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劝民务农，使民风淳朴，就更容易加以利用和役使；还会使百姓举止持重，减少结党营私、图谋造反的机会；将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防止他们随意迁徙，能保证政令的推行，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农家认为，商业是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商人不会创造财富，不过是拿别人的产品，买贱卖贵，从中渔利；同时，商人还要吃饭和穿衣，要大量消费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布帛。而且，农民劳动多而收获少，商人却付出少而收获多，这种反差和对比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因此要采取“重农抑商”政策。
农家主张重农抑商，并不是否定工商活动存在的价值，而是要求统治者从国家意志的高度来缩小和控制工商活动的范围，使其不会成为农事活动的障碍。比如，限制经营商业的人数，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限制商业活动的时间，结合农事来安排商业活动等。
在包罗万象的杂家名著《吕氏春秋》中，也有很多阐述农家思想和农业技术的内容。其中提到，可通过统一度量衡来避免商业投机行为。具体做法是，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两个月中，由国家组织人力划齐度量单位，统一衡称，平整量器。这开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先河，与许行的主张相比，有了更大的进步。
■ 天、地、人——农业的三维组合 ■
《淮南子》中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
众所周知，古代农业生产离不开“天时”，即阳光、雨水等气象条件，以及“地利”，即供作物生长的土地，而要使上述“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发挥有益的作用，还需要生产者不惜体力和智力，对农作物进行良好的管理。对农业生产来说，“天—地—人”的三维组合异常重要，天、地、人三者缺一不可。
首先，发展农业生产要上因天时。天时和农时密不可分，把握住“天时”，才能把握住“农时”。“天时”能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光照、温度、热度和水分等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农业生产本身就要符合春播、夏耘、秋收、冬藏的季节规律，而这一切都是由天体运行所显现出的时间节律决定的。
要做到“上因天时”，就要“知天时”，即通过观测和研究，掌握四季更替的节律，了解风霜雨雪发生的规律并制定历法；然后要顺应天时，把握农时，在最适当的时候抓紧时间勤奋耕作，用自己的辛苦劳动将“天时”转化为好的收成。
《吕氏春秋》认为，“天时”与“农时”稍纵即逝，必须好好把握。这就要求人们的其他活动，都要与农时配合。例如，为了不耽误农时，农忙季节不宜举兵事、兴土木。而且，祭祀活动也与农时密切相关，春播时进行祭祀，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秋收时进行祭祀，是为了报答上天的恩赐。另外，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琐事也要符合季节节律，切不可逆时而行，否则就难免招致疾病和灾祸。
其次，发展农业生产要下尽地财。在古代，土地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唯一场所，农业生产不可能脱离土地而存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农家所说的土地不单指土壤，而是指土壤、水分、生物等自然条件的综合。耕作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进行的，“地利”就是用来表示这一复合体的概念。
■
农家“三盗”
地盗，是指地把苗侵吞了。农人把田垄做得太窄，垄沟做得太宽，田垄看上去就像一条条被困在地上的青龙，上面的禾苗长得像兽颈上的鬃毛。苗盗，是指把庄稼种得太密，不留足行距和株距，即使努力耕作，庄稼也难以长大，这是苗与苗相互侵吞了。草盗，是指有的农人种庄稼不除杂草，杂草把秧苗湮没了。
《管子·地员》篇对“地财”因素进行了专门的探讨，从而将农家的生态农学模式提高到了科学的水平。书中不仅考察了平原、丘陵、山地三种地形的生态关系，叙述了平原上五种土壤适宜生长的谷种、草木，以及水泉深浅等问题，还介绍了丘陵和山地的高下等次、宜生草木、山泉性质等。
此外，书中还将九州之土分为上、中、下3个等级，共18种类型，并讲述了各类型土地的性状。在这个基础上，该书还总结出一个具有一般性的规律——“草土之道，各有谷造”，即“谓此地生某草，宜某谷”，也就是从该地适合什么草生长，推断出适合种植何种谷物。
又说“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并举出12种植物在不同土地环境中生长地位的高下等次作为例证，说它们之所以有高下不同，是因为它们所生长的土地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据不同的土壤种植不同的农作物，才是丰收的保证。
再次，发展农业生产要中用人力。农家认为，人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离开“人力”农业生产根本不可能进行，因此极为重视“人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吕氏春秋》还在农家系统内第一次提出了“三盗”的概念，突出了人在农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三盗”是指“地盗”“苗盗”和“草盗”等田间管理的三大误区。“三盗”的危害极大，人们应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加强田间管理，要在精耕细作上下工夫，如田垄要做得尺寸合适，要保持适当的株行距，要合理除草等。
■ 传承与流变——从农家到农学家 ■
汉武帝时，西汉进入了鼎盛时期，实现了王朝的大一统。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农家和百家的其他流派一样，失去了生存的条件。而且，农家学说中的民本主义和平均主义思想，也不合封建地主阶级的胃口，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流派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过，中国向来以农立国，从事农学研究的群体怎么可能消亡？实际上，农家这一思想流派逐渐转变成了一个科技群体——农学家，以新的面貌崭露头角。农学家们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农家的学说，并将其发扬光大，并且他们中还涌现出了一批光耀古今、大名鼎鼎的人物。
氾胜之，今氾水（今山东曹县）人，西汉农学家。其祖先本姓凡，秦亡时逃至氾水避乱，遂改姓氾。他曾任议郎，在陕西关中地区管理农业生产，因成绩显著升任御史。汉成帝时，他著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农书《氾胜之书》，总结了我国北方，特别是关中地区的种植技术和经验，反映了当时农业科学技术的新进展。
贾思勰，北魏农学家，山东益都（今山东寿光）人，曾任北魏高阳郡太守，又经营过农牧业生产，对农业进行过系统的调研，具有深厚的农学功底。南北朝期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贾思勰从传统的农本思想出发，著书立说，介绍农业知识，以求富国安民，于是写成了世界农业学史上最早的专著《齐民要术》。
王祯，字伯善，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人，元代农学家。他在任旌德县（今安徽境内）和永丰县（今江西省境内）县尹期间，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组织修筑水利工程，劝课农桑，也注意考察农业生产技术，积累了许多农业生产知识。大约在旌德县任职时，他综合整理平日的笔记，写成了农业科学名著《农书》。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明代杰出的科学家，是我国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先驱之一。他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以第一名考取举人，7年后又中进士。他一生有30年左右从政，晚年官至礼部尚书、东阁次学士。
■
徐光启引进西学
徐光启曾经师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翻译过《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泰西水法》等西方科技著作，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接受并系统地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尤其是数学知识、水利理论等先进科技的科学家之一。
徐光启很注重研究古代丰富的科学文化遗产，在天文、历法、火器制造等方面颇有造诣。不过，他平生用力最多、成就最大的，还是对农业和水利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著述颇丰，其所著的《农政全书》，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农学著作之一。
宋应星，字长庚，明朝杰出的科学家，1587年出生在江西奉新县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自小聪明过人，记忆力强，不仅熟读经史，而且对天文、地理、农业、植物、医药、工艺、兵器等领域都广泛涉猎。
他于1615年考中举人，此后十几年间曾六次赴京参加会试，结果都由于当时考场舞弊现象严重而名落孙山。于是，宋应星对追求科举功名逐渐失去了兴趣，将精力渐渐转向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
他曾利用参加会试时往返京城的机会，沿途考察农业、手工业、采矿、冶炼，甚至曾取道景德镇，调查瓷器的生产工艺，积累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后来，他在任职江西分宜县县学期间，把自己长期积累的生产技术知识加以总结整理，编著成中国农业史上的巨著《天工开物》。
■ 农典——从《上农》到《天工开物》 ■
神农作农书虽是传说，然而中国作为古老的农业国，对农学的研究较早，这却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今存古籍中，最早的农学论文恐怕要数《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以及《管子》中的《地员》等篇。
《上农》篇主要讲重农思想和奖励农桑的政策，《任地》《辩土》《审时》三篇则具体阐述了从耕田、整地、播种、定苗到中耕除草、管理、收获等农业生产的一整套技术、方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东周时期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
《地员》篇除了介绍植物生态学的知识外，还专门论述了土壤的分类问题，即根据土地的颜色、结构、质地、盐碱性、肥力的不同，结合水文、地形、植被等自然条件，把土壤分为“上土”“中土”“下土”3个等级18个小类。
《汉书·艺文志》列有农家著作百余篇，现仅知《尹都尉》是讲种植芥、葵、蓼、韭、葱等瓜果蔬菜的，《赵氏》《氾胜之》《蔡癸》是讲耕作、栽培、育种的。
《氾胜之书》是中国最早的农学著作，书中载有耕田法、溲种法、穗选法、区田法等农耕技术，以及禾、黍、麦、稻、大豆等十多种作物的栽培技术，反映了西汉时期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概况和种植业的发展水平，同时也开创了中国农书中作物各论的先例。它与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南宋的《陈敷农书》、元代的《王祯农书》、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并称中国古代五大农书。
《齐民要术》分93篇，共11万多字，内容丰富，从大田作物中的谷类作物、油料作物、纤维作物到绿肥作物、饲料作物、香料作物、水生植物，以及瓜、果、蔬菜甚至树木无所不包，还全面介绍了农副业中的制酱、酿酒、鸡鸭饲养等。书中对农业生产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还将各种具体操作环节写得相当具体、详细、全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书中还提出了多种提高地力的方法，尤以轮种、套种为佳，即通过不同作物的轮换栽种或同时栽种几种作物，使地里的养分尽其所用，并促使地力尽快恢复，比起当时的西欧来要先进得多。
■
农家的两派
《汉书·艺文志》写道：“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很明显，该书是主张君臣有序、轻视“劳动者”的，但也指出了农家分两派。一派不涉及政治，主要是总结农业技术的经验，谈论农桑树艺，以氾胜之等为代表；另一派，涉及政治，反映古代农民社会的理想，主张人人必须劳动，以许行为代表。
《陈敷农书》，南宋陈敷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谈论水稻栽培种植方法的农书。陈敷自耕自种，下苦功夫钻研，于74岁时写完这部著作，对古代的农业生产作出了巨大贡献。该书所反映的是南宋初长江下游三角洲的农桑经营情况，是一本典型的地方性农书，也可视为一部自耕农和小经营地主的生产经营和技术指导手册。其内容丰富多彩，多有独特的创见和发明。该书不仅记述了耕作、栽培等生产技术，还注重对农业进行系统的经营管理，认为农业经营要有整体的观念和进行通盘筹划，要有计划、有步骤。这种系统的经营管理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王祯农书》，元代王祯著。该书总结了前人的经验，补充了大量实地考察的结果。全书内容分为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谱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农业史与主要的农耕技术；第二部分叙述了各种粮食、蔬菜、瓜果与林木作物的栽培与管理；第三部分是“农器谱图”，绘制了各种农具与农业机械的图示近300幅，其中还有许多早已失传的农具和机械，可以说是极为完备。该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从理论上系统研究农业的百科全书，在世界农业科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堪称不朽之作。
《农政全书》是徐光启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农学著作之一。全书共60卷，约70万字，内容涉及农业的各个方面。其中水利部分共9卷，约占全书篇幅的1/6。在我国古代农书中，把水利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农政全书》水利方面的内容既有水利科技的系统归纳，也有对水利思想的集中阐述；既有他一生水利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有对西方水利科技的介绍。这使得该书不仅成为当时我国农业科技的集大成者，也成为总结当时东西方水利科技成就的杰出代表。
《天工开物》是中国第一部记述古代农业、手工业和矿业生产技术及经验的百科全书，是中国农业史和科技史上的重要文献。《天工开物》全书共3卷18章，所叙述的内容涉及农业及工业近30个生产部门，几乎包括了社会上的各个生产领域。书中各章的顺序是根据“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安排的，把农业各章置于全书之首，其次是工业各章，而以不切国计民生的珠玉一章殿后，体现了作者的重农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