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岩寺与中国的“神奇”
有些地方去过一次就再也不想去了，有些地方去过一次还想去第二次、第三次。灵岩寺属于前者还是后者实在说不清楚，因为算起来我已经去过三次了，但都是陪同外地来客，并非出于自发，也因为这次最初听说要去灵岩寺疗养我态度淡漠，而去后住了几天竟然便兴趣大增，收获颇丰。那除去学跳交谊舞之外，更多地来自于对于灵岩寺这片土地的了解和认识。
近年“风水”之说日渐盛行，有人说中国的风水宝地都被佛、道两家占去了。这种说法也许并不尽然，但起码说对了一半，那就是佛道圣地“风水”上都是占了先的。灵岩寺既然号称“天下四大名山之首”--从历史记载上看，确有那样一段相当辉煌的时刻，所谓“游泰山不游灵岩则不成游”就是一种证明--“风水”自然有其独到奇特之处。这最直接直观的物像，就是周围群山多缺水少树，显得光秃、荒凉，而惟有这一脉山冲，古柏入云，草木茂盛，泉水丰沛，从谷底到峰巅好一袭郁郁葱葱、云蒸霞蔚的景象。
这还是从山下看，及至登上天门阁、一线天放眼四望，云松古刹、灰塔红楼、碧水银波，更有一条金丝线似的山路远去近来，真如仙山天国的境界。而当你漫步走入那仙山天国里面，“千岁云檀”，“千岁龙檀”，“千岁鸳鸯檀”等，又会给你带来说不尽的沧桑感和对于大自然神奇造化的惊叹。带着这种沧桑感和惊叹，那天饭前，我和同去的一位漫画家漫步于檀园庭前时，热心的服务员小姐又指点方山（灵岩寺所在的山)，向我们介绍起“蹲狮、卧象、站骆驼”的奇观。那奇观初看有些模糊勉强，细细端详又确有几分类似于外国现代派艺术的神妙和动人。
自然这还只能算是外观形貌，更引人入胜的，还是做为“魂”的、与灵岩寺其地其寺气脉相关的故事和传说。在前殿的石碑上，你会看到法定法师当年建寺时为缺水所困，经神仙变成的樵夫指点，寻得双鹤泉的情景；在千佛殿，你会看到郎公祖师端坐讲经的身姿，而正是由于他的讲经打动得山顶岩石频频点头，这里才有了“灵岩”之称，有了山顶上那块老态龙钟、形象逼真的郎公石；在墓塔林，面对一座座或如晨钟或如暮鼓的碑石，你会听到当年渡海而来的东洋僧人击响的木鱼和引馨的余音……有什么能够概括这看到和听到的一切？这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给于我的最为深刻和强烈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神奇！只有神奇--神奇的历史！神奇的人物！神奇的故事！神奇的土地！这神奇是灵岩寺所独有的，又不是灵岩寺所独有的：在中国广袤辽阔的土地上，有多少这样的神奇的历史、神奇的人物、神奇的故事、神奇的土地啊！神奇，这应当是我们的国粹、国宝，这应当成为我们的财富和资源--无疑，我又要说到文学和创作上了。
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曾经和至今仍然风糜世界。“魔幻”是中国的翻译语言，据说拉美作家们最早提出和倡导的是叫“神奇现实”。所谓“神奇现实”正是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等一批不甘寂寞、不甘守旧的作家，对拉丁美洲神奇的山川原野、社会生活、心态习俗，进行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的结果。拉丁美洲是神奇的，中国不也是神奇的吗？当我们为拉美文学，为卡彭铁尔、马尔克斯惊叹不己的时候，不应当也想想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文学吗？我们为中国的神奇历史、人物、故事和土地，到底做了些什么？
中国应当有自己的--决非抄袭和模仿的--“神奇现实”主义的文学！不少优秀作品中已经露出了曙光，我们还要加紧努力才是。
1994，5。
经受不住的诱惑
一部作品结笔，作者的任务大致就算完成了，更多的话难免就要变成饶舌和画蛇添足。《羊角号》似乎有些不同。
《骚动之秋》闻世后，荒煤同志和文学界不少前辈、朋友都希望我继续写下去，用自己的笔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为了完成这个心愿，几年里我一边读书一边下生活，付出了大量心血和努力。构思始于1993年，经过一个闷热的夏天和一个清爽的秋天，未来的作品渐渐显出了雏形。那追求的是一种惊人的真实与空灵神奇的意境的统一。一棵作为象征的、历经岁月风霜的、神奇的老柏果树由此出现，并且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为了丰富我对那棵老白果树的理解和感受，那年秋未，我坐了整整九个小时汽车，进入沂蒙山深处的莒县。在那里，我看到了一只罕见的、远古时代的牛角号，看到了那棵闻名遐迩的、被称之为“树王”的老白果树。
那是山野中的一座古庙，绿水淙淙，青藤攀攀，但远离城镇，没有人家也没有招待所，多亏一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我才破例获准，顶替一位不值班的看护人员的铺位在庙中留宿一夜。与我作伴的是一位十七岁的小伙子，他告诉我，他爷爷是从部队遣送回乡的“右派分子”，他的当兵的愿望因此没能实现；告诉我，老白果树下是一个好大好大的湖泊，天再旱、地再干也没有枯竭的时候；告诉我，老白果树的根子一直伸到山外，伸到几百里之外的海边那儿；告诉我……他讲的都是村里百姓们的传说，却一下子打开了我心灵的翅膀，使现实中的这棵老白果树与我想象中的那棵老白果树，无形中得到了重合、生发、升华。从沂蒙山区回来，我文思如涌浮想联翩，作品构思也日近完成。也就在这时候，一个念头不知怎么冒了出来：既然这棵老白果树如此独特神奇和具有象征意义，能不能单独拉出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呢？这个想法最初只是灵机一动，随即却使我激动不已。
几年前我曾有意读过一批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和外国现代派作品，认定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必须有所借鉴有所开拓，接受国外一些新的、进步的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由此我几次有心尝试，几次都因没有找到适当的题材、构思作罢。如果能够把老白果树的故事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无疑是一个突破。更主要的是无论从内容还是艺术上说，都是没有先例的。创作创作，讲究的就是一个“创”--创新。
对于一位以文学创作为职业的人说来，创新的诱惑是远在其他诱惑之上的。我激动了大半个上午、大半个晚上，天近黎明时却又惶惑了：世界上何曾有过这种不是以人物而是以一棵老树为主人翁的小说？何曾有过这种时间跨度长达千年甚至于万年的小说？这种小说果真写得成吗？即便写成，果真还能被称之为小说吗？惶惑带来的是犹豫和动摇。我把犹豫和动摇说给了一位大学中文系教授，那位大学中文系教授在电话上为我唱起了“妹妹你大胆往前走哇--”
于是便大胆地往前走。走着走着，面前渐渐宽阔起来，渐渐地果真走出一条路，这就是这部长篇小说的故事了。故事形成，兴奋中依然带着几重忧虑，我又找到一位老评论家面前。本来做的是接受泼冷水的准备，得到的依然是热气腾腾的鼓励：“闯！值得闯一闯！”在这样的鼓励面前，原有的构思才被断然搁置，一条新生命才开始了艰难而又快乐的孕育、生产的历程：三次讨论，四次修改，在电脑面前我坐了一年有余。
一位外国文豪说过：创新，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是受尽煎熬。《羊角号》的创作，使我真真切切地领略了一番“煎熬”的滋味，但也使我感受到了“煎熬”之后的幸福。有煎熬有幸福、先煎熬后幸福，这对于一个作家也就足够了。
有争议，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这样理解有人那样理解，是一开始就料到的。书稿讨论时如此，小说出版后也还会如此。但我觉得，那无论对于作者、作品还是我们的文学事业，都并不一定有什么不好。如果说到心愿，我最大的心愿无非是把中国优秀的文学传统与国外最新的创作成果融会贯通，走出一条新路子，写出一部既渗透着民族文化精神又具有某种世界性语言的作品。至于能不能做到或者做到了多少，只有细听读者的评判了。
不少人不理解，《骚动之秋》的作者怎么会写出这样一部作品，以上就算是一个简略的回答吧。我还要说的是，农村改革依然是我关注的“热点”，我希望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新的收获告慰于真正关心、帮助、爱护过我的前辈和朋友们。
1996，8。
附记：这是作者为长篇小说《羊角号》所写的后记。
且恨且爱
人们多用且恨且爱形容男人与女人关系，而我要说的却是我与剧本的情缘。
得知我的剧作选《呼唤阳光》、《四个女人两台戏》、《黄河之水天上来》即将出版，一位友人不胜惊诧地说：“你不是写小说的吗？什么时候写起剧本来的？”我笑一笑说：“这可真是官僚主义害死人。我是写小说的不假，但我也是一个写剧本的，而且写剧本的历史比写小说还要长。”
此言凿凿，一毫不虚。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先后创作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两部中篇小说，《骚动之秋》还得过茅盾文学奖；但同样凿凿其言、不虚一毫的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未迄今，我还写过六个电影文学剧本、四个长篇电视文学剧本、一个多幕话剧剧本，其中，《原野风》还得过全国性的奖。
说起来，写剧本与我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工作过几年有直接关系。那时我干的不是专业编剧，但文工团首长有意要发展我爱好写作的特长，我也有意要在这方面有所造就，于是便特别注重读这方面的作品。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曹禺等人的剧作多是那时候读的。那时“文革”还没结束，那些书都是“禁书”，多亏了好心人的帮助才读到的。书读多了，心里痒手也痒，便试着写起剧本来。虽然写了两个小戏都没成功，文工团后来的首长也不认我这壶酒钱了。1975年全军开展模拟实战的大练兵时，我还是争取到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跟随主攻部队体验生活二十几天的机会。那次行动的结晶就是电影文学剧本《检验》。这是我写的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一度被列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重点拍摄计划。这应该算是开始，从那以后或者心动手痒，或者禀承上命，断断续续一路而来，累积了不下一百几十万字的文稿。至于要把剧本结集出版，则是从一位朋友要帮我出作品集或全集时提起的。我说：以我的年龄和成就，出版选集或全集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能够把这些年创作的比较好的剧本推出来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这些剧本写的时候花费了大量精力，其中有几部，如《岳飞》、《郑板桥》、《呼唤阳光》、《原野风》等也达到了相当水平，其成就并不一定比《骚动之秋》、《羊角号》、《海猎》等小，却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自己的价值。但那实在要算是我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成果。如果能够面世，无论对于我还是读者都会是一件有益的事。感谢朋友的理解和支持，现在剧作面世，我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有人说剧本是为舞台演出或者电影、电视剧拍摄而写的，不是写来阅读的，算不上纯粹的艺术形式。换句话说，写剧本的作家很难或者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一流的作家。对此我不敢苟同。剧本是为演出或者拍摄而写的这是对的，但剧本如同小说、散文、诗歌一样，是文学形式的一种；既然是文学形式的一种，当然便有可阅读性。老实说，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包括郭沫若、曹禺、老舍的剧作我都是从书本上读来的，不是从舞台或者银幕、屏幕上看到的。而正是那些印在书本上的的剧作打动了我，激励了我，启发和提高了我，怎么能说剧本只是写来演出而不是写给人们阅读的呢？至于一个作家是否伟大，是否能够进入一流行列，更是与他们熟悉和使用的文学形式无关。有谁能够说，凡是写小说、散文、诗歌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一流的作家？有谁能够说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郭沫若、曹禺、老舍，不是伟大的、一流的作家？一部《红楼梦》使曹雪芹名垂青史，一部《窦娥冤》同样使关汉卿名垂青史。郭沫若的名字是用新诗垒起的，也是用新编历史剧垒起的。老舍因《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闻名中外，也因《茶馆》而中外闻名。所以，无论使用哪种文学形式写作都无需自傲或自卑，一部作品的成就、地位，从来都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水平和影响。这才是根本中的根本。
有人觉得自己是写小说或者写散文的，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曹禺等人的作品可以不读。我不这么认为。写剧本必须多读好剧本，但多读好剧本的结果就远不局限于剧本写作本身了。我的小说甚至于包括报告文学、散文之类作品，都特别注重可读性，特别注重情节、情绪、气氛甚至于语言的起伏跌宕，不能说与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曹禺等人的影响无关。剧本强调悬念和情节，强调性格的鲜明性、复杂性、微妙性，强调“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在小说创作中同样重要。一部好看的、具有某种吸引力和震撼力的小说，离开这些戏剧性的因素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在我认为是不可想象的。有人主张小说要返朴归真，但返朴归真并不等于平实、寡淡，并不等于与戏剧性相互抵牾，并不等于不能够在融会贯通中放射出新的光彩。是不是呢？
除了莎士比亚、易卜生、戈果里等人，给予我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当属雨果了。而雨果打动和影响我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作品的戏剧性和生动性。我曾经说过，有的作品刚读时感觉不错，但读过之后很快就模糊甚至于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而有的作品读过之后，给予你的是震撼，能够一下子烙进你的心扉，即使多少年之后也还会记忆犹新，想忘都忘不了。所谓文学的魅力和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这里。这与作品中的生活、性格密不可分，也与作品具有不具有戏剧性因素有着很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点好剧本，受一点好剧本的影响，无论对于写什么作品都是有益的。这当然只是我的一得之见。
有人问，有的作家一辈子固守一种文学形式，比方只写小说或者诗歌、散文等等，这是好事还是坏事？首先我对这种说法，即一个作家一辈子只固守一种文学形式表示怀疑；因为据我所知，一个作家可能一辈子主要使用一种文学形式，或者只在某一种文学形式中成就比较突出，但一辈子仅仅固守于一种文学形式，对其他文学形式不感兴趣或者完全没有涉猎的作家，起码是我没有听说过。文学的基本精神和要素是相通的，形式不过是一道矮矮的篱巴墙，抬抬脚就可以过去。剧本的那道篱巴墙即使高点、厚点，也不是绝对不可攀越的。莎士比亚的剧作闻名世界，他的十四行诗同样流传久远。托尔斯泰以小说着称于世，但也写过剧本。蒲松龄的聊斋故事精彩动人，他的《墙头记》也感人至深。郭沫若、老舍等人也无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兼备剧本和其他文学形式的创作，倒是许多大家共有的特点。当然作家千差万别，各有各的特长和爱好，切不可用一个标准要求和评判；只要是好作品，受到众多读者欢迎的作品，不管你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值得赞赏和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