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卡斯来到了他身边。
海伦·杜卡斯（Helen Dukas），曾长期担任爱因斯坦的私人秘书，终生未婚。在1936年爱因斯坦夫人爱尔莎逝世后，她又兼任了他的厨师和管家，与爱教授的养女玛戈特·洛温塔尔一起照料他的生活起居。有传记作者甚至暗示，爱因斯坦与海伦之间存在不正当的关系。
什么叫“不正当的关系”呢？其实海伦就是爱因斯坦的情妇之一；而且是与他保持时间最长、并得到爱因斯坦夫人爱尔莎乃至一家人接受并表示好感的一位情妇。
海伦出生于20世纪初，是德国柏林人，跟着爱因斯坦工作、生活了几十年，是爱教授最忠实的合作者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1928年），爱因斯坦在柏林任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所长期间，芳龄20余岁的姑娘海伦就来到他的身边为他服务，此后一直陪伴了他近30年，直到他去世。
当时，原来担当爱因斯坦秘书工作的伊尔莎和倪贝蒂都先后离开了。爱尔莎只好亲自出马，为夫君物色秘书人选。不用说，她肯定不会再找倪贝蒂那样的人。
爱尔莎是犹太孤儿院协会的名誉会长，她把找秘书的事向协会的行政秘书罗莎·杜卡斯说了。罗莎向她推荐自己的妹妹海伦，她刚好失去了在一家出版社的工作。
海伦是个高高瘦瘦、聪明能干的年轻女子。一听说要去为大名鼎鼎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工作，她着实吓了一跳。她15岁就离开了学校，对物理学更是一窍不通。
“您一定是疯了，”海伦对她姐姐说，“我永远干不了那样的工作。”
不过她还是在罗莎的劝告下答应去见爱尔莎。爱尔莎用茶和甜饼干招待她，劝她至少尝试一下，接着就把她介绍给未来的雇主。他正坐在床上看书呢！他微笑着伸出手说，“在这里躺着的是一具老僵尸。”
她立刻感到一阵轻松，爽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
就这样，在此后的27年里，她一直是爱因斯坦的秘书。
爱因斯坦在对一位朋友介绍海伦时，称她为“我的忠实的助手。没有她就不会有人知道我还活着，因为我所有的信都是她写的”。
有一幅照片，是1930年，爱因斯坦坐在柏林市奥拉宁堡街的犹太教堂的一个音乐会上，正在看一份材料（估计是音乐会的节目单或者歌词、歌谱之类），海伦·杜卡斯静静地坐在他旁边，紧紧地靠着他，彼此显得很虔诚、亲密。
杜卡斯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子，具有中、北欧人清晰、鲜明的轮廓，五官端庄、面庞俏丽、眼睛有神、举止优雅。而且，她还有很好的文化水平和较强的工作能力。像这样的出色女子，应该是不乏热切的追求者的。而她竟为了爱因斯坦而一辈子不嫁人，可见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其奉献精神世人罕有。
她为什么不嫁人？因为她就是一个仅仅没有名分的“爱夫人”嘛！爱尔莎去世之前，她就经常与爱因斯坦情意绵绵、双双出入，也多次成为爱教授怜惜的枕边女郎；爱尔莎死后，她更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爱教授家真正的“女主人”了。
那时，爱因斯坦要与她结婚，来个“梅开三度”，也并不是不可以；只不过，爱教授并不喜欢再折腾，他还是坚持着他一贯的“过简单生活”的原则。再说，杜卡斯也并不是个很在乎名分的人。
更重要的是，那时爱因斯坦正与苏联派来的美女玛加丽塔打得火热；而在家里，爱教授对自己的养女玛戈特也怀有一番特别的情愫；此外，同样是他长年的工作与生活助手、同样是从欧洲大陆追随他而来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管理员范图娃，也是他的情妇之一。
有一次，杜卡斯做了一个梦，完美地描绘了教授对待他自己的态度。“爱因斯坦在一家饭馆吃饭，突然走进一个强盗，命令每个人靠着墙站队。”她回忆自己的梦时说，“然后他沿着队伍走着，取走每个人的钱和值钱的东西。强盗走到爱因斯坦面前，认出了他：‘噢，不行，教授，我不能取走您的任何东西。’‘这不公平，’教授说，‘我应该受到和其他人同样的对待。’然后他掏空衣袋，把他所有的一切交给那个强盗--一个10美分的硬币。”
这个故事既反映了爱因斯坦的个性和生活状况，同时也反映了杜卡斯对爱因斯坦的深刻了解，以及她与他之间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
作为与爱因斯坦在一起工作、生活时间最久的秘书，杜卡斯见到了别人很少见到的一些细节：1930年，在那艘载着他们去美国的轮船上，她和爱因斯坦一起打过乒乓球；她曾目睹一位老太太冲过警察的警戒线，按住爱因斯坦的手说：“现在我可以平静地死去了。”当又聋又瞎的海伦·凯勒的手指在爱因斯坦的头上和脸上移动的时候，海伦看到了爱因斯坦眼里的泪水。
爱尔莎病逝后，在一位每周来做4天的爱尔兰女工的帮助下，杜卡斯承担起了额外的管家工作。虽然杜卡斯在爱因斯坦家被当作自家人，并且和他们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但她对爱因斯坦的尊重“自始至终丝毫未减”，她也始终没有摆脱最初的腼腆。但这令她更加可爱，也是爱因斯坦爱她的一个重要方面。
称职的秘书。
有人认为，也许爱因斯坦根本就不该结婚，既然他认为婚姻是一种违反自然的、甚至是野蛮的习俗。可是他无法阻止自己恋爱。
对于爱因斯坦，理想的生活应该像他在普林斯顿的女性朋友艾丽斯·卡勒所建议的那样，在避免结婚的同时，找一个像杜卡斯那样的人做管家和秘书，外加一系列非常随和、从不干扰他工作的情人。想想吧，这不正是他在那最后20年相对宁静的日子里享受到的生活？怪不得他看上去似乎总是在笑。
为了报答、补偿杜卡斯为自己所做出的巨大牺牲，爱因斯坦在去世之前，把他在普林斯顿市默谢雨街112号的房子留给了杜卡斯小姐。
一天下午，爱因斯坦瘫倒在卫生间里，杜卡斯立即打电话求救。3位医生来到他家。尽管病得很重，爱因斯坦仍拒绝去医院。医生们用吗啡来减轻他的疼痛。
夜里，杜卡斯守在他卧室隔壁的书房里。为了防止他脱水，她得不断地喂他喝矿泉水。
后来，当得知自己已成为杜卡斯的沉重负担时，爱因斯坦才同意去医院。
几天之后，爱因斯坦就去世了。
爱因斯坦的火化现场上，寥寥十来人当中，自然有一个杜卡斯。
爱因斯坦去世后，杜卡斯保管了他的大量信件等珍贵资料。据波士顿大学“爱因斯坦文件整理计划”执行人罗伯特·舒尔曼（Robert Schulmann）博士说：“内森（爱因斯坦的好友、遗嘱执行人）与杜卡斯觉得爱因斯坦的名誉（和他的回忆）仍然需要保护，也许他们是对的。”“爱因斯坦自己都说杜卡斯是他的克伯鲁斯。”她是爱翁声誉最坚决的捍卫者之一。
舒尔曼认为：“杜卡斯还知道更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可是每次有人逼她多谈一点时，她总是回答：“我没有什么更多好说的，要说的书里都有。”
其实当然不是这样。虽然最近几年来，有关爱氏的书已多达400多种，但其中透露的还只是部分真相。
爱因斯坦对女人的态度，世人也许永远不能知道。杜卡斯当然最清楚，但她却闭口不说。
她协助霍夫曼合写了一本内容丰富、却是歌颂式的传记《爱因斯坦：创造者与叛逆者》。
爱因斯坦百年诞辰（1979年）时，他们又写了另外一本书《爱因斯坦：人性的一面》。书的重点放在爱因斯坦与别人有趣、愉快的往来书信上，而对他的爱情生活--激情澎湃的第一次婚姻和不算完美的第二次婚姻，居然只字不提。
她曾对爱因斯坦的传记作者克拉克说，彼得·米歇尔莫尔写的那本书（该书透露了爱因斯坦私人生活的一些方面，并且得到了汉斯·阿尔伯特的确认）完全是一派胡言。她对该书的评价是：“一堆大粪！”
杜卡斯真是爱因斯坦的好秘书，为他牢牢地把着关；尽管不一定必要，甚至不一定有用。
因为，总有一天，真相终将要大白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