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认为儿子是这一切罪恶的渊薮，他先是想让丁辉给庄里挨家挨户磕头，遭到拒绝后，他在马香林唱坠子戏的戏台上下跪磕头，并最后用大棒打死了儿子丁辉。但丁辉是所有罪恶的渊薮吗？他的死能解决丁庄的问题吗？如果我们和丁水阳一样认为是，那么，进一步追问：他从哪里获得机会、权利和可能呢？那一条街住着的血头呢？一排四合院里住着的既得利益者呢？倡导“发展血浆经济”的教育局长以及更大的丁辉群体呢？他们隐入了黑暗之中，正是社会机体的缺陷，制度的软弱和乡民们的逐利欲望使他们有机可乘。一个丁辉死了，一个丁庄毁灭了，留给我们的是一盏红灯，是警示与思考。
同样的，乡民们自己没有责任吗？难道不正是他们人性中的恶毁灭了他们自己和村庄吗？在灾难面前，几乎人性的所有卑劣与丑陋都展露无遗。偷盗、欺诈、糟蹋，在死亡之前要将一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毁掉。丁辉之流巧言令色，借助权力巧取豪夺，从血浆和棺材中发财，敲骨吸髓；“我叔”一门心思要将热病传染给我婶；根宝得了热病，全村人替他隐瞒病情，要娶一个没有得病的姑娘；贾根柱和丁跃进费尽心机从“我爷”手中夺走村委会公章，有了那个公章，从上级政府领来粮食和钱款享受，他们理直气壮地瓜分了小学的课桌椅，一夜之间，庄子里的树被砍伐殆尽；包括老村长在内的所有人都在为生存无望地挣扎……这是末世之态，苦痛、绝望、荒凉，令人触目惊心、痛心疾首。在丁庄，见不到生命的奋起，见不到对权势的反抗。忍耐、消极、麻木，沉默地忍耐，然后悄默无声地死去。他们极其孤独地活在闭塞的村庄，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死活。丁庄人仅仅由于贫困，由于一时的贪念，就坠入了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又因着自身的罪恶而更加无法救赎。
村庄在一波又一波的死亡中凋敝，又在濒临死亡的人们的摧毁下逐渐走向毁灭。得了病的人们带着对物质的最后占有和攫取的疯狂，一夜之间砍光了村中的树木。人性之恶在这样一场劫难中彻底爆发。
可是人性之恶的前提又似乎建立在贫穷和愚昧上。教育的缺位，使他们混沌无知。而物质的极度匮乏，使他们为小得小失而争斗，甚至不惜以性命相搏。乡村的偏僻，信息不畅又使他们视野狭隘，认知空间极为狭小。小说的结尾，丁爷挥舞着大棒打死了丁辉，自己进了监狱，等他出狱时，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旱刚刚结束，于是，始于人祸，终于天灾，丁庄被彻底毁灭，成为一个空荡荡的荒原。
小说中有一个小故事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甚至认为这个故事是这部小说的“眼”，通过它可以透视小说中人物的灵魂。在小说第86页里，老村长李三仁的死让大家情绪低落，气氛十分压抑，善讲笑话的丁嘴嘴讲了一个民间故事：闲得无聊的县官与聪明人打赌，如果他能与走在菜园子边上的姑娘亲嘴，就让他掌三天县官大印。聪明人走过去对姑娘说她偷了他家的韭菜，逼着姑娘让他闻闻嘴。于是赢了比赛，掌了三天大印，将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弄进了衙门当官或经商。
我们知道，民间故事除了博人一笑，忘忧解劳外，也还别有寓意，包含着底层人民的智慧。这个简短的笑话里讲述了诸多内容：1、聪明人因善说谎言而被尊敬，他以姑娘偷了他家韭菜为名，逼迫姑娘亲他，从而赢得了赌博。检查的理由纯属无中生有，但是姑娘不去也不敢质疑检查的合理性，反而主动配合。可见，掠夺正是在沉默的前提下发生的。2、三天之内将自己的亲戚朋友都弄进官府，以发家致富。正是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进官府就意味着发家致富更是耐人寻味。这些都被村人和读者心领神会，所以听到故事的人没有愤怒和悲哀，只是觉得好笑，笑得忘记了死亡的威胁。3、公章可以随意赌博，随意出让他人。失去监管的权力自然会滋生腐败。这成为一个隐喻，昭示的是制度的缺位，良知和道德的沦陷，成为人心的艾滋病，成为社会的艾滋病。
村庄中卖血的农民则是那个从菜园旁走过的无辜的“姑娘”，成为聪明人和县令赌博的牺牲品。他们可怜而又可恨，从不去争取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甚至连这种争的意识也没有。在掠夺中，他们心甘情愿地承受并奉献，甚至主动参与了罪恶。他们在上交给自己吃的粮食里埋砖头石块，偷病友的东西，生怕自己成为了占不到便宜的傻子。疫病到来时又将仇恨发泄到无辜的人身上，毒死了丁辉家的家畜和十二岁的儿子。中国乡村受儒家思想影响是讲仁道的，但是这个仁道已经被彻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赖、礼仪廉耻等温情面具悉数被剥落，破坏的荡然无存，只剩下狰狞的面孔。
丁庄真正的精神在“我爷”身上。他算是丁庄最有知识的人。而他的精神资源是他小时侯读过的《三字经》《百家姓》《万年历》，和马香林之类民间说唱家们所唱的坠子戏。在他的身上积淀的是乡村的传统文化，是他所理解的做人要诚信，做了对村人不好的事情就要对他们磕个头，认个罪；教育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所以要保管好学校的财产；儿子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就要打死他；他温厚善良，“不争”，温良恭俭让在他身上有闪光的呈现，让代课就代课，没有工资也不抱怨，自己在教育局长的威逼之下说了“血如泉水越抽越旺”的话后，一直将愧疚积存在心间，认为自己是祸端之源。他谦卑自省，具有很高的道德追求和宽广的悲悯情怀。因为儿子的行为，他背负着耻辱和后悔的双重负面情感，最后打死了丁辉。他的忏悔和自省构成了小说的灵魂，是全书的精神之所在。他的伟大在于他的痛苦，他的罪恶感，他的舍我其谁的责任意识。但正如作家在访谈中承认的一样，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在他身上负载了作者一厢情愿的美好憧憬，一点残存的希望。
当代优秀作家余华也曾以卖血为题材写作过《许三观卖血记》。都说余华是一个血管里流淌着冰渣子的作家，冷酷无情。但我却认为那部作品是在讲述人性中的温暖和光明。许三观以血拯救他的家庭，是一个贫弱者尽全力抗争命运的方式。他的一生以卖血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灾祸，从而得以在老年安详地吃猪肝，喝黄酒。在这里，卖血只是一种隐喻，所有底层贫困的民众都是在受尽苦累支撑自己家庭。小说中也有李血头、沈血头的出现，但都是一闪即逝的火星，不足以在全篇构成蔓延之势。读者在作品中并不是感受批判，反而更多的被普通老百姓的含辛茹苦和高尚美好所感动了。
比较而言，阎连科更尖锐，更凌厉，更痛彻心扉地去拷问苦难的根源。《丁庄梦》通篇都是丑恶，肮脏，贪婪地攫取，是遍地死亡，是权力金钱的威逼利诱，丁庄人毫无招架之功。除了沦陷，别无选择。于是，良知和道德，礼仪和廉耻，仁爱和互助都被踩到了脚下，成为一堆烂泥。丁庄在疫病和大旱之后，死的死，走的走，只剩下了光秃秃，人畜绝尽的平原。小说结尾用了我爷的一个梦，他梦见了远古时期的女娲造人，一个女神用草绳抽打泥浆，又出现了一个蹦蹦跳跳的鲜活的世界。近乎画蛇添足的一段话，似乎是作家耗尽心力后的草草收场。为了让读者不至于太绝望，而拽出了这么一点光明的尾巴。但是这点光明对整本小说黑暗惨烈，揪心撕肺的痛苦来说，显然无济于事。
这样的绝望我们在阎连科的小说里并不陌生，《日光流年》中三姓村人面临的是一个卡夫卡式的漫无边际的迷宫，似乎永远也到达不了无穷无尽的通道的尽头，这个陷阱不知道是谁设下的，无法逃出，也无法理解，就像约瑟夫·K面对法庭，或土地测量员K面对城堡，格雷戈尔·萨姆沙变成小甲虫的处境是一样的。他们莫名其妙地得了喉病，活不过四十岁。他们想要改变这被诅咒的命运，奋斗了几代人，卖光了男人们大腿上的皮，将女人们送出去卖肉，终于挖成了灵隐渠，全村沸腾。然而几代人的牺牲换来的却是乌黑脏臭的污水。这样的结局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读者的心砰的一声沉了下去，所有三姓村的人的心都沉了下去，只剩下绝望，更甚于原初的绝望。这最后一笔惨烈透顶，作者写出了人类或者说三姓村人深陷命运流沙中的无力感。对他们来说，似乎任何改变命运的尝试都是更为险恶的陷阱。作者并没有留给自己和读者任何希望。
这已经超出了乡村审视的视角，站得更高，目光投射得更远，以乡村为背景，写出了更为丰富深刻的人性和苦难。作者并没有留给自己和读者任何希望。
摩罗说：“一个作家可能拥有屈辱的人生，也可能拥有平常甚至体面的人生，无论怎样，他都必须为全世界的屈辱和厄运担当情感痛苦。你所描述的生存状态可能确实黑暗丑陋，毫无得救的希望，但是最伟大的文学和最伟大的作家永远都必须以最大的爱最大的热情为正在沉沦的世界作无济于事的祈祷和祝愿。在当今世界，文学可以说是人类奄奄一息的灵魂。什么都可以沉沦，但文学决不应沉沦。谁都可以在末日的黄昏放弃灵魂的向往，但作家永远不应该放弃。”
或许阎连科这部《丁庄梦》写得太过惨烈黑暗，甚至有些让人毛骨悚然。但在这份惨烈中我们也清晰地读到了作家的热情和悲悯。正所谓爱之愈深，恨之愈深。他对那些轻如鸿毛的生命越是关注和痛惜，下笔才越会惊心动魄。也许他没有提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但是至少他把现实中的问题赤裸裸地摆在我们面前，把荒诞世相和苦难真相血淋淋地撕开给我们看，这份良苦用心是我们所应尊敬和感谢的。
在这样穿着魔幻外衣的惨烈描述中，我们看见的除了苦难还是苦难，除了悲悯还是悲悯。村庄被掠夺，被抽血，农民的生存状态极其窘困和艰难，乡村不但没有了恬静纯朴，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就连几千年来延续着乡土发展的乡土精神和伦理道德，也都丧失殆尽。
但也会遗憾。作家大可放弃这种对魔幻书写的追求，回归朴素的表达，更真实贴近民众的生活，也就更贴近了苦难本身。感觉作者很用力，这种用力的姿势太过显露，实际上暴露了一种无力感。
悲剧意识
什么是悲剧？鲁迅先生说，鲁迅说，悲剧就是将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将原本善良、无辜的乡民推向毁灭的境地算不算是悲剧呢？原本世外桃源一样的美丽安详的乡村变成功利场，杀伐地，算不算是悲剧呢？将原本良善、淳朴的人变得凶残、暴烈，是不是悲剧呢？
曹文轩在论悲剧精神时说：“人存在着，其本质必然是悲剧性的；人面对自然，面对社会，面对自己，都要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甚至是不可克服的困境；人生来就在罪恶的渊薮之中，人类在最初觉醒的那一刻，同时陷入了不可饶恕的罪恶；‘欲壑难填’的人类，注定了要在自身的欲望与社会的伦理规范、必要的运行秩序的冲突中倍受煎熬与折磨；死亡的必然性与人的‘不朽’企图，是一对永远不可能无为妥协的矛盾，而最终的结果是不朽葬身于黑暗的毁灭；历史在表达前行的欲求时，往往总是被泥淖般的现实所沦陷，从而使其一切宏伟的构想斗烟消云灭；偶然性之剑永悬冥冥之中，以为一切皆有规律与章法并自信的人类，随时都可以遭其血刃；文学的基本使命之一就是在这样一些较高的社会学层面上或是在哲学层面上来表现人的永无止境的痛苦以及在痛苦中获得的至高无上的悲剧性快感。”
由此来审视阎连科的小说，笔者认为在他的作品中渗透了深刻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主要表现在对人性恶和人世厄的描述上，二者互为因果，相互纠缠，将人类拽入苦难的深渊。
人性之恶。
阎连科擅长刻画人性，在他的作品中似乎极少见到正面的光辉灿烂的人物形象，他惯于在最底层最灰暗的人群中寻找描画对象，比如残疾人（如《受活》），而加诸在他们身上的苦难也格外令人触目惊心。同时，他们所具有的人性弱点也更能促人思考。
《丁庄梦》中，贫困、死亡，人与自然的相互剥夺，善与恶的相互纠缠，人几乎还原为动物。《受活》中，受活人虽然身患残疾，却巧妙利用各自的特长互相帮助，在那个耧耙山深处的与世隔绝的小村庄里生活得丰衣足食。而在茅枝婆引领他们加入了现实政治下的社会之后则似乎是灾难的开始。后来柳鹰雀更是以他的伟大浪漫主义的惊天构想将受活庄人推向了悲剧的极致。他设想从俄罗斯购买列宁遗体发展旅游经济，为筹备买遗体的巨额款项，让受活人出去表演绝技赚钱。赚来巨额财富时，也是圆全人抢劫绝术团之日。绝术表演的钱被抢劫一空，几个儒妮子还被轮奸。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柳鹰雀的专制独裁是主要原因。他以偏执的急功近利的性格出现在我们面前，为了自己朝思暮想的权力和政绩，可以为所欲为。与此相似的《丁庄梦》中的丁辉的贪婪无耻，《日光流年》中的司马蓝的顽固愚昧。他们因为自己的欲望追求而给村庄中的人们带来了灾难。
与此同时，乡民自身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受活》中的残疾人大都瞎瘫跛聋，已是遭受到人世间最惨的苦难折磨，可是他们还要经历铁灾、饥荒、绝术表演，被圆全人抢劫等。但是他们从不反抗，他们闰土式的隐忍与麻木，他们的愚昧、怯懦、胆小，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对他们来说，一切灾难都是宿命，无法躲避，只有承担、忍受、忍耐。《日光流年》中人们对司马蓝的盲从与绝对驯服，《丁庄梦》中乡民的贪婪，对金钱的狂热追求等，都是造成悲剧的根源。
在饥饿面前，在金钱面前，道德显得如此脆弱，不堪一击。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友爱、互助等温情面具悉数被剥落，破坏得荡然无存，人性只剩下狰狞的面孔。
人世之厄。
但是，我们要问：除了人性恶的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因素呢？柳鹰雀丁辉之流为什么能够如此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呢？他们是如何获得制造灾难的权力、机会和可能的呢？回答这个问题必然要站在社会学政治学的角度来予以思考。答案其实也并不复杂：是社会有漏洞留给他们，是制度有缺陷让他们钻研，是大多数村民的逐利欲望让他们有机可乘。
《丁庄梦》中，“我爷”抗争的是整个村庄，村庄外的整个世界。他通过一系列奇异的梦觉察到了现实中的不合理，却无力改变现状，无力阻挡灾难的发生。诸如“地上开鲜花，地下结黄金”的梦后，人们开始了对村庄公共资源的抢劫和毁坏。正是对利益的追逐才使人性恶彻底爆发和崩溃，他们是受害者，但也是他们亲手毁灭了村庄。“我爷”的儿子是血头，孙子被村人毒死，他想让那些濒死之人能安乐地走向死亡，这些人却将学校的财产抢劫一空。他只好打死了儿子丁辉，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