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必须有几个正经行当可以充充门面，有几个体面头衔可以炫耀炫耀。钱新之的建议就是以银行业为起点，改变杜月笙的社会地位，使他真正进入上流社会。
钱新之，字永铭，浙江吴兴人。张謇任交通银行总裁时，他曾担任过交通银行总经理，蒋介石建政后，他曾出任过财政部次长，浙江省财政厅长，因留学法国，与法国上层人物有联系，被蒋介石任命为驻法公使，但没有到任。当时，钱新之正担任中国最有势力的北四行——中南、金城、大陆、盐业储蓄会经理，是上海金融界数一数二的巨头。
杜月笙当上华董不久，钱新之就找到了他。当时，钱新之与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那齐亚、总巡长费才尔都有密切来往，而且蒋介石颇赏识钱新之的外交才干，有可能被任命为驻法公使。钱新之自以为搞经济出身，眼界高，素不与下三界（流氓、赌棍、烟贩子）打交道，对吃赌烟饭的暴发户更是嗤之以鼻。“四·一二”事件后，杜月笙头角峥嵘，才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欣赏杜月笙的雄心、胆略和组织才能。于是，他决定物色这位闻人进金融界。
一天下午，钱新之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地走进了杜公馆。杜月笙是第一次与钱新之这类人打交道。他生疏而又淡漠地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主宾寒暄一阵后，钱新之开门见山地道出了登门的真意：“杜先生是上海的名流，不知有何长远打算？”接着，又委婉地说出了自己掌握的杜月笙财源的进项。
杜月笙有些坐不住了。他不明白这位白面书生到底要干什么，甚至有些厌恶了。可钱新之还是不紧不慢，他向杜月笙提出有两条道路可供他选择：愿终生做白相人，还是要成为上海各界的闻人。杜月笙一愣，当然愿意做上海闻人。只是出于没有办法，钱新之给他轻轻一点：“开银行，打进金融界，在上流社会站住脚根。开银行，且不说是争身价，它也是发财的门路。”钱新之滔滔不绝地向他灌输起来：“银行一面吸收客户的银根，一面放债、做生意，借本生息，何乐而不为呢？”
杜月笙给他说得心活了，刚想表态，但一转念又改口了。他疑惑重重地说：“我是唱惯武戏的，搞文的恐怕不行吧？”
钱新之朗声一笑，他扳着二个指头，笑着说：“先生开银行是得天独厚。依我多年经营，办银行主要有二条，一是讲信用，言而有信，二是要社会上兜得转。先生这两条都占全了。”他又调侃地补了一句，“为啥我不找别人，偏偏寻上杜先生呢。”
杜月笙被逗笑了，刚才那种戒备心情也在笑声中驱散殆尽。此时，杜月笙说话也充满着一种敬意。
“万一银行开张，没人存钱进来，那怎么办？”杜月笙担心。
“金融界有个规矩，不论哪家银行开张，同业都要存一笔钱进来，表示道贺，这叫作堆花。上海滩有十几家银行，你杜先生开银行，这些银行老板自然得照顾，而且堆花数目也大，限期长，这一笔已经可观。再说，租界上的烟赌两档都是银行的大客户，你一起头，那班老板还不是统统归在你的名下？”
经钱新之这么一说，杜月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钱新之对他的私账那么了如指掌，原来开银行可“统吃”烟赌行。想到这里，他情绪振作起来，野心也被煽热了。他迫不及待地说：“好，我拍档了。”
杜月笙下了决心，钱新之才笑着向他露了底。他已奉蒋介石的调令，赴南京国民政府任财政次长。因为老杜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有功，以后要借重杜门势力，才不惜冒昧地做了一次说客。杜月笙听明缘由，放怀大笑，临别时，再三表示：“钱先生以后用得着我杜某，闲话一句。”
决定要办银行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资金的问题。杜月笙手中有三鑫公司的庞大资金和利润，有赌台的大量收入，以这些资金开一家银行可以说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杜月笙并不打算掏自己的钱办银行，他还有更巧妙的办法。
当时银行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要求各家银行在新银行成立开业日去存一笔钱，号称“堆花”。利用这条陋规，杜月笙大做文章。上海富豪徐懋棠投了一大笔资金。徐懋堂时任大英银行买办，为求得保护，曾拜杜月笙为老头子。徐懋棠的父亲徐庆云死后，留下二千数百万的遗产，徐庆云的小老婆要求与徐懋棠分割财产，徐懋棠当然不肯，于是拜杜月笙为“老头子”，请杜杜月笙出面来料理这一桩“家务事”。杜月笙向来对名门巨户的桃色纠纷、家族内讧或流氓敲诈是乐于排忧解难的，因为一则别人请他是看重他，二来也可从中得利邀名。于是，杜月笙出面，对徐庆云的小老婆连威逼带利诱，以50万元打发了她，保住了徐懋棠的千万家财。徐懋棠既然将杜月笙这尊神请了出来，那就得隔三差五地“上香进贡”，不要冷了杜家的香案。现在杜月笙要开银行，徐懋棠二话不说，出了一笔巨资，成了中汇的大股东。中汇的另一个巨额投资者是松江的朱如山，朱当时是通汇信托银行经理，也是杜月笙的门生。这两位出资都比杜月笙多，但他们只是“应诏”而来，贡献出钱财以后，万事由杜月笙作主，杜是董事长。中汇银行还有一笔特殊的资金来自法国驻沪总领事甘格林。甘格林在法租界“黑吃黑”吃得脑满肠肥，将搜刮来的大笔钱财也存入“老搭档”的银行，自然不用担心会有露馅之虞。就这样，“中汇”不费一文钱，竟然成了一家资金雄厚、信誉良好、点利颇多的著名银行。
但是，黄浦江风浪无常，瞬间便可风云变色。不过，好在杜月笙毕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老手。所以，他施展赌客的伎俩，静待着孤注一掷的时机。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931年7月。长江下游发生特大水灾。称为“南三行”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却栽了一个大跟头。它投资做了一宗食盐生意。结果在长江里翻了船，损失将近二百万。
于是，商储银行的对手乘机攻歼，欲图挤垮它。谣言四起，说商储亏了几千万的本，银根特紧，董事们正在挖肉补疮。谣言传出，市民们惊慌不迭，连夜在商储银行门前排起长队，争先恐后地挤兑。起初，商储董事们仗着实力雄厚，不以为然。可是，接连三天下来，提取款竟达总库存的一半。
当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董事长为陈光甫。中国银行家。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字光甫，以字行世。江苏镇江人。1909年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同年回国。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监督。1914年转任中国银行顾问。翌年6月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7年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为蒋介石筹募军饷。同年创办中国旅行社。1928年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和交通银行董事等职。
这下，可把陈光甫急得直冒冷汗了。依这趋势，挤兑的势头有增无减。陈光甫预感到是有人在背后拆台，但他已无力去追查根因，要紧得是先刹住这股挤兑风。
他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求救，要求紧急借贷，调巨款应付提款。亏得两家总经理张嘉之、唐寿民支持，从国家银行的总库里装了两卡车银洋国币开往商业银行。无奈，挤兑之势如同弥天大水，单靠一二百万银洋是压不住了。
到第四天下午，陈光甫实在无路可循，只得用长途接通南京财政部，请当年的老经理钱新之处理。
钱新之将商业银行的危机问个明白后，不加思索地下命令道：“你去华格臬路找杜月笙，就说我请他出面帮个忙。”
杜月笙自然领钱新之的情。当陈光甫亲自拜访杜公馆，并向杜月笙说明来意后，杜月笙只对陈光甫说了一句：“明早开门之前，在‘商业’见。”言下之意就是答应帮助陈光甫了，不用说别的，这样就足够，因为上海滩还没有“杜先生摆不平的事”！
等到陈光甫一走，杜月笙就着总管家万墨林给租界上一些有身价的朋友、门生打电话，说老杜有事商议。不到半个时辰，杜公馆里的会客厅就聚齐了人，只见杜月笙简短扼要的几句话布置清楚任务，几位老板就点头意会地离开了。
第二天早晨，九点未到，商业银行的铁门前早已摆了几条长蛇。提款的客户争先恐后地挤在门前。
原来，他们听到一个消息：“商业”要倒闭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都已拒绝贷款，不肯陪葬了。
而这消息一传出，客户们跺脚骂娘的乱成了一片。有的哭丧着脸喊道，今天再兑不到款，就在“商业”门前上吊。
就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客户们陷入一片混乱时，三辆黑色轿车鸣着喇叭开了过来。为首的一辆牌号，是上海市民所熟悉的7777。车停门开，走下了杜月笙。他穿着丝绸长衫，衣袂飘飘，笑吟吟地走向铁门。在他身后，是从汽车里跟随而来的十几个汉子，他们个个衣着鲜艳，红光满脸，一望而知，尽是租界里的老板。只见他们手里提着皮箱、皮包，有的还拎着沉甸甸的麻袋。客户们不解其意地望着这批大亨。
银行存款部主任早已得到陈光甫通知，立刻迎了上来，他耸了耸夹在鼻子上的金丝边眼镜，嘴里喊着欢迎欢迎，一边故意拉直嗓门，招呼柜台上的职员：“杜先生存款一百万！”
“这些朋友也是存款的。”杜月笙得意地将手向后一指，接着说道。
“欢迎，欢迎。”那主任又唱了起来：“张老板存款十万，黄先生十万……”这意外的存款把客户们镇住了。上海大亨杜月笙来商业银行存款了，显然那传闻不可信了。客户们动摇了，见存款的老板源源而来，也就放心地散去。当天下午，甚至还有客户又来存款了。
杜月笙只不过带了三十万现款，在商业银行门前亮了个相，一个偌大的难关便闯过了。连金融巨子陈光甫也惊叹不已。杜月笙赢得金融界亨头的信任和尊敬。中汇银行的信誉空前提高，局面也打开了。陈光甫为答谢杜月笙，不仅以五十万无息贷款支持中汇，而且还将商业银行一部分业务转送给老杜。
1934年，他在上海商业中心爱多亚路造了中汇银行大厦。扩展储蓄、商业信托业务，另则再重金聘了经济专家傅品圭为总经理。不久，就当选上了上海银行公会理事。
从此，杜月笙才算真正在金融界站稳了脚跟，成为了真正地金融大亨。
纵横捭阖，当上工商业巨子
如果说杜月笙插手金融业，是以建立中汇银行为开端，那么，盘得华丰面粉厂，则是他跻身工商界的标志。
当时面粉业为上海十大行业之一，利润丰厚，这使杜月笙有了觊觎之心。上海小沙渡路有个华丰面粉厂，老板卢少棠嗜赌如命，1931年输了几十万元，迫于无奈宣告要将华丰出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