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轻易拒绝看似荒谬的想法
我们这里所说的“看似荒谬的想法”，指的就是一些伟人大胆提出的假说，创意者可以用他们独特的创意意识和丰富的知识积累再对这些假说进行发明创意。
恩格斯曾指出：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物就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了，它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一些假说纯化，取消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纯粹地构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构成定律的材料纯粹起来，那么这就是在此以前要把运用思维的研究停下来，而定律也就永远不会出现。对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了解的需要，总是一再迫使我们不得不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周围营造丰收茂盛的“假说”之林。
恩格斯的这段话论述得十分精辟，在大多数情况下，创意都是以科学假说为先导的。
创意不是一瞬间的活动，而是一个过程，要求创意者把全部所需资料收集齐后再去作出发现，是不切实际的，他们需要提出假说指导下一步的工作，以加速发现过程。正像一个在陌生大地上旅行的人一样，不是等待有关这块土地的信息收集齐后，再出发，而是先设想某一条道路可能会达到目的地，然后边走边观察边打听，逐步校正自己的方向和道路，创意者正是借助假说充分发挥他们的创意，从而走上成功之路的。
1543年，波兰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了《天体运行论》，积40年的探索和观测，终于创立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宇宙学，向“地心说”提出挑战，向科学的宇宙体系迈出了十分艰巨而又最为关键的一步。由于宇宙的复杂性和当时科技水平的局限性，这种理论体系是一种假说，那么，这个假说是如何产生的呢？应当承认，哥白尼提出这种新的宇宙学假说不是偶然的，当时的托勒密“地心说”与天文观测事实相矛盾，应用“地心说”不能准确测定地球上的方位，而无法满足历法的需要，此外，哥白尼还受到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启迪，敢于正视旧体系遇到的困难，继承了来自古希腊的哲学和各种不用于“地心说”的宇宙学模型，这是他的假说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
哥白尼的宇宙学说经过后来的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人一系列的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已建立在坚实的物理学基础之上，成为人们反对这一假说的依据，尤其是1821年法国学者布瓦尔德发现了天王星的实际运行轨道，有偏离理论计算的椭圆轨道的现象，这样天王星轨道的摄动就构成了检验日心说的一个最关键的步骤，只有在伽勒根据法国青年勒维烈的提示下发现了海王星之后，天王星轨道的摄动现象才得到解释，哥白尼的学说才成为人们公认的科学理论。正如恩格斯评价说：“哥白尼太阳系学说有300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后来伽勒确定出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明了。”
由此可见，假说不仅是一种认识，具有知识形态，而且更是一种研究方法，可以用于科学创意的任何一个阶段，假说是根据一定的科学事实和科学理论，对研究的问题所提出的假定性的看法和说明。大部分假说来源于理论与实践的矛盾，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发展，一些新的事物被发现，使得旧的理论不能解释它们了，于是产生一种新的猜测性的说明——假说。如我们前面举到的“日心说”。此外，X射线、放射线、电子的发现与原子不可分的学说发生冲突，于是产生了各种原子结构的假说。有的假说是为了直接解决理论自身的矛盾或对新的事物矛盾的假定性说明，比如哈恩否定费米的假设而提出自己的假说的过程。当时由于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的推断失误，匆忙宣布发现了超铀元素，成为科学史上的一个大失误。后来，德国化学家哈恩通过正确的推断，提出了大胆的假说：最重的一些元素吸引中子之后直接分裂成为两个差不多对等的部分，从而产生了一些位于元素周期表中间的元素，最终发现了裂变反应，推翻了费米的假设，从而获得了194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假说通常有两个特征：一是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任何假说都以一定的事实或理论作为根据，解释与它有关的事物和现象，而避免与它引为根据的已有理论的矛盾，比较而言，事实更为重要，因为理论要服从事实，假说必须能解释事实，比如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在前人的理论和自己发现的事实基础上提出的，哈恩的也是如此；其二假说还具有一定的猜测性和假定性，它虽然以科学为依据，但在研究问题时，根据常常不足，资料也不完备，对问题的看法只是一种猜测，所以任何假说都常有猜测性和假定性成分。同时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假说，但这些假说都要制约于反映客观情况的真实程度。
所以，假说在科学研究中有重要的作用，看似荒谬的想法也是发挥创意思维能动性的有效环节，而且不同看法的争论由于科学研究的深入而发展。它凝结了一代甚至几代人的劳动，离开假说科学不可能取得进步。
敢于提问才能见真理
爱因斯坦曾说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思维是从疑问和惊奇开始的，常有疑点，常有问题，才能常有思考，常有创意。”
由此可见，任何有创意的发现，无不都是从问题开始的。对于每个人来说，要想获得知识和在某一方面取得进步与成绩，都必须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即在原有的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继续学习和深造，一步一步地更新知识，创意同样也是如此。一个人不可能凭空创意，不可能无中生有，他的创意发明应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按照一定的规律，合理地利用所具备的一切条件而进行。
在创意和发明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相信现有的一切都正确，持“向来就是如此”的态度，只能导致原地踏步。循序浙进不是墨守成规，更不是以旧的东西为准绳，束缚人们的思想。“迄今或许如此，然后如今恐怕并非如此”，我们需要经常以这样的态度和意识来观察事物。
在17世纪，西欧和中欧各国的冶金工业有了很大的进展，许多化学家都把精力集中在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燃烧理论方面。在化学史上出现了由著名化学家史塔尔创立的“燃素论”。这种学说认为，一切能燃的物质里面都含有一种特殊的燃素物质，在物质燃烧时，本身所含的燃素便分解出来，因此，燃烧的本身便是失去燃素的过程.这一学说风行一时，受到了许多化学家的推崇，人们把化学上的许多问题，都用“燃素论”来解释，“燃素论”统治了化学界百年之久。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传统的“燃素论”不能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了。这个学说明显地成了化学前进的绊脚石。俄国大化学家罗蒙诺索夫和法国著名化学家拉瓦锡就是敢于用自己的实验和理论打破这一局面，向“燃素论”挑战的人。
1736年深秋，罗蒙诺索夫以在彼得堡科学院附属大学学习的优异成绩和其他两名同学一起，被科学院派往国外学习。他们来到德国的马尔堡大学，跟随著名的物理化学家沃尔夫教授学习。罗蒙诺索夫非常善于独立思考，思想上从不受前人的束缚，对科学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就是对沃尔夫教授的某些观点他也常常持有不同的看法。有一次沃尔夫对学生们几天前进行的燃烧试验进行讲评，依据的就是“燃素论”。学生们像在听《圣经》一样静静地听着，没有人敢对此说出半个“不”宇，可年轻的罗蒙诺索夫却敢于提出自己的疑问。
他在教授讲完后站起来说：“教授，我经过反复思考，认为有燃素的说法很值得怀疑。”“怎么？你怀疑燃素的存在吗？你能用实验证明吗？”教授听了大吃一惊。“我暂时还不能。”“那等你有了实验证明再做结论吧！”
当时罗蒙诺索夫虽然不甘心，却也只好沉默，然而在他心里已经埋下了志愿，一定要用实验证明自己的观点。
到了1741年，他学成回国，几经周折建造了科学院的化学实验室。1750年他开始利用实验手段向“燃素论”正式挑战，．他将一块金属称了重量之后放到一个专门的玻璃容器里，然后将容器的颈部焊死，放在加热炉上熔烧，然后再打破容器取出金属的烧渣称其重量，结果发现它比原来的重量有所增加。
增加的重量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燃素论”说法来讲，烧后的烧渣应比原来的金属轻才对啊，可见“燃素论”与事实不符，可容器里别无他物，只有空气……难道是金属与空气的微粒化合了，才导致重量的增加？那么容器中的空气重量就应减少，倘若不打破容器，那么整个容器的重量就应不变。
他的这一系列想法在他再一次的实验中终于得到了证明，燃烧的整个容器的重量完全一样，这也狠狠打击了“燃素论”，从而证明了金属的燃烧根本不是燃素在起作用的结果。
此后，法国的著名化学家拉瓦锡也仔细研究了“燃素论”的内容，根据他对实验的观察也对这一学说产生了怀疑，经过数不清的精心实验，拉瓦锡终于证明了物质本身并不含有什么燃素，燃烧是绝对离不开空气中的氧气的，物体燃烧时，是在和氧气化合，所以重量增加。1789年，拉瓦锡拨开了“燃素论”的迷雾，为人类更好地认识世界提供了新的武器。
在科学上许多重大发明都需要对已有的理论或经验提出疑问，以激励自己进行探索。如果总是墨守成规，迷信已有的知识，对任何事情都不敢提出疑问，那么我们的认识就不会更深入、更广泛，就没有更多的新思想、新理论、新事物产生，我们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也不会有所改善，世界也就无法前进了。我们可以把科学看做从发现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开水为什么会沸腾？”“为什么会发生地震？”……科学家们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进行着忘我的研究。
问题对于人类的创意是一种激励、一种挑战，正因为人类敢于接受这种挑战，才有问题的不断出现和不断解决，人类才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因此，一个问题的解决，就意味着人类在改造大自然中又取得了新的成就，对自然王国的认识又前进了一步。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不受前人的束缚，敢于打破旧框框，而提出问题的过程，也正是思考问题的过程，更是学习知识和理论的过程。凭空提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一个人对某一个事物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提得越多，说明他对这个事物的了解、分析和研究得越深入。
从以上的几个实例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和技术上的发明创意，都必须有敢于对过去的理论或技术提出质疑的精神。罗蒙诺索夫和拉瓦锡对“燃素论”提出怀疑后没有就此止步，他们都经过多次实验和积极的思考，逐渐接近真理，终于发现了崭新的燃烧理论。它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敢于解除迷信，提出问题是进行科学创意的关键一步。把握住这一点对创意意识的开发将有很大帮助。
以批判的眼光去革新
创意活动既要以继承为前提，更要以创意意识为条件，创意者在有效地从事创意活动时，必须要有创意精神和创意能力。创意精神既表现在强烈的创意动机上，还表现在对各种事物的批判精神和革新精神上；创意能力则是一个创意者必须具备的一种创意品格，它并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任何创意能力总是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才能表现出来。
而要解决问题，首先就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问题是一切创意活动的起始点，创意地解决问题是产生新成果的必经之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文明的进化史也就是一部在科学、技术、文明领域中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历史。
英国著名化学家道尔顿以原子量为核心提出了新原子论，为化学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恩格斯说：“化学的新时代是随着原子论开始的。”
但是道尔顿的原子论也存在着毛病，其中之一就是他用复合分子概念代替分子的概念，忽视了分子与原子的本质区别。正是这一点使原子量的测定陷入困境，而盖·吕萨克气体反应定律对道尔顿原子论是支持的，没有想到首先起来反对气体反应定律的恰恰是道尔顿本人，因为他认为，如果按照盖·吕萨克的说法，一个体积的O2和一个体积的N2化合成两个体积的NO，那么NO的复合原子岂不是由半个氧原子和半个氮原子组成吗？这是和原子不可分的观点相矛盾的，这就是他持反对态度的“理由”。
他们两个人互不相让，终于引起了一场争论。
1811年阿佛伽德罗提出了分子的概念，提出分子与原子的区别，他指出原子是参加化学反应的最小质点，而分子则是游离状态下单质化合物能独立存在的最小质点。同时还修正了盖·吕萨克的假说，提出在同温同压下，相同体积的一切气体中含有相同数目的分子，而不是相同数目的原子。他将前人的研究成果统一起来，形成了科学的原子——分子论。这时，道尔顿又起来反对说：“在同温同压下，同体积的不同气体所含有的气体粒子数，随气体而异。”结果，出现了原子论的创始人阻碍了原子论进一步发展的可悲事实。19世纪一些有胆识的人开始探索怎样实现人类上天飞行的夙愿，有些科学界的名流站出来劝阻：最早用三角方法测量同地距离的法国科学家勒让德说：“制造一种比空气重的装置去进行飞行是绝不可能的。”赫尔姆霍茨从物理学的角度论证要使机械装置飞上天纯属空想，美国天文学家纽康通过大量“证明”认为飞机甚至无法离开地面，可是到了1903年，飞机还是飞上了天。
人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思维惯性，习惯于依据已有的知识，按常规方法去思考问题，当出现与已有知识相矛盾的新理论、新知识时，就会感到不以为然，体现不出强烈的批判精神，难怪贝尔纳说：“构成我们学习的最大障碍是已知的东西，而不是未知的东西。”上述的实例反映的正是这一情形，这告诉我们，创意者在从事创意活动中要警惕，不要受“已知”的束缚，要摆脱传统观念和习惯思维方式的影响，以保持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的革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