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下天罗地网，人才尽为我用。
在鉴别、选拔、任用人才方面，曾国藩的“明字诀”具有另一层含义，即要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道。
能不能鉴别、选拔、任用人才，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吏治世风，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曾国藩对于人才非常重视，不论在何时，他都注意留心人才。所以后来就有人评价他说：“曾国藩之好才爱士，为当时之最。故中兴将吏大半出于其幕”“曾国藩昔官京师，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虽一艺之才，阁不甄录，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此类评价之多，难以一一列举。
善于识人用人是曾国藩成功的根本要诀。他认为，“为政之要，首务得人”“得一好人，便为天地消一浩劫”“多事之秋，得一人则重于山岳，少一人则弱于婴儿”“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但是用人极难，知人尤难，所以他慨叹“人不易知，知人不易。”
经过长期实践，曾国藩提出了一套认识和鉴别、考察人才的理论和方法。他在《应诏陈言疏》中提出应以“考言”为主，看他是否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除此而外，还要考察人的志趣、意志、态度、品行和思想。例如就“志趣”而言，曾国藩认为卑微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高贵者“慕往哲盛隆之轨”，高低贵贱立时可判；就“品行”而言，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这是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思想”而言，曾国藩认为不外乎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
为了识别和鉴别人才，曾国藩甚至还发明了“相人”之术，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须眉、声音、情态、气色等方面来“相人”。虽然看相之术有许多迷信色彩，但是曾国藩相人之术中某些合理的内容对于识别和选拔人才，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
曾国藩的知人之明，仅从他的幕府组成人员来看，就可窥见一斑。有人曾经对曾国藩的幕府人才作了总结，认为他幕府中的人才有以下几类：
谋略人才：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陈士杰、李鸿裔、薛福成等。
作战人才：彭玉麟、杨载福、唐训方、黄润昌等。
军需人才：李瀚章、甘晋、郭嵩焘、李兴锐等。
文书人才：罗置、程鸿诏、向师棣、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倪文蔚、方宗诚等。
文教人才：吴敏树、莫友芝、陆艾、俞越、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刘寿曾等。
制造人才：李善兰、徐寿、华衡芳、冯俊光、陈兰彬、容闳等。
仅上面所提及的曾氏幕府的佼佼者来看，就有近50人之多。因此，当时就有人在评价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时说：“幕府人才，一时称盛，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赢、倪文蔚、甘绍盘、方谋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
容闳评述曾国藩的幕僚时也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方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收罗致之也。”
从这些评论来看，无不是对曾国藩的知人之明和广致人才推崇备至，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曾国藩善于知人、明于用人的思想。
事实上，曾国藩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和营中将领也有许多中肯的评价，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曾国藩的知人之明，也可以领略到他的用人之术。下面仅举几例：
对于胡林翼，曾国藩说：“胆识绝人，威望夙著”“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
对于左宗棠，曾国藩说：“其才可独立一面，固已历有明征。其虽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词过峻，不无令人难处；而思力精专，识量阂远，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左帅平定甘肃之后，恐下文尚长，亦由天生过人之精力，任此艰巨也。”
对于李鸿章，曾国藩说：“少荃天资于公犊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江苏巡抚之任”“用人行政不改常度，而高掌远跖，治事清核，实鄙人所不逮”“殊为眼明手辣”。对于周梧冈，曾国藩评价说：“于军中小事尚能办理妥办，遇有大事则无识无胆”“暗于大局，不能受风浪，若扎营放哨、巡更发探、开仗分枝，穷系宿将，不可多得。”
对于杨载福，曾国藩说：“气韵沉雄，出奇制胜。”
对于彭玉麟，曾国藩说：“淡于荣利，退让为怀。”
在论及营中诸将时，曾国藩说：“塔齐布，一威望之将；毕金科，一晓悍之将；王福、韩升均属难得之才……”
“人才难得亦难知”，这是我国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在认识和选拔人才时说的一句话。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人才、将不同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是当政者需要着意关注的问题。曾国藩在这方面已经做了成功的范例，如果曾国藩手下没有这么多人才，可以说他就难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
选人重要，育人更重要。
曾国藩从办理团练开始，一步步发展到拥有几省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其湘军也成为清政府维持统治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期间，曾国藩的培养、选拔人才之道尤其值得重视。在曾国藩重用的人才中，固然以家乡湖南为主，这种地缘上的密切关系使他们在一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感，这是一种心灵上的认同，同时，曾国藩在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上也有自己独到的做法。
曾国藩在总结为政之道时说：“细思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广收”就是在广泛的范围内招揽人才。招来人才不一定马上重用，要仔细考察，通过培养教育，如果合格才加以重用。“严绳”就是在培养、选拔人才时，有严格的标准。
曾国藩把培养人才的方法分为四种：教诲、甄别、保举、超摧。教诲是培养人才，甄别、保举、超摧是为了推荐人才，四个方面都是培养选拔人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领导者，要有识别人才的本领，能够看出一个人优缺点、是否具备培养的潜质，然后再因材施教，助其成长，这就是曾国藩所谓“勤教”。在这一点上，领导者的责任同老师的责任是相通的。
在教育过程中，要严格要求人才，这就是“严绳”，否则，松散懈怠，教育不会有成果。要让被教育者既有自我追求向上的动力，也有稍有不慎就要受到责备的压力。他曾对人说：“督责者，商鞍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
督促下属们上进，首先要立下规矩，有了规矩，就要严格遵守，违反者，严惩不贷，就像孙子在训练吴国嫔妃时一样，对违抗命令者，严格法办，决不姑息。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在教育培养的过程中，要区分不同类型的人，给予不同的奖惩、鼓励方法：
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
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日肆。
好脸面，懂得礼义廉耻的，就许之以大义，晓之以理；心胸狭小、好利者，就许之以利，管教太严了，也会有恐惧之心，但稍放松一点，他就肆无忌惮，因此，要时时留心才行。表彰一个人时，宜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对个人来说，是一种荣誉，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一种榜样的力量、一种刺激。批评就要在私下里单独进行，这样可以照顾被批评者的脸面，同时照样可以起到改正错误的效果，而且更容易从思想深处与之沟通，比板起脸来、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通训斥要好得多。
要想教育别人、培养别人，自己首先要有好的表率，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正如曾国藩自己说的：
“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树立一个标准，自己首先要严格遵守，然后与志同道合者一起遵守，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互相激励，共同进步，这样在教育下属时才有说服力，“欲正人先正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常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大多数人不能不为利所动，所以也要体察并满足人们的这种物质需求。曾国藩一生清廉，不爱钱财，不汲汲名利，因此他在选将上也将不爱钱财不好名作为一条标准。他说，为名利而来的人，提拔稍迟一点就怀恨不已，薪水略少一点就计较不止，这种人胸无大志，最没有出息。
但曾国藩在用兵上，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得到了一支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在军事上取胜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这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
《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亦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兵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借资事畜”，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的饷差不多加了一倍。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连曾国藩本人也认为军饷过于丰厚，湘军几乎人人足于财。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了战斗力。曾国藩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它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将领以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汀营响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第二职业，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
除了兵将，曾国藩幕府里还养了众多幕僚，大有战国时代的平原君、春申君的风范。这些幕僚都是文人，有的还是“硕学鸿儒”，名声很大，乃至列入所谓“三圣七贤”。这样，武人给钱，文人给什么呢？曾国藩的做法是：给名。
在曾国藩多年的仕宦生涯里，有一个“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广荐人才。
曾国藩从军之初，“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百分之三，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因而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往往都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主要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至。回顾往事，亦甚感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沉于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好友刘蓉、赵烈文多次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在保举方面也不再像过去慎重了，而是大保幕僚。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1861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具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祯、李鸿章之密折等。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批准一部分。因实缺有限而记名、候补之类无限，所以用汇保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战争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武人给钱，文人给名，这种办法初由曾国藩创立，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
要想做大事业，用人是关键。你可以不会做具体事情，但是不可以不会用人。在用人方面，曾国藩主张“广收”“慎用”。他声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为什么要慎用？因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薛福成称曾国藩“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誉，量才录用”。曾国藩获得“有知人之明”的赞誉，就因为他慧眼识人，又因材使用。
认人、识人是做到量才器使的前提。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弃置不用，不频繁撒网就有失去捕抓大鱼的机会，重要的是要善于去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才，“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就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假如不是对症下药，那么也形同废物；虽有贤才，如果没有发挥其作用，那么与庸俗之辈无什么两样。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因而不担心没有人才，而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
随时对人加以考察，从细微处入手，这样才可以做到“慎用”。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部下的建言。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隐约反映了汉族官员要在满清王朝获得更多的“伸张”的机会。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