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造成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勤劳，而是节俭。当然了，由节俭积蓄下来的任何物品，都是靠勤劳挣得的，因而是先有勤劳后有节俭。如果只是勤劳却不知节俭，那么就算有再多劳动成果，也储存不下来，所以资本也不可能增加。节俭能够使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增加，从而吸引更多的劳动者投入生产性劳动当中，最终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即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因此，节俭可以使更大的劳动量投入生产，最终增加年产物的价值。
每年节省下来的资金，往往会和每年的花费同时被消费掉，只是消费的人不同而已。富人每年花费的收入，大部分都花费在游览的客人和家仆身上，没有得到一点儿报酬。即使是为了图利而节省并直接转为资本的收入，几乎也会同时被劳动者、制造者和技工消费掉。这些劳动者虽然消费了一部分价值，但他们会把自己消费的部分再生产出来，并提供利润。现在，我们假定某人的收入都是货币，如果他把它们全都用在购买食物、衣服和住所上，那么这笔资本的消费者就是游览的客人和家仆；如果他为了图利而将其中的一部分节省下来，并直接转作自用或借给别人的资本，那么他用来购买食物、衣服和住所的这部分收入，就被劳动者消费了。这笔收入，最终都被消费了，只是消费者不同而已。
节俭者每年省下的收入，不但可以维持更多生产性劳动者今明两年的生活，还能使节俭者像工厂的创始人一样拥有一笔取之不竭的基金，随时都可以维持相应数量的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虽然这笔基金的分派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也没有契约或营业证书对它进行规定，但是所有者自身的利害关系，就足以保护其安全。如果有人将这部分基金的任何一部分滥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那他一定会吃亏。
奢侈者根本不会量入为出，反而把父兄节省下来以备经营事业的资本，滥用于豢养大量的游手好闲者，从而蚕食了资本，这无异于把原本用来敬神的收入移作了渎神之用。这么以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的资本、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量、全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国民财富和收入，就会相继减少；勤劳者的面包，则被奢侈者夺去豢养了游惰者。如果勤劳者的节俭不足以抵消奢侈者的奢侈，那么奢侈者的所作所为，就会使他自己和全国都陷入资源匮乏的境地。
即使奢侈者消费的物品全部都是国产的，社会生产基金也会因此而受影响。因为，每年生产的食物和衣服，总有一部分原本应该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的，现在却被非生产性劳动者消费了，这难免会使该年年生产物的总价值低于它原本应有的价值。
有些人认为，由于这类费用并没有花在购买外国货物上，没有使金银流入外国，所以并没有减少国内的货币量。但是，如果这些被不生产者消费的食物和衣服能够分配给生产者，那么生产者就会把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再生产出来，并提供一部分利润。虽然这些货币留在国内，但它们却能再次生产出一个等值消费品，从而将原有的价值提高一倍。如果一国拥有与以前同量的货币，但它的年生产物的价值却日渐减少，那么它的货币量也一定会日渐减少。
货币只有一个用途，那就是周转消费品。只有有了货币，才能进行食物、材料和制成品的买卖，最终将这些物品分配到真正的消费者手上。一国每年的货币流通量，由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决定。国内流通的消费品一般分两种：一是本国土地和劳动的直接生产物；二是用本国生产物购买的物品。它的价值，会随着国内生产物价值的减少而减少，最终导致国内货币流通量的减少。那些由于生产物的减少而流出国内领域，在国外流通的货币，肯定不会被弃之不用的。因为，货币的所有者，肯定会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货币发挥作用；如果他的货币不能在国内流通，那么他就会不顾法律的禁止将它们运到外国去，用它来购买各种有用的消费品，再将这些消费品运回本国。
在一定时期内，货币的年输出是持续的，从而使得居民的消费额超过了本国年产物的价值。在繁荣时代，可以用积累下来的年产物来购买金银。这么以来，当他们遇到逆境时，就可以用这笔金银来支撑一段时间。这时，是民生凋敝造成了金银输出，而不是金银输出造成了民生凋敝。事实上，这类金银输出甚至可以暂时减轻民生凋敝带给国民的痛苦。
反之，如果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增加了，那么其货币总量也必然会增加。因为，当国内消费品的价值增加时，货币的流通量也自然会跟着增加。于是，增加的一部分生产物自然就会四散出去，并购买一些必要的金银。这时，是社会繁荣增加了国内的金银量，而不是国内金银量的增加促进了社会繁荣。各地购买金银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即需要花费一定数量的劳动或资本从矿山里采掘出金银，再运到市场上去。这一事业，需要投资者有足够的资本和收入来支付食物、衣服和住所，这些资本和收入构成了金银的价格。无论是在英格兰还是秘鲁，购买金银的情况都是这样的。任何一个需要金银的国家，只要出得起这个价格，都不用担心金银会长久地缺乏；那些无法在国内流通的金银，也不会长久地留在国内。
有一种明白而又合理的说法是，一国的真实财富与收入是由该国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构成的；还有一种通俗的偏见认为，构成一国的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该国国内流通的贵金属量。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赞成节俭，反对奢侈和妄为。妄为的结果和奢侈相同。无论是在农业、矿业、渔业、商业上投资，还是在工业上投资，都需要有谨慎而又有成功希望的计划，否则就会减少用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资金。消费这笔资金的人，虽然是生产性劳动者，但是如果这笔资金使用不当，他们就可能无法再生产出他们消费的价值，这样自然会减少社会上的生产资金。
幸运的是，在一个大国，个人的奢侈妄为并不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因为那些由他们的奢侈妄为带来的不良后果，总会被那些俭朴慎重的人给弥补回来。
造成一个人浪费的原因，自然是他的享乐欲望。这种欲望，虽然一般都只是暂时而且是偶然发生的，但有时也会热烈得难以抑制。至于一个人节俭的原因，当然是他希望自己的状况能够通过节俭而得以改善。人们在想着这种改善状况的愿望时，虽然一般都比较冷静而沉着，却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对它的追求。人这一辈子，都不会完全满意自己的地位，所以总想改善自己的处境。可是，用什么方法来改善呢？在一般人看来，最通俗、最明显的方法就是增加财产，即自己节省开支，将一部分正常或特殊的收入储蓄起来。因此，虽然人们有时会有浪费的欲望，甚至有些人时时都有浪费的欲望，但从总体上讲，节俭的心理在人类生命过程中还是占有优势的，而且是大占优势。
无论任何地方，由慎重取得的成功事业，都远远多于因为不慎重而失败的事业。破产的失意者是比较常见的，但由于经营商业的人无数，所以这些失败者的人数相对来说还是极小的，也许只占1/‰的比例吧。对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来说，破产无疑是极大而且极难堪的灾祸。所以，极大部分人都会小心地避免破产，只有极小一部分人不知道要避免破产，就像有些不知道要躲避绞架的人一样。
个人的奢侈妄为，固然不会把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变得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可以。有很多国家，都将几乎全部的公众收入，用在了不生产的王公大臣、牧师神父，以及平时不生产、战时无所获的海陆军身上。由于他们不从事生产，所以他们的生活需要别人的劳动产物来维持。如果他们的人数大幅度增加，从而消费了大量的劳动产物，以致剩余的劳动产物不足以维持第二年进行再生产的劳动者，那么第二年的再生产物就一定会比上一年少；如果这种混乱情形继续下去，就会使第三年的再生产物比第二年还少。这些靠人民的一部分收入维持的不生产者，可能把国民总收入的大部分都消费掉了，以致人民不得不侵蚀自己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金，甚至是再怎么慎重地节俭也无法把这么大的浪费弥补回来。
不过，由经验可知，个人的慎重节俭，好像经常可以弥补个人的奢侈妄为，甚至是弥补政府的奢侈妄为。如果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改善自己的境况，那么国民财富和私人财富必然会大大增加。人们的努力一般都非常强大，足以弥补由政府的奢侈妄为造成的浪费，甚至能通过挽救行政大错而改进一些事情。比如，即使庸医无法治愈一些疾病，病人身上也似乎总有一股莫明其妙的力量能帮助他恢复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