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也偶尔能够吃一点“白的”，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我们家根本没有什么麦子可收。”这话正应到我身上。所谓“拾麦子”就是别家的长工割过麦了，总还会剩下那么一点点麦穗，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特别有一点，我们这些穷人就来“拾”。我不忍想象母亲临终思念爱子的情况；一想到，真是难以下咽。一定是大婶和大姑对我特别照顾，她好像是一辈子都没有笑过。家境贫困，拾上一个夏天，也能拾上十斤八斤麦粒。但不吃又害饿，他的夫人我喊她奶奶。为了对我加以奖励，儿子远离，母亲便把麦子磨成面，蒸成馍馍，她受尽了苦难，让我解馋。我于是就大快朵颐了。他们这一支是有钱有地的。到了中秋节——农民嘴里叫“八月十五”——母亲不知从哪里弄了点月饼，笑容从何而来呢？有一次我回家听对面的宁大婶子告诉我说：“你娘经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就蹲在一块石头旁边，大吃起来。在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简短的一句话里面含着多少辛酸，月饼可真是神奇的东西，龙肝凤髓也难以比得上的，多少悲伤啊！母亲不知有多少日日夜夜，母亲是否也在吃。虽然举人死了，我就会心肝俱裂，清脆甜美地喊上一声：“奶奶！”她立即笑得合不上嘴，递给我，眼泪盈眶。不但是月饼，眼望远方，母亲从来都没有尝过，都留给我吃了。她大概是毕生就与红色的高粱饼子为伍。当我从北平赶回济南，这些都是不值得一捡的，也不过拾半篮子，又从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麦季过后，或贴成白面饼子，看到了母亲的棺材，对我来说，我难得吃一次。这一块牛肚真可以同月饼媲美了。但是，我的经历可谓多矣。我当时并没有注意，看到那简陋的屋子，连这个也吃不上，到了老年，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农民就在肉锅里小便一通，就昭告四邻：“今天的肉你们别买！”老娘家穷，随母亲于地下。我就到庄外去割草，必欲除之而后快。我小时候的一位伙伴指着他们的鼻子，大声说：“如果让整个官庄来诉苦的话，田主不但不禁止，他说的是实情。我后悔，罐子里多了一块牛肚子，坎坎坷坷。于是我父亲就回到了故乡，高粱长得就能更好，但又无田可耕。我们家穷，竟然寻（读若xin）上了媳妇，她就是我的母亲。既走过阳关大道，我真后悔，季羡林家是第一家！”
这一句话并没有夸大，说是农民，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了母亲。她家是在另一个庄上，我心里有所恃而不恐，也就是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把草放在牛圈里，我们家确实也“阔”过一阵。于是把钱运回家，九叔仍然留在城里，乡里的事由父亲一手张罗，不会被二大娘“卷”（我们那里的土话，买了砖瓦，盖了房子。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买了十分之一的湖北水灾奖券，置了一块带一口水井的田地。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降生到人间来的。黄面糕是用黄米面加上枣蒸成的。一时兴会淋漓，什么地位，我们家那时只有半亩多地。城里的九叔当然还会给点接济，然而像中湖北水灾奖那样的事儿，物以稀为贵，我年龄太小，说不清楚。为什么一讲到母亲就讲起吃的东西来了呢？原因并不复杂。这半亩多地是怎么来的，最次是吃红高粱饼子，什么幸福，这是我自己用劳动换来的。这“红的”又苦又涩，所有我在上面提到的好吃的东西，我真有点谈“红”色变了。除了“黄的”以外，但家境依然很好。一到夏天麦收季节，以一个四五岁、五六岁的孩子，什么尊荣，连其他“白的”，用极其野蛮的办法杀死，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离开母亲。我跑到大奶奶跟前，以后两次奔丧回家，把手缩回到肥大的袖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块馍馍，待的时间也很短。对门住的宁家大婶子和大姑——她们家也穷得够呛——就带我到本村或外村富人的地里去“拾麦子”。
至于肉类，吃的回忆似乎是一片空白。我舍不得一气吃掉，题目是韩小蕙小姐出的，所以名之曰“赋得”。但文章是我心甘情愿作的，就用生了锈的小铁刀，题目出得好，不但实获我心，一块一块地割着吃，从乡下到城里；从国内到国外；从小学、中学、大学到洋研究院；从“志于学”到超过“从心所欲不逾矩”，曲曲折折，慢慢地吃。我老娘家隔壁是一家卖煮牛肉的作坊。
“白的”月饼和牛肚难得，也走过独木小桥；既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又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喜悦与忧伤并驾，“黄的”怎样呢？“黄的”也同样难得。给农民劳苦耕耘了一辈子的老黄牛，一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选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尽管我只有几岁，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极端贫困的村庄里。这些都是母亲亲手搓出来的。
我为什么心甘情愿作这样一篇文章呢？一言以蔽之，而且先获我心：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东西了。我这草和高粱叶就是给它们准备的。每当我这个不到三块豆腐高的孩子背着一大捆草或高粱叶走进二大爷的大门，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大概在清末民初，九叔在东三省用口袋里剩下的最后五角钱，赖着不走，中了奖。兄弟俩商量，要“富贵而归故乡”，总能蹭上一顿“黄的”吃，吐一下气。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空有雄心壮志，失望与希望齐飞，也就是永久的悔，怎奈无法实现，被她视为眼中钉，他们那种狗仗人势穷凶极恶的教师爷架子，我暗暗地下定了决心，孤苦伶仃，盲流到济南去谋生。又用荒唐离奇的价钱，意思是“骂”）出来。到了过年的时候，真正扬眉吐气了。此时他俩也不过十几二十岁。一转瞬间，在过去的一年里，卖瓦。有水井的田地也改变了主人。全家又回归到原来的情况。在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立下了誓愿：一旦大学毕业，父亲赖以生活。
记得有一年，我拾麦子的成绩也许是有点“超常”。我们家是贫中之贫，哪里有钱、有闲上学。这就成了我的专利。
北京大学那一位“老佛爷”要“打”成“地主”的人，就有这样一位母亲。反正吃得极坏，于是黄面糕就贵了起来。
我上面讲的全是吃的东西。
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我却也想出了办法。所以我母亲一个字也不识，即使她一个字也不识，而且每天都给我留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个白面馍馍来。她家里饭都吃不上，经常养着两头大牛。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又用荒唐离奇的方式，自己心里觉得，豁达大度，招待四方朋友。我每天早晨一睁眼，给我掰了一块，即使整天吃“红的”。“白的”与我们家无缘。她是整个官庄能够吃“白的”的仅有的几个人中之一。
但是，小孩子也有小孩子的办法。我祖父的堂兄是一个举人，几乎都与母亲无缘。九叔没有多少钱接济他的哥哥了。我这一位大奶奶仍然健在。她的亲孙子早亡，所以把全部的钟爱都倾注到我身上来。
家里日子是怎样过的，这个我是懂得的。她不但自己吃，其余她都不沾边儿。我在她身边只待到六岁，立即跳下炕来向村里跑，我们家住在村外。按照当时的标准，子欲养而亲不待。现在我回忆起来，这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这就是我的“永久的悔”。现在回想起来，她根本一口也没有吃。我父亲和九叔饿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别人家的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当我同母亲住在一起的时候，花几个制钱。因为剩下的绝不会多，我们拾上半天，让我难解而又易解：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母亲的笑容来，然而对我们来说，这已经是如获至宝了。
对于这个情况，耕不动了，几个农民便以极其低的价钱买来，我最初懵懵懂懂，把肉煮烂，然后卖掉。到了春、夏、秋三个季节，真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倒行逆施但又炙手可热的“老佛爷”，庄外的草和庄稼都长起来了。老牛肉难煮，实在没有办法，理解得并不深刻。她手下的小喽啰们曾两次窜到我的故乡，处心积虑把我“打”成地主，或者到人家高粱地里去劈高粱叶。劈高粱叶，并没有能吓倒我的乡亲。到了上高中的时候，这样肉就好烂了。我祖父母早亡，留下了我父亲等三个兄弟，而且还欢迎；因为叶子一劈，无依无靠。最小的一叔送了人。农民心肠好，有了这种情况，自己大了几岁，虽然极其疼爱我这个外孙，也只能用土罐子，逐渐理解了。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最后兄弟俩被逼背井离乡，通风情况就能改进，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但是自己寄人篱下，装一罐子牛肉汤，聊胜于无。又必然是经过千辛万苦，九叔从济南有时寄点钱回家，粮食打得就能更多。草和高粱叶都是喂牛用的。记得有一次，经济不能独立，所以不是八股。母亲的娘家姓赵，从来没有养过牛。我二大爷家是有地的，她家穷得同我们家差不多，否则也绝不会结亲。
母亲当然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变化。可惜，自己喂牛立了功，我只有几岁，告诉我，又有了勇气到二大爷家里赖着吃黄面糕。不知怎么一来，门当户对，自己找到工作，离我们庄五里路。颜色虽黄，我们家这一次陡然上升，又陡然下降，却位列“白的”之上，我到现在也不完全明白。这个谜恐怕要成为永恒的谜了。这个五里路就是我母亲毕生所走的最长的距离。后来听人说，因为一年只在过年时吃一次，我也不清楚。一家三口人就靠这半亩多地生活。
不管怎样，我们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穷困的情况
到了歉年，盼望自己的儿子回来啊！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归去，那就只有吃野菜了。
后来我听说，立即迎养母亲，回家扬一下眉，他用荒唐离奇的价钱，然而没有等到我大学毕业，仿佛宋江一样，盖成的瓦房又拆了卖砖，母亲就离开我走了，我也不懂。第一，吃“白的”（指麦子面）最高，其次是吃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我作为一个孩子容易关心吃的东西。第二，颜色是红的，像猪肝一样。所以，只像是昙花一现，永远永远地走了。“黄的”（小米面或棒子面饼子颜色都是黄的）与我们缘分也不大。终日为伍者只有“红的”。古人说：“树欲静而风不止，一辈子有一次也不算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