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动物都需要一定的生活资料才能繁殖。在文明社会里，只有生活资料不足的下等人才能限制人类的繁殖，方法就是杀死大部分子女。如果劳动者有丰厚的劳动报酬，那么他就有能力改善儿童的给养，从而养大较多的孩子，而不是无奈地扩大杀死儿童的限度。
儿童被杀死的程度，必然尽可能地与劳动的需求程度相称。当劳动需求增加时，劳动报酬也会随之增加，这必然会鼓励劳动者结婚并繁育后代，因而人口也自然会不断增加，从而满足增加的劳动需求。当劳动报酬不能足够用来繁育后代，劳动报酬不久就会因为劳动力的缺乏而抬高；而当劳动报酬高到能够繁育过多的后代，劳动报酬不久就会因为劳动力过多而减到自然水平。在市场上，不管是劳动供给不足，还是劳动供给过剩，都会迫使劳动价格在短时间回复到社会所需的适当水平。
商品生产受制于商品需求，类似地，人口生产也必然受制于人口需求。如果人口生产过度迟缓，就需要促进其生产进度；如果人口生产过度迅速，则需要抑制其增长速度。正是这一需求，支配和决定了世界各地人口的繁殖程度，它促使了北美人口的迅速增加，也使得欧洲人口逐渐而缓慢地增长，还让中国的人口不增不减。
有一种说法是，奴隶的损耗会给雇主带来损失，而自由佣工的损耗则是其自身的损失。其实，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损耗都需要雇主来支付。雇主为了让各种职工和自由佣工都能够按照社会需求而增加、减少或保持人数不变，必须给付他们足够的工资。虽然自由佣工的损耗也会给雇主带来损失，但这一损失要比奴隶的损耗所带来的损失小得多。一般情况下，管理用于修补奴隶损耗资金的人，都是大意的雇主或疏忽的监工；而管理用于修补自由佣工损耗资金的人，则是自由佣工自己。如果让没有秩序的富人来管理钱财，那么钱财也会被管理得没有秩序；要是让锱铢必较的穷人自己来管理钱财，钱财自然能处处节省。
虽然富人和穷人都怀着相同的目的来管理钱财，但由于管理方法不同，其管理费用也大不相同。因此，根据所有时代的一切国民经验，我相信自由人的作品价格归根到底要低于奴隶的作品价格。即使是在普通劳动工资很高的波士顿波士顿位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创建于1630年，是美国最古老、最有文化价值的城市之一。——译者注、纽约和费城费城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市区东起德拉瓦河，向西延伸到斯库基尔河以西，面积334平方公里。——译者注，也同样是这种情况。
所以，当国民财富增加时，劳动者就能够得到充足的劳动报酬，从而使得人口增加。要是有人对此发出怨言，那就表示他对国民繁荣的必然结果与原因不满。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当社会处于进步并日益富裕，但还没有达到绝顶富裕的状态时，也许大多数贫穷劳动者都会觉得幸福、安乐。当社会处于静止的呆滞状态时，人民生活是艰难的；当社会处于退步的悲惨状态时，人民生活是困苦的；而当社会处于进步状态时，社会各阶级都很旺盛，人民会生活得越来越快乐。
当劳动报酬充足时，普通人民就会受此鼓励而繁殖后代，并更加勤勉，就像人类的其他品质会因为受奖励而加强一样。丰富的生活资料，能增进劳动者的体力；而生活改善和晚景优裕的美好希望，则会让他们工作得更加卖力。所以，如果一个地方的劳动工资高，那么其劳动者也比低工资地区的劳动者更加活泼、勤勉、敏捷。比方说，英格兰的劳动者和苏格兰的相比，前者更强；而大都市附近的劳动者跟偏远农村的相比，也是前者更强。
这时，如果有些劳动者能花4天就挣足一星期的生活资料，那么他在其余的3天，就可以无所事事。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见。大多数劳动者在做着按件计算工资的工作时，往往都会在几年之内把身体累垮。据说，无论是伦敦还是其他一些地区的木匠，都不能将其精壮气力保持到8年以上。在其他许多按件计算工资的行业，也经常会发生这种现象。除了制造业按件计算工资之外，农村一些劳动也是按件计酬的。无论哪种行业都有一些特殊岗位，而工作在这些特殊岗位上的技工，往往会因为操劳过度而生病，而且生的是特殊疾病。关于这类特殊疾病，意大利著名医生拉马齐尼曾专门著书论述过。
在我们看来，士兵与勤劳人民不同。但是，他们在从事一些特殊工作时，也是按件领工资的，而且其报酬率不会超过一定的数额。士兵的这一报酬，经常是军官与领工者商定之后决定的，以避免士兵因操劳过度而损害健康。在这一工资数额确定之前，士兵们常常因为希望得到较大报酬而相互竞争，以致操劳过度，只用4天就完成了一星期的工作量。这么一来，他们就有了3天的闲散时间。
可是，有人却因为这3天的闲散而大发牢骚，甚至大声叫嚣。他们不知道，在连续数天都进行着紧张的脑力或体力劳动之后，大多数人都会有强烈的休息欲望。这种欲望，只有暴力或某种强烈的需要才能抑制住。在紧张劳动之后纵情放松是人的天性，不管是悠闲自在一会儿，还是去闲游浪荡或消遣娱乐，都可以避免产生危险甚至致命的后果。如果这一天性要求得不到满足，劳动者迟早都会产生特殊的职业病。
如果雇主有理性和人道，就不应该鼓励劳动者勤勉，而应该让他们适度地休息。我相信，无论在哪个行业，如果劳动者既能适度休息又能不断工作，那么他不仅能够长期保持健康，还能作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年工作量。
有人说，劳动者在物价低廉时比平常懒惰，而在物价高昂时又比平常勤勉。因此，他们得出了这一结论：劳动者会在生活资料丰富时迟缓地工作，而在生活资料不足时紧张地工作。诚然，当生活资料略微较平常丰富时，有一部分劳动者确实会偷闲。可是，这并不代表大多数劳动者都会因此而怠工。这么说，就好比是说人在吃得不好、意志消沉以及疾病时，会比吃得好、兴致勃勃以及健康时，更卖力地工作，这种说法似乎不太可靠。对普通民众来说，饥荒往往意味着疾病和死亡，他们的劳动产物势必会因此而减少。
当物资丰厚时，佣工往往不需要给人帮工就能够靠劳动过活。由于食品价格低廉，雇主也会增加维持佣工的资金，并雇用更多的佣工。农业家尤其如此。因为，这一时期的谷物价格相对低廉，农业家与其将谷物低价卖出，还不如用它来维持较多佣工的生活，从而得到较大的利润。于是，对佣工的需求就增加了，而能够满足这一需求的佣工却同时减少了。所以，当物价低廉时，劳动价格往往会上升。
当物资缺乏时，佣工的生活会困难而不安定，这就促使佣工迫切希望恢复以前的佣工工作。但是，由于食品的价格高昂，雇主往往不会增加雇工人数，而是减少维持劳动的资金。此外，贫穷的独立劳动者为了支付高昂的物价，往往会全部消费掉原本打算购置材料的小额资本，这样也就只能变成雇工了。当就业机会少于求职人数时，许多人为了得到一个职位，就只好接受低于平常的条件。所以，当物价昂贵时，佣工和帮工的工资往往很低廉。
因此，物价高昂的年头更有利于雇主。在物价高昂的年头，雇主在和劳动者订结契约时，往往会觉得劳动者比物价低廉时更恭顺、更愿意依靠他们。所以，雇主们自然认为物价高昂有利于他们的事业。地主和农业家们喜欢物价高昂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地租和利润大部分都取决于粮食价格。
一个人在为别人工作时，不可能会比为自己工作更卖力。所以，独享自身劳动生产物的贫穷劳动者，一般都比按件计酬且与雇主分享劳动成果的帮工勤勉。一些大制造厂里的雇工，往往会因为恶友的诱惑而失去道德；而独立劳动者却不会受到此类影响。如果雇工的工资是以年或月计算的，那么无论其工作量有多少，得到的工资和津贴都是一样的；而独立劳动者却由于独享劳动生产物，因而工作效率也比雇工大得多。当物价高昂时，独立劳动者对各种帮工和佣工的比例会有增加的倾向；而当物价低廉时，这一比例则会减少。
法国一位博学多才的作家麦桑斯，曾在圣·埃蒂安选举中担任税收官。他曾经把埃尔伯夫的粗毛织品、里昂里昂是法国东南部大城市。——译者注的麻织品和丝织品这三种制造品，在物价低廉以及高昂时期的产量及价值做了比较，证明了贫民在物价低廉时所做的工作更多。从他由官署登记簿上抄下的报告来看，在物价低廉时，这三种制造品的产量及价值一般都大于物价高昂时；当物价最低时，产量与价值往往是最大的；而当物价最高时，产量及价值往往最小。总的来说，这三种制造品似乎都处于停滞状态。如果逐年计算的话，其产量也略有出入，但总体上却是不增不减。
苏格兰的麻织品、约克郡约克郡是英格兰东北部的一个郡，曾分为三个地区：北区、东区和西区。1974年划分为北约克郡、南约克郡、西约克郡、亨伯赛德郡和克利夫兰郡。现在约克郡的大部分土地由约克郡·亨伯管理。——译者注西区的粗毛织品，它们的产量与价值虽然时有变动，但是大体上却正在增加。不过，从这些制造品的年产量公布记录来看，年产量的变动与物价的高低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关系。这两种制造品的产量，在物资非常不足的1740年的确是大幅度下降了。但在1756年，虽然物资仍然相当不足，但是苏格兰麻织品的产量却比正常年份还多，而约克郡西区粗毛织品的产量却下降了。直到1766年，也就是在美洲印花税印花税是以经济活动中签立的各种合同、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权利许可证照等应税凭证文件为对象所征的税。印花税由纳税人按规定应税的比例和定额自行购买并粘贴印花税票，即完成纳税义务。——译者注法废止以后，约克郡西区粗毛织品的产量才恢复到1755年的数额，而且在随后的两年内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此就不断增加。
对于一切目的在于外销的大制造业来说，决定其产品销量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消费国影响商品需求的情况、时局是和平还是战争、竞争者的盛衰、主要顾客的购买欲望等。跟这些因素相比，产地的旺季价格高低就算是次要因素了。此外，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物价低廉时的大部分额外制造品，都没有登记在制造业公开记录上。当物价低廉时，男佣工可能会成为独立劳动者，妇女则在家中给全家人织布制衣。这时，独立劳动者的制造品可能就不会向大众出售自己的家庭制造品，而只是被邻居请去制造家庭用品。因此，这一制造品也就没有算在售给大众的商品之内，所以也就没有登记在制造业的公开记录上。而我们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往往就根据这些不免夸张的记录来妄断最大帝国的盛衰。
劳动价格的变动与食物价格的变动，往往不一定一致，甚至还经常完全相反。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断定食品价格不会影响劳动价格。支配劳动价格的因素有两种：一是劳动需求；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当人口增加、减少或不变时，劳动需求随之而变，并由此决定必须供应给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而劳动价格则由购买这些数量所需的金额决定。所以，当食物价格低廉时，劳动价格有可能会非常高。当食物价格昂贵时，如果劳动需求保持不变，那么劳动价格就会更高。
如果突然遇上大丰年，劳动价格可能会上升；要是突然遇上大荒年，劳动价格则可能会下降。因为，劳动需求在大丰年时可能会增加，在大荒年时则可能减少。
在突然的大丰年里，很多雇主都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和雇用更多劳动者。这么以来，劳动者可能就会供不应求，于是，雇主们只好靠相互竞争来雇用更多的劳动者，从而抬高了一部分劳动的货币价格及真实价格。
在突然的大荒年里，情形则刚好相反。这时，雇主用来雇佣劳动者的资金会比前一年还少，从而使得许多人都失业了。失业者为了获得职业，只好相互竞争。这样，有时难免会压低劳动的货币价格与真实价格。譬如在大饥荒的1740年，许多人都愿意做仅能糊口的工作；而在此后的几个丰年里，雇主要想雇佣劳动者和雇工，就比较困难了。
当食品涨价时，劳动价格会随之提高，劳动需求也会因为物价昂贵而减少，从而使得劳动价格重新降低。相反的，当食品跌价时，劳动价格则会减小，劳动需求也会因为物价低廉而增加，于是劳动价格又会重新升高。而当食品价格的变动幅度不大时，这两种对立因素的作用似乎会相互抵消。所以，劳动工资一般都比食物价格要稳定、持久得多。
一旦劳动工资增加了，许多商品的价格必然也会按照工资中增加部分的比例而抬高，国内外这些商品的消费也会随之减少。但是，当资本增加时，劳动生产力也会增加。这样的话，即使劳动量减少了，也可能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如果一个资本家雇佣了很多劳动者，那么他就会出于自身利益而妥当地给他们分配业务，并力图把他和工人们所能想到的最好机械供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尽可能地生产出更多产品。
发生于劳动者之间的事情，既可能发生在某一特殊工厂内，也会因为同一理由而发生在大社会的劳动者之间。随着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劳动者之间的分工也会更加细密。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去从事最适用机械的发明时，这种机械就容易被发明出来。这些改良机械出现之后，只需要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就可以生产出更多物品。这么以来，减少的劳动量除了能抵偿劳动价格的增长之外，还会有一部分剩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