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薛凤五四运动时期就读于清华，编集《白话唐人七绝百首》。他将花蕊夫人的《述国亡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列为首篇。末篇用高适的《九曲词》（“万骑争歌杨柳青，千场对舞绣麒麟；到处尽逢欢洽事，相看总是太平人。”）。蔡元培大加赞赏，在作序后另附长笺说，“所选百首，除压尾一绝外，均属上乘。细加推测，当有用意。”
蔡元培为亲戚谋事，无不尽力而为。他的推荐书有两处不写：真正无把握的不写，绝对有把握的也不写；最愿意写的是在“有”、“无”之间。
蔡元培称赞1927-1928年任大学院院长时杨杏佛的相助。他说：“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明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正与民国元年（1912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金钱，以他所长补我之短一样。”
萧一山中学毕业后，阅读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深以为耻，乃发愤研究清史，随梁启超学习。1923年，他的《清代通史》（上卷）出版后，梁写了序，并推荐萧到清华学校执教。两人共教大学部一年级学生，梁讲文化史，萧讲政治史。
杨贤江在中学时代常向《学生杂志》投稿，被发现是人才，5年后被聘任为编辑。
谢国桢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时，以论文《顾亭林学谱》得到梁启超赏识，被聘为梁的家庭教师，并参加梁主编的《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纂。
高梦旦投寄《时务报》以《论废除拜跪事》一文，颇受梁启超的赏识，从此交往密切。朋友对高说：小高上大梁，必交好运。
梁启超比胡适大18岁。胡适小时候受梁影响至深；但在胡适留美归来之后，却时时以新创见刺激梁启超，梁因而奋发写出许多精彩的著作，包括《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历史统计学》等在内。
胡适从不为人推荐工作，谁也不敢去求他。只有罗尔纲写信请求，介绍自己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因他成绩好，于是留在胡家中工作。
任鸿隽和胡适在上海和美国两度同学。胡适曾说：“吾数年来于文学之兴趣，若无（任）叔永、（杨）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梅）觐庄，定无《尝试集》。”
于右任创办《神州日报》时，自称“神州旧主”。《民吁报》被查封后，于流亡至日本，得章太炎助。章说：“我亦神州旧主，能不助君！”后章太炎去世，于有散曲《题太炎遗像》：“自民呼，自民吁，当年共作神州主。垂老请囚戏本初，伤时掷笔哭渔父，到此时，先生知否？”
柳亚子进爱国学社读书，章太炎出了一个作文题《XXX本纪》，是一篇自叙文。柳就写了-篇《柳人权本纪》（人权是柳当时改用的名字）交卷。章见了非常赏识，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田汉在长沙师范求学时，酷爱文学，欢喜读书，但家境贫困买不起书。每逢假日，他就去长沙图书馆看书。校长徐特立知道后，把自己买书用的一个折子交给他，要他自己到书店去选购，年底由徐到书店去付钱。
闻一多在大学任教，要求严格，凡学生有佳句，就划上红圈。能得到一圈就不易了，臧克家有次获得两圈。他说：“那时候，我的愉快，我的知己之感，何可言喻？这两个红圈，划到我心上去了。”
闻一多知道，学生郑临川为研究孟浩然搜集材料遇到困难，没有作响。隔了多时，闻将自己积累多年的唐诗人传记资料几大本交给他，且说：“为什么我不早拿给你呢？我是有意叫你经过一番困难，知道做学问的不容易。无论什么学问，都是像女孩子刺绣那样，靠一针一线绣成功的。”
黎锦熙曾因孙海波有《古文声系》，称其为后起之秀；当他知孙没有字或号，便给他拟了一个号叫“澜堂”。因为黎很推崇“四堂”，这样就成“五堂”了。
黎锦熙曾为一个喜欢语言文学的农村小学教师订学习计划，每次回信必复，且在来信上作各种记号，连标点符号也有修改。
高平子19岁译马克斯韦的《论光波》，因受严复影响，将书中许多专用名词，用中国古籍中的名词来表达；还从《庄子》、《墨子》等书中找资料补充，受到马相伯奖赏。
鲁迅用大量的心血培育青年作者。许广平亲眼看到鲁迅细心地帮助青年，“逐字逐页的批改文稿，逐字逐句的校勘译稿，几乎费去先生半生功夫。”
鲁迅热切帮助工人作者。-次，他收到工人作者林克多的《苏联闻见录》文稿后，即放下自己的《三闲集》编著工作，花了几夜工夫，一字一句校读完林的字迹潦草的文稿，并写了一篇序言。
萧红的小说《生死场》原稿交鲁迅，它是用复写纸抄写的稿子，笔迹又粗又蓝，字与字、行与行之间还夹杂着蓝色油墨的斑痕，稿子中还时常出现错别字及用词不当的地方。然而，鲁迅仍对萧红写作时“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感到欣喜。
鲁迅自费出版了萧红的《生死场》，又为其写了一篇序。鲁迅说《生死场》“可以扰乱读者的心”。
颜一烟的《菊》是在庐隐任她的国文教员时写的一篇作文，写妈妈和她在封建大家庭中所受的虐待和迫害。庐隐在文章后面用红笔批道：“读了令人洒一掬同情之泪。”并亲自送到校刊编委会。这是颜一烟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
朱自清对学生作文，总是竭力推崇；而对同辈作品，常用一贯用句：“不，不好。”
丁玲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梦珂》，是叶圣陶1924年在商务印书馆代郑振铎编《小说月报》时从来稿中发现，并在《小说月报》上以头条位置给予发表的。
东南大学教授李祥，少年发愤自学，曾在乡间旧货摊买到半部《昭明文选》，就把它读熟，后遂博学。时蒋维乔创办东南大学，发现他在《国粹学报》的诗文，大为欣赏，破格聘其为中文系教授。
郑鹤声在东南大学写毕业论文《汉隋间史学》10余万字，柳诒徵手批：“一时无两”，并推荐于《学衡》刊登；后印单行本，柳又题词称：“恢弘史域，张我国光。”
谢六逸在复旦大学执教时，一个连“文学是什么”都不懂的学生，拿了谢讲课写的《小说概论》的油印讲义，作为他自己的著作，请谢作序，还请求介绍出版。谢却使他如愿以偿。书店老板见是谢介绍又有他的序文，立即允诺。后来，有朋友问谢六逸这件事。谢说：“我自己决不会出版这本书的，他穷得很，让他出了吧！”
齐白石第一个发现王森然善画，即写有一联以赠：“工画是王摩诘；知音许钟子期。”
齐白石赏识青年陈汉卿，亲自在他的作品上题句：“赵（之谦）吴（昌硕）之后，独见陈君。”并建议他改名为陈翱，字大羽。
欧阳竞无为卢冀野《中兴鼓吹》作长序，以辛（弃疾）、刘（过）许卢。
盛成用法文出版《我的母亲》，大文豪保罗·瓦西里作了长达16页的序。
罗淑原名世弥，“罗淑”是巴金为她的小说《生人妻》所拟的笔名。发现罗淑写作才能的是巴金，为她出版集子的也是巴金。
朱湘是一位善于发现人才的“伯乐”。1929年秋，曹葆华接到朱湘从安徽的来信，说从《清华月刊》上看到他的诗，很喜欢，要求曹把全部诗作都寄给他看。诗人曹葆华的第一本诗集《寄诗魂》便是献给朱湘的。
郑振铎早年好学不倦，但买不起书。他说：“我要看书，总是向人借。”后来在许地山处翻到一本日文版《泰戈尔诗集》，该书吸引了他；许地山还向他介绍《新月集》，就此郑开始译诗。
沈从文经常向相熟的报刊编辑推荐学生习作。为节省邮资，他大都把原稿的纸边裁去后再寄出。
萧乾初登文坛，沈从文曾撰长文介绍。萧乾十分感激老作家的赞扬，看作是自己的动力。后来他自己当了编辑，也特别注重青年作者之作品。
白薇从博物学转向文学。她说，指导自己迈进文学之门的导师是田汉。
陈垣推荐启功到辅仁大学附中教国文课，但两年后，管教务者查学历，认为他是中学生，不合格，把他解聘了。陈得知后，便以中学有资格限制，派他在大学教一年级国文。
顾颉刚办《禹贡》培植后进。他先给青年人出题目，指定参考资料，要他们写文章；写好后，顾亲自修改，并署上自己名字，联合发表。当青年人渐渐有点名气了，再把“顾颉刚”三字去掉。
顾颉刚工作中能慧眼识千里马，注意培养青年人。1934年他就看到童书业大有培养前途，便经常把童的论文安排在他主编的《禹贡》杂志的第一篇。
陶行知以友人赠之骆驼牌卷烟，转赠当时经济贫寒、终年无钱买好烟吸的翦伯赞，并附-打油诗：“抽一枝骆驼烟，变一个活神仙。写一部新历史，流传万万年。”
曹聚仁最初得名于文坛，是为章太炎演讲《国学概论》记了一回笔记，获得章好评所致。
何鲁审阅华罗庚成名作《堆垒素数论》，大为叹服，说：“此天才也！我审其稿，尤字字必录，其聪明才智胜过于我多矣！”乃为之作长序言推介。而且，他还亲自用工整小楷将全稿抄成12大本，送给华本人。华后来说，“熊庆来先生是我业师，何鲁先生乃我又一业师也。”
裴文中学生时代写的小说《戎马声中》，发表在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上。鲁迅十分重视，1935年将其收入他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
关山月早年从高剑父学艺，高发现其刻苦，免费收为入室弟子。关山月学成辞归，高赠两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关牢记在心，且将画室命名为“鉴泉居”，以激浊扬清。后作自勉诗有：“出山泉浊在山清，犹知高师一语情。”
黄佐临的独幕剧《中国茶》发表后，有人说颇有萧伯纳味道。他出自好奇，也就寄给了萧，不料萧伯纳很快读完，并在剧本上写了题词与他：“一个‘易卜生派’仅是个门徒，不是个大师；一个‘萧伯纳派’仅是个门徒，不是个大师。易卜生不是个‘易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萧派’，我是萧伯纳。如果小黄想有所成就，他千万不要当个门徒，他必须依赖他本人的自我生命，独创一格。”这番话成了黄佐临的座右铭。
1947年，叶圣陶主编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秦牧投稿，字迹较潦草。叶圣陶在发表前，就亲自把秦文清清楚楚地重抄了一遍。
1947年春，郭沫若在上海为了在经济上帮助他人，曾自订润格，公开卖字，并相告自己在溧阳路的住址。别人为他的安全担忧，他说：“我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
任大霖18岁时写了第一篇人物速记《固执的老蜘蛛》，在叶圣陶主编的《开明少年》上发表；不久，他的第一篇童话《百支光和五支光》又在陈伯吹的《小朋友》周刊上发表。任大霖说：“这两次成功，决定了我走上毕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生道路。”
50年代，浦熙修主持《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时，曾认真阅读未成名的王蒙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到深夜2时。不久后，浦即将此作品连载于该报。
第一位在首都的大学里有意起用少数民族教员和职员的，是吴泽霖；第一位把少数民族文物珍藏在首都大学里的，也是吴泽霖。
“留学生文学鼻祖”於梨华在读初一时，曾以一篇《冬天里的太阳》的作文，受到老师的嘉勉，并张贴在校园内。她说，我之所以会走上文学创作这条道路，与那位默默无闻的老师的鼓励有很大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