的各派官僚派系都想染指中茶、富华和复兴三家公司，事实上也经派了不少官员进出香港。另外，中茶公司还聘任了几位有实力的茶商作为商务咨询，如唐季珊（就是那位以“人言可畏”而自杀的著名影星阮玲玉的丈夫）、马世（他很佩服并靠拢吴觉农，也成为吴觉农事务智囊的核心之一）。
为了应付各种关系和协调矛盾，吴觉农花费了不少精力，协助他处理关系问题的主要是冯和法、钱梁和刘庆云教授（他从英国学农业回国，熟悉外贸业务）。其它参与谋划的还有费鸿年教授（生物水产学家，是吴觉农的老友，也是留日学生，当时德国有一位生物学家到日本来讲学，竟然在那个学术界找不到可以翻译的人，当时的费鸿年还是一个学生，就为这个专员充当了翻译，这说明他当时德语日语和专业知识都到了相当精通的地步）。还有一位蒋学楷（他从商检局就随同吴觉农工作，是一位作家和翻译家，翻译出版的美国作家根宝名著《欧洲内幕》《亚非内幕》，是当时的几本畅销书，他经常同吴觉农讨论甚至是争论国际问题，他认为希特勒有极大的疯狂性，说不定会转向东攻，苏联在政治经济上都有致命的弱点，事后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不幸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他正准备与茅盾、夏衍等人回大陆时，被日军的流弹击中而死。
除了刘庆云、冯和法、钱梁等常同吴觉农去重庆和东南各省、费鸿年较长时间住在浙江之外，其余随同吴觉农长期共事的茶人基本骨干汤成、陆辉、向耿酉、费国和、韩伯振大多集中在香港。
显然，茶叶形势发展之快，已不是原来的茶人队伍能够应付，又一个重要的举措在吴觉农的关心策划下得以实施，培养中国自己的茶叶专门人员，是吴觉农在这段时间内越来越感到迫上眉梢的紧急任务。因此，1939年他做的另一件茶界大事，就是在香港富华公司举办了茶叶统制人员训练班。
这个班是上一年的年底到第二年的三月间完成的，参加这一个班的人员主要是一批流亡到香港且有志于茶叶的爱国青年。在这当中，有毕业于中山大学的周兴琰、周匝，李日标，有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张堂恒，张祖声，有有原来就在富华公司工作的陆松侯、张寿基等人。
应该说贸易委员会对这个培训班还是寄于厚望的。所以开学典礼那一天，邹秉文还特意从重庆赶到了香港，给学员们作形势报告，结业后，吴觉农又派费鸿年和冯和法带队，把他们安排到内地去工作。这些学员们很快就被分配到了各个重要的茶事岗位上。比如周匝和李日标、陆松侯，被分配到了浙江油茶棉丝管理处，张堂恒和张祖声被分配到了安徽茶叶管理处。陈兴琰分配到了云南，后来担任浙江省茶叶公司高级工程师的陈观沧也是参加进驻石管理员的培训班后开始投入茶叶工作，而今成为茶叶界的知名人士的。
吴觉农就这样在他的身边紧紧地团结起了一批中华茶人。其中张堂恒后来是浙江大学茶学的博士导师，当年就是在吴觉农的青睐下成长起来的。
张堂桓1938年大学毕业之后，便只身流亡到了香港，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后来由老师刘庆支介绍给了吴觉农，吴老把这个年轻人接收了下来，并且让他进了富华贸易公司的茶叶课工作。张堂恒非常热爱吴觉农分配给他的这个任务，特别是那架电动计算机，对提高他的工作效率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三个月时间，就把公司的茶叶贸易统与业务财务密切配合，走上了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