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上述景况或是明代遗留或与少数年份战乱相关。总的来说，清政府实行的是“劝民垦种”的政策，并作为“政绩”以备对湖区地方官的考核。中国官场从来都有弄虚作假的传统，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官员为升迁有望强令围垦之余，将未垦之地充数见报，再摊派税粮充数，美其名曰“责民认垦”。1697年，汉江大水，湖北灾民纷纷南下，加上福建、广东和江西流民，如潮不绝涌往洞庭湖区，围堤垦田。清政府还分出“官垸”、“民围”’乾隆五年诏令说：“凡零星土地可以开垦者，听民开垦，免其升科。”四面八方呼啸而至，在湖滨筑堤垦田，堤“不下九百余处，积八十万步，当千里稍赢。往日受水之区，多为今日筑围之所”《査垦滨湖荒土移详》，严有禧自康熙至乾隆，只数十年，《湘阴县图志》说：“康熙时督民开垦，至乾隆中叶，报垦者六十九围”，“西乡田土之盛，无若乾隆之世”。沅江也不在湘阴之后，计有官围八处，民围六十八处。明末以来弃为狐狸之场的毁堤废垸，到乾隆时“烟火村庐相望，蔚然称盛焉”。
西洞庭湖区的安乡县在康熙十九年（1680年）时，田、地、塘数为1600余顷，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已达3390多顷。安乡本来少地，是水泽之乡，53年所增加的1790顷田亩，全是从洞庭湖的波涛之下抢夺而来的。如此等等，记不胜记。
从荆江到洞庭湖参关于洞庭湖的种种，其实就是一个“怪圈”围垦使土地增加了，这对于缓解人口增多、难民汹涌所引起的粮食危机是有益的，也可充实国库、弥补度支。但随之而来的必定是因着湖区沦陷而导发的洪涝水患，民不聊生。
为着破解这个“怪圈”，就必须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平衡，这一“平衡”大体上包括：水土平衡荆江与四水的森林植被保持为重；江湖平衡荆江与四水入湖水量的调控为重；湖地平衡一一适量围垦土地而以保全洞庭湖为重。
总而言之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生存环境中的生态平衡。
注意到了此种平衡的，不仅有今人也有古人。乾隆、嘉庆年间，湖南巡抚蒋溥、杨锡绂、陈弘谋、马慧裕先后上疏请禁围止垦。蒋溥于乾隆九年奏言：“近年湖滨淤地，筑垦殆遍，奔湍束为细流，洲渚悉加堵筑，常有冲决之患。”蒋溥并进而直谏：“臣以为湖地垦筑已多，当防湖患，不可有意劝垦。”劝垦乃大清国策，一省巡抚敢说“不”字，也算不容易。但，因地方官绅富豪为掠取更多之地，围垦势头实难控制，陈弘谋之策有点快刀斩乱麻的意思了：“多掘水口，使私围尽成废坏，自不敢再筑。”乾隆还真的查禁了一些私围垸田，如湘阴莲蓬寨、杨林寨等，至道光，改头换面更名为廖家山、郭家湾修而复出。
洪水失调，节度乏力，荆江大堤除了“加高培厚”别无良策。堤高一尺，水高一丈，沿江各县溃堤崩岸决口而淹的灾情有增无减。嘉庆元年（1796年）荆江大水，“堤塍均被漫淹，人民荡析离居”，“至八月底水深尚有八九尺”。次年，沙市以东之堤又溃一百余丈，江汉平原的监利、天门、两阳等被淹。道光年间的荆江大堤，可谓漏洞百出、摇摇欲坠，《监利县志》称：“十年中少则决二三，多则决四五，甚者频年决。”治水之策，实在不能没有堤防、大坝，可是人们又不能不深长思之：浩然之水是堤防大坝能一劳永逸地阻挡得了的吗？
魏源考察了两湖水利后，在《湖广水利论》中有精辟之见，他认为数十年中“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淹田舍、浸城市、请赈援，无虚岁”的根源，在泥沙淤积与围垦过度：
“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田亩安得不灾？”魏源主张派出大员，“遍勘上游’如龙阳、武陵、长沙、益阳、湘阴等县地，其私垸孰碍水之来路；洞庭下游，如南岸巴陵、华容之私垸，北岸监利、沔阳之私垸及汀洲，孰碍水之去路”，然后“导水性，掘水障”，“毁一垸以保众垸，治一县以保众县”。
魏源是在寻根究底了，他主张的“遍勘上游”及下游以弄清“孰碍水之来路”及去路，然后“导水性，掘水障”，是顺！应自然规律的。他所指出的“上游沙涨曰甚一日”之忧，实际上说的就是水土流失，洞庭湖的命根、祸根均在上游。倘若魏源更加直接地提出，在上游之地保护森林，广植树木，以保水土而求水之安澜地之安宁，那么魏源就是世界生态环境学的第一人了。
道光末年，王柏心的《导江三议》也颇有见地，建议疏导虎渡口，“分江水大半南注洞庭”。王柏心还主张对荆江大堤的决口不应堵筑，而留作分流水口，“南决则留南，北决则留北，并决则并留，因任自然而可以杀江怒、纾江患，策无便于此者矣”。王柏心的导江之策没有得到实施，或者说无人敢以此为之。其实不妨一试，堵了几千年堵不住，试一回不堵又如何？当然在不堵之前要有周密策划、疏散、安置等等是又一个大工程了。况且今日荆江两岸人口之密集、城乡之繁华已非王柏心时可同日而语。
清朝乾隆以后的洞庭湖围垦形势，大有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意思。湖区之外，又垦到了丘陵山区，在清初还是老林深谷、地旷人稀之地，后来却是“尺寸隙土，无不辟谷”，以致虽过去是“深山穷谷”，后来却有“烟火万家”。至此，湘江流域草木凋敝，几乎不再有像样的森林，一派“童山濯濯”，并且缺柴，缺柴是古往今来一地一县森林被毁的最确凿的证据，善化柴炭价格“数倍于昔日”《善化县志》，嘉靖年当时要老百姓垦殖山林，并“广种杂粮”。《巴陵县志》对此回顾而评价道：“自今以观，则因种杂粮而恣开垦，山土浮动，一值大雨时行，随高水而冲注，以致湖汊泥淤，易成泛滥，近山膏腴且屡遭沙压成废，此又恤民瘼者所当为也？”这一记载极有现实意义，“近山膏腴屡遭沙压成废”这句话告诉后人，巴陵近山富饶之地已经开始沙漠化，时在乾隆年间，所谓“康乾盛世”之际。
当“盛世”时，土地很容易沙漠化。
魏源也持此论：“凡箐谷之中，浮沙壅泥，败叶残根，历年壅积者，至是皆铲挖疏浮，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人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浅。”湖泊洪枯，在诗人笔下又是别一种感叹了，袁枚《过洞庭》有句道：“我昔舟过洞庭湖，万顷琉璃浪拍天；我今舟行洞庭雪，四面平沙浪影绝。”“春自生，冬自槁，须知湖亦如人老！”《大清一统志》说，洞庭湖“每夏秋水涨，周围八百里，其沿边则有青草湖、消湖、赤沙湖、黄驿湖、安南湖、大通湖，并合为洞庭。至冬春水落，众湖俱涸，则退为洲汊沟港”。当乾隆之世，西洞庭湖已经败象纷纷了，如《安乡县志》所载：“随其涨落，弯环数里，支流而合大水者曰港；水落复流，大者数里、小者二三里者曰湖；众水相合而入者曰口；深隈不竭可以藏鱼者曰窖；湖泊之间隆然而起者曰洲；低溺之所可樵而可渔者曰澥。”如是观之，对洞庭汛期的洪波泛涨田湖莫辨的盛况，要作更进一步的分析了：
部分原因是因为湖底泥沙淤积抬高、湖泊水面缩小所致。
对整个洞庭湖区，当时汛期水势大小主要取决于入湖的南水大小，涨水时间长短取决于洞庭湖出口以下的长江水位高低，嘉庆重修的《湖广通志》说，在入湖诸水中“惟湘、沅最远，故每岁视二水大小为湖面广狭，而消长迟速则又视江、汉为归。若江、湘并涨，湖将不雨而溢”。
道光年间为洞庭湖扩大的全盛时期之说，虽然流行却并不可靠，很可能是适得其反：洞庭湖因天然水面急剧萎缩而危机重重，“其湖面估计至多不会超过4000平方公里”《洞庭湖的变迁》），这一判断可以得到道光年间不少学者论湖记载的支持。魏源说：“自江至澧数百里，公安、石首、华容诸县，尽占为湖田”，“私垸之多，千百倍于官垸、民垸；私垸之筑，高固甚于官垸、民垸。私垸强而官垸弱，私垸大而官垸小”，“向日受水之区，十去其八矣”。魏源所说的私垸与官垸的比较，实际上指出了一个事实：洞庭围垦已完全失控，在道光年间已是全民运动，人人得而垦之，占为己有，是为私垸也。
中国的事情只要弄到这个地步，大体便是无法收拾了。
道光末年，主张决而不堵的王柏心也说：“今之洞庭非昔之洞庭也，阔不及向者之半。”由此可见，19世纪中叶的江湖关系，已经毫无平衡、和谐可言，势如累卵，一触即溃了。荆江大堤加高培厚，年年如此，人之可为者；荆江洪水随之上涨，汹涌奔突，人之不知者。侯世霖的《江防论》说得透彻：“土积如山，水激亦如山。”这正是清初以来，围垦失度，泥沙并下，筑堤死守而忽视江湖蓄泄涵养水土的后果。
乾隆以来，荆江南岸大堤陆续加高了一丈多，对此种“堤加如山，水高于田”的隐患，作出正确预言并警告清政府和世人的，是侯世霖，他在《江防论》中说：
陵谷变迁，何可胜穷。撼荡崩溃，势所必至！咸丰、同治年间，荆江南岸藕池口、松滋口相继决溢，“撼荡崩溃”，终于来临。咸丰二年（1852年），石首县的荆江南岸大堤溃决；次年汛期，荆江洪水由藕池口南下夺占华容河西支与虎渡河东支故道人湖。同治九年（1870年）长江特大洪水，松滋庞家湾与黄家铺同时决口；同治十二年再决，江水由两口奔腾南下。
藕池、松滋溃口，人湖水量激增，洞庭湖区形势在汛期的风声水声中几无安宁了。民国《安乡县志稿》称：“每当夏秋，县境泛滥，惟黄山附近汤家岗等处未遭淹没，余皆堤垸溃决”，“洪水横流，人口锐减”，“荆水建银，河流改道，县治势成岛屿”。这是说，县城已成孤岛。而彭日晓在《王军门救堤碑记》中所言，也极尽感伤：“一片汪洋，百里为湖，堤之未付流波者，如额上修眉、鲦鱼背影，数痕而已。”汉寿人徐蔚华的《洞庭湖七十年变迁记》写劫后安乡：“同治九年冬，舟泊安乡县治。见县官衙、教谕各衙署破壁颓垣，街衙荡尽，人民逃徙。询之土人，则曰：夏秋水满之时，全县皆淹，止黄山片土浮水面耳！”东洞庭湖畔的人们本已熟知湖中水势有小、中、大三种之别。水势小，君山退居于陆地，港口舟楫不通；中则君山人水，沿湖48港汊均能泊舟；水势大，江湖混流，水漫连天，有庐舍被淹没。自两口崩溃后，洞庭湖已不见水势小的时候，而是“大水十常八九，中水无岁无之”《巴陵县志》这一时期“洞庭湖泊面积达5400平方公里，也是近代洞庭湖进人最盛时期的实际湖面大小”《洞庭湖的变迁》从太平、调弦两口分洪到1852年、1870年藕池、松滋崩决而成为四口分流入湖，洞庭湖水势滔天，沅湘二水的下游尽成泽国。四口水流同时带来的是更多的泥沙，江水一石’其泥数斗，游积日高，洲渚再现。《安乡县志稿》谓：“荆水含泥而下，陆续成阜，牟利者遂次第修筑，草莱芦苇，地广人稀，长、益、湘、宁及禮西人民趋之若鹜，视此为殖民地，由佃而主，由散而聚，由少而多，此县以堤垸为生命、客籍占多数之历史也。”清光绪年间，湖南布政司以“息争端而裕库收”为名，号召百姓纳资承垦，凡缴100文即可领照垦田一弓（约5亩）围垦之风又盛，游塞又起，如是往复。
进入民国，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湖区水利机构经常改组，官僚政客以治湖为名借公营私，尤其是名目繁多的“垦照”，集中表明洞庭湖的灾难又要雪上加霜了。
所谓垦照就是可以垦田之照，缴钱领照，悉由开垦，一切不管，发照的只要能卖到钱便万事大吉。游地尚未出露，先发“待潮照”，然后是“准垦照”等等。1918年，省长张敬売发布命令：缴费办照，领亩围垦，筑堤围垸。官僚地主湖痞水霸闻风而动，先得垦照再划地盘然后招来佃农围湖造田，佃农还要在动工前先缴每亩几斗至一石的“进庄谷”，再缴堤工费，修堤时又都是佃农无偿付出劳力。这就是民国时期风行洞庭湖垦区，使多少官僚豪绅大发其财的“领照围湖一本万利”的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