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说：清末有4个人都讲《公羊》，王湘绮（闿运）、廖季平（平）、康南海（有为），还有一个是我。其实他们讲的都是“母羊”，只有我这一头才是货真价实的“公羊”。
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东京主办《甲寅》杂志。李大钊署名守常积极投稿。一日，章约见李问：“来稿何以不署大名？”李答：“投文于《甲寅》，何敢与先生同名？”
林纾据林述庆日记，而作歌颂辛亥革命的小说《金陵秋》。他称赞光复南京的革命志士，而书中那位顽固老人清室宦裔，却以自己形象为模式。
吴虞五四时期提出“只手打倒孔家店”，致力于著书立说，肃清封建思想。胡适曾说：“吴又陵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吴虞闻之说，自己只是挑水夫。
罗香林作《客家源流》论文，结论提及孙中山和陈寅恪都出自客家系统。陈读后特批：“孙先生开国伟人，自宜表白；寅恪何得与比，万请删去。”
李叔同（弘一法师）在福建讲学时，接到永春一个16岁少年的信，信里说李忙于酬酌。他即回信表示：“惠书涌悉，至用惭愧！自明日起，即当遵命闭门静修，屏弃一切。”
王国维于《尚书》、《诗经》颇有造诣。但每次与学生讲解，他总要声明有四五处地方自己还没有搞懂。
梁启超在檀香山时，曾从何女士学英文教育。归国后，倡言已深得学英文秘诀，特条举所读英语文法初阶前项十余款，编制《英文汉读法》，称：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王宠惠大异，于晤梁时谓此书内容及构造方法。梁大惭，自后对此书不提只字。
辜鸿铭称自己是“中国最后一个哲学家”。他说：“我留辫子，它象征我是旧中国最后一个代表。”
张季鸾著文十分严谨，但他却认为自己的文章生命力很短，不值得留给后人看。因此，他从不留底稿，更反对将自己的文章结集。他说，他写的文章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顾颉刚在燕京大学讲《尚书》。因学生谭其骧对其提出《尧典》的十二州是受汉武帝十三州的影响而有异议，顾即鼓励谭写出意见；然后将两人讨论信札以《尚书讲义》“丁种之三”，刻印发给学生。并在日记中说：“其骧熟于史事，余自顾不如，此次争论汉武十三州问题，余当屈服矣。”
1925年，顾颉刚在笔记《泣吁循轨室笔记》序中写道：“余自知治学，即欲按计划读书……刊物既频见余名，社会对余之要求逐日切，而余乃无日不在茶酒宴会之中。此非玉成余，实毁裂余也。因目标居室为‘泣吁循轨’，谓己之生活太无轨道，泣而吁之循，惟以自警。”
胡适自称其思想是在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赫氏的思想教人怎样怀疑，教人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教人把一切学术思想都看作是待证的假设。
胡适的治学以“整理国故”为主，他说，离开古籍，“胡适之就‘缴械’了”。
吴世昌对唐兰说：“当代学者称得上博览群书者，一个梁任公，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
邓散木在上海寓所的书房里挂有一块匾额：“三长两短之斋”。他借用“三长两短”来形容自己的艺术：篆刻、作诗、书法是“三长”，绘画、填词是“两短”。对于“三长”他说：“世人但知我的书法，其实我的篆刻和诗都比书法好。”
洪业曾将自己一生行事原则归纳为“三有”和“三不”，即有为、有守、有趣和不做官、不作牧师、不作校长。
叶恭绰称自己思想行为是矛盾而相容；他讨论问题可同时并举，不会混乱和偏颇。所以冒鹤亭常说叶某的脑子大概像一个货仓，把各种货物分类地存储，要用时一样一样地取出。
陈旭麓24岁发表第一篇史学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他后来多次说这篇论文：“题目很大，写作时自己年轻，初生之犊不怕虎，但事后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的。”
姚名达改姓名后，因新名下无著作，校长聘他为讲师，并请他用原名。姚不肯，说：“我原来那些著作太潦草，所以改名，今后想写些有真正价值的；如果不批准为教授，那当讲师也没有关系，研究学问何在乎教授、讲师之名呢！”
邹韬奋说自己选择做一名新闻记者，还是“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就在心里决定了的”。
夏衍善写报告文学。他的第一篇作品《泰兴染坊底调查》，发表在1920年的《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校友会刊》。夏衍曾说此文谈不上什么“文学性”。
周谷城1921年在湖南第-师范学校撰写了第一本专著《生活系统》（1924年出版）。周谷城很重视它，晚年时说自己的思想系统早已由它决定了。
周谷城说：“我写书和写文章，好像很杂；即写历史，又写逻辑，又写美学。但这不是偶然的，在我的思想系统中非写这些不可。”
廖平子诗功夫颇深，他曾说在诗风上黄晦闻（黄节）是由宋入晋，而他自己则由唐入晋。他们都以晋诗为最高点。
萧伯纳在上海见到鲁迅，说：“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你比高尔基漂亮。”鲁迅回答说：“我更老时，还会更漂亮。”
陈学昭1927年出版《烟霞伴侣》。孙福熙为之序，题“清心长有虑，幽事更无涯”。但陈自己不喜欢，说里面好多散文是吟风弄月的。
林语堂的第一个集子《剪拂集》，所编集的乃是与军阀作斗争的杂文。他在自序中，对自己留在集子中的“脚印”是满意的。但他以后对这些进步文章又自称，“只是一些不合时宜的明日黄花，读者也尽可以明日黄花视之。”
林语堂曾自我介绍：“我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
施蛰存概括平生所从事的文学工作为东南西北“四窗”，即“东窗”古典文学；“南窗”新文学创作；“西窗”外国文学研究；“北窗”文物考古、碑帖研究。
陶行知不大喜欢谈过去，而健谈现在。他自负地对人说：“你们要是追问过去，可以去请教胡适之；如果你们追求现在、追求将来，可来问我，我可以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们。”
钱松嵒每到一地，必拣一块石头留作纪念，由此起画室名为“顽石楼”。并自比顽石，题诗曰：“萧然惟石伴书楼，石不能言我点头；莫笑坚顽无所用，相盟期暮结良俦。”
夏承焘说：“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肯下笨功夫，不取巧，不惮劳。
晏阳初称己之思想体系，是受《孙子》、基督和苦力三者的影响而形成。
吴经熊教书喜照书上字句宣读。有学生反对这种教法，吴就请他们公举一位认为教法好的教授来代课，自己坐在学生座中学习。他说，教育是他的终身事业，应该接受任何意见。
罗尔纲说，大道以多歧亡途，学者以多方丧生。我这个人，兴趣太广泛，所以一生很少建树。
周作人偏好民俗学。他在《须发爪序》中说：“我是一个嗜好颇多的人……但有一样的东西，我总是喜欢，没有厌弃过，而且似乎足以统一我的凌乱的趣味，那就是神话。”
丰子恺说他的心为四事占据着：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
刘咸炘遍读经史子集。他自15岁就《文心雕龙》作札记，至1932年36岁逝世，写成书稿235部，以书斋“推十”名总称为《推十书》。但他自谦，说自己是“骨董行中识货人”。
郁达夫《沉沦》出版后，招来多人指责。郁达夫听后说，不曾在日本住过的人，未必能知这书的真价。对于文艺无真挚的态度的人，没有资格批评这书的价值。
郁达夫的小说颇为社会欢迎，据说苏州的青年和尚也多半喜欢看他的书。但也有人认为，这些作品个人主义色彩太浓厚。因此郁达夫说：“百年之后必有人知道我。”
韦漱园给郁达夫写信说，俄国有一位Polovoy拟将郁达夫的短篇小说《薄奠》等译成俄文。郁达夫说，《薄奠》及《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几篇小说，无选译之必要；俟将来有革命性更充实、更热烈的小说写出，再请翻译。
1934年郁达夫撰写的《自传》中，曾称自己的诞生是“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且尚未完成的悲剧出来了”。
郁达夫喜在旧照片上题字，曾写有：“照得像片一张，久已陈设在案；这是过去的我，莫当现在的看。”
老舍称自己写的《小坡的生日》：“这本不是小说，是一本童话，在中国，这是一本杰出的童话。”
老舍早年不善与女性交往，所以他较早几部小说中几乎没有女人。老舍也曾云：“我怕写女人；平常日子见到女人也觉得拘束。”并承认他的小说中女角都写得不行。
老舍在齐鲁大学文艺社讲演中谈自己创作经验，说用幽默句写得最成功的是《小坡的生日》，但认为《老张的哲学》乃是他的失败。
《骆驼祥子》是老舍辞去山东大学教职，作为职业作家的第一部作品。他说：“这是一本最使我自己满意的作品。”
《骆驼祥子》是老舍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他说，从写这本书起“我开始专以写作为主，一天到晚心中老想着写作这一回事，虽然每天落在纸上的不过是一二千字，可是在我放下笔的时候，心中并没有休息，依然是在思索；思索的时间长，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
徐耀辰宴请老友于骆驼书店。周作人于腰间摸索许久，出一纸相示，乃其五十自寿诗也。刘半农读后即纳入怀中，声言非乾没不可。周说，能步原韵见和一首，则听众便。沈兼士说：“限‘袈裟’两字不许连用。”刘说，“有何难哉。”即写一首：“咬清声韵替分家，炣出为‘袈’擦出‘裟’；算罢音程昏若豕，画成浪线曲如蛇。常还不尽文章债，欲避无从事务麻。最是安闲临睡顷，一支烟卷一杯茶。”刘称此乃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
诗人白莽原名徐祖华，后改为徐白，采用白莽为笔名。他自己常说：“白乃一个莽夫啊！”
徐志摩写作态度谨严。他在《轮盘集》自序中说：“我敢说我确是有愿的想把文章当文章写的一个人。”
蒋百里年轻时以文素臣自居，曹聚仁却将其比作文艺复兴时的达·芬奇。
曹聚仁说：“我一生-世，别的没有什么吃亏；吃亏自幼读了几句古书，永远在脑壳里作怪，我要进一步，死鬼就拖我退后十步。”
姜立夫在美国获数学博士后回国，有人恭维他学问渊博。他说：“数学这门学问好比一株树，我只学到了一片叶子。”
北新书局为刘大杰《德国文学概论》做广告，称他是“德国文学专家”。刘大杰却说，此书大部分取材于英文书，因德文规则太多，变化太复杂，不甚了解。
抗战中蒋梦麟当北大校长，曾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精神办事。
巴金为他主编的《文学丛刊》写过这样一个广告：“我们既不敢扛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骗读者，也没有胆量出一套语文范本贻误青年。”“不过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一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
曹禺说：“我写《雷雨》是在写-首诗。”“《雷雨》是我的第一声呻吟，或许是第一声呼喊！”
40年代初，文坛盛行写诗剧，不少初出茅庐者跃跃欲试。有人间曹禺是否也要写诗剧，曹说：“诗剧很不容易写，必须有最丰富的人生体验，以及最伟大的想象力，我现在年纪轻，等年纪大一点，才敢尝试。”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课时，以国内有名的庄子研究专家自称。他曾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
郭沫若多诗创作；但他说，做旧体诗律句首推达夫，绝句应推寿昌（田汉），“我虽然爱写，就不如他们了”。
柳亚子和郭沫若在饮酒时，柳不禁脱口自喻：“才子居然能革命。”郭沫若即应了一句：“诗人毕竟是英雄。”后柳亚子以此联句治印，时时用于手书诗文条幅。
柳亚子抗战时在桂林演讲，开场白说：“在这次没有开讲正文之前，我要向各位提出一个问题，必须把这个问题答复，然后讲正文，方更有效。”接着他就问道：“中国当前人物谁最伟大？”当听众回答诸人后，柳亚子说：“非也，当前最伟大的人物只有三个：第一个是毛泽东，第二个李济深，第三个，我，柳亚子。”
柳亚子为儿子柳无忌《全唐诗精华》作序，自谓“英雄末路，乃作诗人；名士中年，例伤哀乐”；并引旧作“浪言李白谪仙人，奚似列宁狮子吼”。
有人问柳亚子：“先生诗数千首，哪些是代表作？”柳说没有。“难道一首也没有？”柳沉思片刻说：“倘本诗言志之旨，这首题为《空言》的勉强可算代表作：‘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淑世总非宜。能传主义融种子，独拜弥天马克思。”
钱钟书自称“文改公”。他对自己的著作常感不满，他说《围城》“不很满意”；他说《宋诗选注》“想付之一炬”。正因如此，对这些早已完成的著作，他老是不厌其烦地补订、改删、修正。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受到好评，但周本人却说作品有“三不够”，即气（时代气息）不够，材料不够，语言不够。
赵景深说，自己的民间文学论文，是以一本书为单位的纵的写法；而钟敬文却是横的写法，即以一个故事为单位，旁搜博采地引证。
朱东润谈人物传记，他说世界上有三部传记是值得一读的：第一部是英国的《约翰逊传》；第二部是法国的《贝多芬传》；第三部就是中国的“拙作”《张居正大传》。
王朝闻称，自己写的文章像小鸡在蛋壳里包着，自己不去敲破，让读者敲。
王世杰晚年，全部精力用在编写《故宫名画三百种》和《艺苑遗珍》上。他说：“我活了90岁，只有这两种小玩意，算得是我的成功佳作，其它都全无是处！”
吴昌硕绘画、书法、金石均佳，晚年画名大噪。但他自己却认为：“说我善于作画，其实我的书法比画好；说我擅长书法，其实我的金石更胜过书法。”
苏雪林一生与笔墨文字打交道。她谦称自己：“打杂文坛几十年”，“担柴挑水，忙个不了”，“耕耘自己的园地”。
王力读书习惯于作眉批；一本在清华当研究生时读过的《马氏文通》，上面有很多眉批。他说，现在拿出几十年前作的眉批来看，有些批的是对的，有的批的不尽合适。但不要紧，说明是认真看了，是动了脑筋了。
《青铜与白石--雕塑大师刘开渠传》付梓前，作者请刘开渠本人审订。刘说：“这是你写的文章，发表之前我不能看。我看了或许会有意见，若让你修改，你可能不同意。如果非要你改，那岂不是干涉你的自由了吗？”直至书印出来了，刘看后在书前题字：“熔雕塑和诗于一炉。”
启功年届八旬时自撰墓志铭：“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子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72字综述一生。
冰心概括自己的作品说：“我的作品中有甜、酸、苦、辣。‘甜’是指《寄小读者》，从我23岁起，断断续续地写了将近60年；‘酸’以《分》为代表，那是我看到了社会生活中有阶级的分别；‘苦’是10年浩劫；‘辣’则是指《万般皆下品》等近10年的作品。”
於梨华独特的创作风格，是由于受到中西两种文化的薰陶。她说：“我的作品是受中西文学影响后的糅合而产生的属于我自己的一种风格，文字是中文的，结构可能受西方文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