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深夜，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警卫队长”吴四宝手下的两大杀人“金刚”张国震、顾宝林率大批特务，携带着盒子炮、冲锋枪，分坐两辆汽车，呼啸着包围了法租界霞飞路1411弄10号的江苏农业银行宿舍，狂按门铃。茶房误以为是租界的巡捕，赶紧拉开大铁门，特务们蜂拥而入。11名职员被从睡梦中叫醒，拖出房门，站成一排，然后三个特务抬起冲锋枪一阵猛扫。等法租界的巡警们赶来，张国震等特务早已回到“七十六号”复命了。
当夜凌晨三点，吴四宝亲率伪警卫总队第一、第二大队的大批特务，搭乘两辆卡车，将距“七十六号”不远的中国银行职员宿舍、沪西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96号的“中行别业”团团围住，分两次将180多名高级职员按名单抓捕，然后两人合锁一副手铐赶上卡车，押送到“七十六号”。次日早上，又将他们转押至另外一个地方看管起来，作为人质。并用抽签的办法，拉出三个人枪毙了。
一夜之间，“七十六号”便血洗了江苏农业银行单身宿舍，扫荡了中国银行集体宿舍，一时间无数商号陷于混乱，上海震动了。
三天后，汪伪特工总部又特制了两颗大型定时炸弹，分别爆炸了中央银行留沪机构--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逸园跑狗场和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上的办事机构。
国民党在上海的几大银行接连遭破坏和袭击，戴笠严令军统上海区继续还击。上海区长陈恭澍处在日汪的重重包围下，仍派三名特务混进了静安专路戈登路（今南京西路江宁路）口的“大华医院”头等病房内，用利刀活劈了在这里养病的伪中储行上海分行业务科长。
“七十六号”闻讯再次光临“中行别业”，抓走了中国银行的一些高级职员，从中挑出三人枪毙，并声称实行所谓“人命一抵三”。
蒋、汪之间的特工战杀得难分难解，把上海金融界搅得腥风血雨。火并的结果，是蒋、汪银行行员个个裹足不前，杯弓蛇影，生怕飞来横祸，吓得不敢跨出家门一步。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戴笠请求当时远在香港的杜月笙出面解决问题。而杜月笙素来十分注重兄弟义气，自家和戴笠又情同手足，这个忙自然一定要帮的。更何况这也事关民族大义，时值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应以国家存亡为重，所以爽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克服重重困难，局中调停，终于化解了蒋、汪之间的特工大战，“摆平”了这个棘手的事体，又一次强有力地证明了“没有杜先生摆不平的事儿”这句话
当时，调停的关键人物就是吴世宝。说起来，杜月笙和吴世宝的关系还有追溯到吴世宝还名不见经传的时候。
吴世宝当年在上海滩，只因辈份太低，曾拼命想巴结杜月笙，可杜月笙连正眼都不瞧他一眼。虽然如此，吴世宝还是一直把杜月笙当作他崇拜的偶像，希望有朝一日能像杜月笙那样从泥淖里窜向“龙门”。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投靠汪伪和日本人，在“七十六号”里得了势，上海的银行、厂商、交易所、赌场等等场所的老板们为求保障，纷纷前来拜门，自然财源大开，金银财宝滚滚而来。
但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凡事仍不敢做得太绝了。万墨林的案子，到后来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杜月笙要与这位“小小杜月笙”谈和，可以说正是吴世宝梦寐以求、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因此，青帮中的老辈都劝告杜月笙，一旦弄不好，反而使杜老板坍台，徒使吴世宝竖子成名。
但是，杜月笙为了顾全大局，只好不吝音声誉去试探试探。
他发了一封电报到上海，召来他另一个狠脚色门徒，即把机关枪狙击扫射当作家常便饭的“花会大王”高兰生，让他去和“七十六号”警卫大队长吴世宝联络双方休战事宜。
“吴先生，杜先生托我给您带的东西，敬请笑纳。”高兰生带来了一大堆贵重礼物，接着，又故作奉承地说道。
“这…这怎么好意思让杜先生破费呢？”吴四宝见杜月笙派高兰生来与自己联络，遂觉身价百倍，忙接过东西，请高兰生坐下。
于是，高兰生将杜月笙的“调停”之意转告吴世宝。毕竟屠杀蒋介石的银行员工也不是吴世宝的个人意愿，所以他也不敢把事做绝，便答应劝李士群。
“杜先生晓得您和李士群李部长都是场面上的人物，通情理，所以才命我找来。”高兰生不忘吹捧吴世宝两句。
“是，是，请你转告杜先生，此事交给我处理，请他放心！”吴世宝拍着胸脯保证道。
当天下午，他便跑到隔壁李士群家里，转述了杜月笙出面调停的意思。
此时的李士群正把全身心都转移到了“清乡”领导权的争夺上，也希望早点结束这令人生厌的特工大战，使它的发祥地上海滩尽早平静下来，也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战局的变化使李士群看到日伪的命运并不如他原先所想象的那么美妙。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也极想暗中恢复与重庆方面的旧情，并已经在构思着停战的方案，如今见杜月笙出面调停，便乘势落篷，顺水推舟地卖了一个人情给杜月笙。
于是，李士群当场表示：如果军统方面不再惹是生非，自家可以下令把抓来的那些银行职员放掉，并且不再对那些银行采取报复性行动。
接到这个好消息的高兰生，马上拍电报告诉了远在香港焦急等待结果的杜月笙。
事情的发展使杜月笙感到意外，高兰生之行居然如此生效，“七十六号”停止了对中、中、交、农四行人员的残杀行动。
后来，吴四宝又派了一个代表前去香港，给杜月笙回话，答应休战，“军统”上海区也接到了戴笠停止行动的命令，一场银行血案暂告终结了。
就这样，银行界终于平静下来。双方明争暗斗，再也不以图保饭碗、以养家活口的可怜的银行职员为靶子。
直至此时，一场历时两个月的特工战，终于在死掉几十个无辜的银行职员之后暂时告一段落。而在一场特工大战之中，最风光得意的，不是蒋介石底下的特工，更不是汪精卫手下的特工，而是一个“局外人”——“上海厚黑教主”杜月笙。
谈判桌上怒斥日将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张治中率第五军（中央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
日本军阀在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并将军队开进长城一线，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日本人一边忙着继续侵略我国的大片领土，一边又要用和谈应付着上海的各国领事，以安定既有的局面。
要稳定上海的局势，就需要与一个或几个上海滩的风云人物“战略合作”。对于这个人选，他们始终都认为只有杜月笙可以“胜任”，所以决定从和杜月笙和谈为开始，一步一步实施自己的计划。
开始，他们就派与杜月笙交往甚密的，同时也是大日本帝国的“忠实朋友”的李择一。
由于李择一长住上海，和杜月笙结为好友，杜月笙在上海从赌场鸦片干到金融工商，他交际广阔，头绪极多，跟东洋人打交道，机会也不在少。
李择一满口日文，一副东洋腔调，跟日本驻上海的外交官、特务机关、金融工商各界的日侨，都有来往，都有私交。在“日本事务”之面，他由于和杜月笙非常接近，自然而然成为杜月笙的顾问，有时候居间介绍，代为联络，传传话，递递信件，他都很乐意为杜月笙效劳。
因此野村一找便找到了杜月笙的朋友李择一，他命李择一去跟杜月笙接洽。李择一可不敢怠慢了日本人的事情，亲自登门拜访，开门见山地说：
“日本军方认为中日间的问题，应该面对面的自行解决，他们不赞成有第三国参与其间，反而多生枝节。假使杜先生能以抗敌后援会的身份，暂求避免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想从中玉成的话，兄弟可以想个法子，约一位野村中将的高级幕僚来谈一谈。从他的谈吐之中，也许摸得出他们的停火方案。”
听了李择一这番话，杜月笙立刻明白，李择一说的并非他自己的意见，最低限度，他是得到日本军方同意而来的。心里十分欢喜，但是他仍在表面上装作声色不动地回答：
“不管是对于上海大众还是对于我自家来说，这个事体都要慎重，所以择一兄可否允我考虑考虑？”
李择一也晓得兹事体大，杜月笙必须事先征得中国官方的同意，方可应允跟日本军要晤面，因此，他连忙应允说：
“当然，当然，李某也知道事体的重大。那么，杜先生什么时候考虑好了，务请给我一个电话。”
杜月笙满意地点头，表示一定慎重考虑，再做表态。
李择一完成了任务，高兴地离开了。送过了客，杜月笙自已先沉思默想，最终认为这件事情值得一试，他方始邀集他的那几位好朋友、学生子，以及他的高级智囊前来商议。
当杜月笙把整个事件的经过告诉前来与会的人时，大家都为杜月笙居然能够策化国际交涉，成为居间交通、打破僵局的重要角色，感到大为兴奋。于是大家踊跃发言，贡献意见，大多数人赞成杜月笙的主张，认为他应该尽量促成中日停火的实现。他这样做不但对国家社会有重大的贡献，而且足以解民倒悬，对于杜月笙个人声望与地位的增长与提高，这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不过也有人持相反的论调，这部分人认为日本军阀最不容易打交道，“一·二八”那天日本军方和外交当局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脸上微笑，手下动刀，便是最好的例证。所以，他们猜想日本军方的野村中将，想找杜月笙居间斡旋，他们准定是不打好主意。于是当即有人表示怀疑：
“难保东洋人不是因为前些天损失惨重，现在需要救援，在用缓兵之计！”
“这个，”杜月笙微微地笑着说，“我起先也曾料到。只不过后来我又在想，东洋人想缓兵，我们自己是不是也需要缓兵呢？还有一层，即使东洋人想缓兵待援、而我们却用不着缓它，那么，野村通过李择一跑来送秋波，这个消息，我们也需要通知吴市长和蔡军长，要请东洋人吃败仗，这不正是好机会吗？”
一番分析，说得头头是道，智囊团诸人深感满意，而且一致赞成，打消异议，同意杜月笙自家提出的结论，应该先把初步接触经过通知官方，请官方指示究将如何处理。
官方接到杜月笙以私人身份所做的报告和说明，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话是从杜月笙嘴里说出来的，自属千真万确，一丝不假。不过这件事情来得突然，而且蹊跷，他们之间大概也经过长时期的研判和讨论，其最后结论显而易见，官方对此保持极为审慎的态度，决不介入杜月笙和日方私人间的接触，以免又中日方的诡计，答复同样的是以朋友资格在做忠告，必须谨慎小心，步步为营，自己先立定脚根，需不需要和日本军方人员会晤，这个问题应该由杜月笙自己决定。
心领神会，杜月笙懂了，他不再请示官方，私下部署会晤日本军方的事。
但是，杜月笙没有贸然行动，他先到法国总领事馆，跟驻沪总领事甘格林接席密谈，得到甘格林概然答应：“一定充分合作。”
接着，杜月笙不打电话，他派人去把李择一请来，当面告诉他说：
“择一兄上次的事体我考虑过了，我想不妨一试。只不过有一点，会面的地点可否就在法国总领事馆，并且由我去邀约，甘格林总领事到场参加？”
李择一顿了顿，然后赔着笑脸问：“这个…杜先生可不可以见示，您为何要做这样的安排呢？”
杜月笙镇定自若，掷地有声地问李择一道：“是择一兄你要问，还是东洋人必须晓得？”
李择一忙说，“是敝人愚钝不明白，想讨教一二，我李某也是中国人啊。”
杜月笙也不做避讳，直接明了地告诉李择一道：
“这个道理很简单，我有我的立场，我的名誉地位必须有所保障。甘格林和我公谊私交都够得上。万一将来事情弄僵，对于我有不好的影响，甘格林可以挺身而出，代我洗雪。”
“但是，”李择一困惑不解地问：“甘格林可是法国人呀，他怎么能够……”
杜月笙用一贯爽朗有力的笑声回答李择一的疑问：
“大概是你忘记了，甘格林兼任法租界公董局总董。而我，从1927年起，承蒙法界各位朋友的错爱，直到今天，我担任公董局华董和华人纳税会会长，也已有5年了，相信这个时限的交情加上我杜某的信义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李择一这才恍然，杜月笙实在不愧黄金荣交口赞誉他的“聪明绝顶”。野村中将想利用他“上海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的地位，但是杜月笙实具有多种不同的身份，他和日本军方代表在法国领事馆见面，请甘格林以法租界总董身份参加，那么，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请甘格林出面证明：杜月笙在某月某日某时，确系以法租界华董、华人纳税会长的立场，与日本军官某人晤谈，某日本军官意图试探向华方谋取暂时停火的可能。日方并不是向“上海抗敌后援会”常委一分子的杜月笙威胁恫吓，而是在吁求第三国的外交官员（甘格林又是外交官、官方人士代为向中国传达意愿。
换言之，照杜月笙的安排，野村中将的代表，届时便算是在请求第三国出面，向华方提出停火要求。
李择一毕竟还是个中国人，他深信日本人情报工作做得再好，也搞不清楚杜月笙的多重身份可以巧妙运用，“拔一根毫毛又变出一个孙悟空来”，他毫不犹豫地去报告野村，同时更下了点“功夫”，说服野村派遣代表赴法国总领事馆，会晤杜月笙与甘格林，为暂时停火的可能性初步交换意见。
终于到了谈判的那天，只见杜月笙一袭狐裘，两部包车，满载保镖、秘书和自备日文翻译，准时进入甘格林的大办公室，两人略一寒暄。不久，李择一便陪着几位身着便服、西装大衣的日本军官来到，由李择一负责逐一介绍。
会谈刚开始，日军代表还趾高气扬，板着面孔，一开口便用中国话训杜月笙：
“一·二八战争的爆发，完全是你们的十九路军不遵守撤退命令，因而引起。由此可见，你们支那是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国家！”
杜月笙并不是一个心浮气盛之人，他之所以能够拥有今天的地位，完全依仗的就是超凡的忍耐力。但是，当着甘格林，这位日军代表声势汹汹，摆出“严词呵责”的姿态，却使杜月笙火冒三千丈，他的民族正气是历经辛酸血泪而来，因而特别的强固凛烈，不容侵犯，他宁可在中国人面前让步，决不向外国人低头，而外国人之中尤以东洋人为最。
所以，当日军代表怒目横眉，说了那几句重话，杜月笙顿即气涌如山，勃然大怒，不卑不亢地反驳道：
“十九路军该不该撤退，我是老百姓，我不清楚！不过你们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不得你们政府的准许，就下命令炮轰北大营，占领中国的沈阳和东三省，倒是各国报纸上都登得有的。日本有这么乱七八糟的关东军，难道也可以称得上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
这一席话不但说得慷慨激昂，义正词严，而且，针对日本海军方面的心理弱点，直捣日军代表的心脏，攻心为上，这便是杜月笙无师自通的外交天才。总而言之，此语一出，使日军代表为之语塞气沮。李择一连忙出来打圆场，他赔着笑脸向杜月笙说：
“杜先生，今天约谈的事体还很多，不如我们坐下来，慢慢谈，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