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社会的潮流和事物的关系，才是企业得以发展的方式。
（日）松下幸之助。
松下电器公司能够在日本商业史上留下不朽的盛名，除了前期一系列电器商品在市场上站稳脚跟之外，还有就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飞速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发展使松下电器公司真正成为了一家在全球范围内举足轻重的跨国企业。
但是，松下电器公司的起飞并不是那么顺利。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作为战败国，经济自然受到了巨大创伤，并且受到了来自美国的监管，日本的大企业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松下公司连同三菱、三井、住友等14家企业一起，被美国列为“财阀家族”，其所属企业被指定为战争“赔偿工厂”。这样一来，这些公司的资产被冻结，所有资金的借入，动产和不动产的卖出，以及更新设备等等，都须事前获得批准。对于企业来说，这些措施无疑都是致命的。在这之后的松下幸之助甚至重新开始了借债度日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的全面失败而告终。战败后的第二天，即1945年8月16日，在其他人还沉浸在战败的哀痛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松下幸之助却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他比平日更早上班，到厂即立刻发布命令：
“战争是失败了，但日本需要从现在开始立刻重建，公司也要迅速迈开战后发展的第一步。我希望大家迅速投入工作，务必尽快拿出产品，这是我们的责任！”
松下幸之助的行事向来都雷厉风行，在向公司管理人员布置任务以后，经过两三天的商讨和研究，8月20日，他就向全体员工发表了公司重建计划：
“目前，我们面临本世纪最为剧烈的变革时期，我松下电器公司必须迅速恢复生产，勇敢地迈出重建日本的第一步。我认为，松下电器一天也不能处在毫无方针的状态下，这样会使员工不安。我们固然无法预知未来的命运，但不论发生任何变动，物质缺乏的情况一定会发生。为了使松下电器重新振作起来，我们别无他法。工业是国家复兴的基础，在此我可以说大家都将是日本工业复兴的开路先锋，同时也欢迎失业的和将要失业的人们来这里工作，大家精诚团结，携手合作，发扬松下电器的传统精神，为日本的重建多做贡献！”
战后的日本，人们的精神普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表现了强烈的失落感，生产和生活极度颓废。
在此种状况下，日本实业界受打击而不能迅速恢复生产，生活物资又极度匮乏，这当然是有眼光、有气魄的实业家发挥才能的大好时机。松下幸之助对此的把握是精明和适时的。松下幸之助的成功要素之一，便是他每每能于时局变革的开始即掉转风帆，迎头赶上。与此同时，他又具有经营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就使其所作所为能坚持商道，精心地生产，公平地买卖，殷勤地服务。
二战末期的松下电器公司情形并不乐观，当时号称工厂60家员工20000人，但这些一大部分是因制造军需产品而成立，并非适合民用产品生产。好在松下电器的基础很好，在战争期间因坚持优质民品生产保住了这一方面的设备和技术；战时生产高精军需品，又积累了新的技术和生产经验；空袭中又侥幸留存下来不少生产设备；离去的人才又复归来，资金则可以信用大量贷款。
由于在不幸中有这些有益因素的支持，没有用多少时间，松下电器就恢复了民品生产。战败当年的10月，工厂做好全面开工准备；11月，即开始生产销售收音机、电炉等；次年年初，松下电器已有如下产品供应市场：收音机、留声机、扩音器、音量调谐器、电阻器、干电池、探照灯、小型照明灯、沥青绝缘材料、电极、马达、电灶、熨斗、电热器、电风扇、电灯泡、保险丝、自行车零件等等。
这些商品在战后不久陆续面世，由此可见，松下电器公司的动作是何其迅速。
但是，由于日本是战败国，其工业生产受到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指挥部的限制。其中的一项，就是半强迫地限制日本工业的发展，以防其国力膨胀，再燃战火。松下电器当然不能例外，很快就接到了这样的限制命令。
对此，松下幸之助没有沉默。他立刻要求属下干部，向有关方面提出强烈抗议。经过再三努力，终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久，有关方面核准松下电器生产收音机，随后，其他产品的生产也陆续核准。然而，就在松下电器陆续恢复生产以后不久，新的限制又来了，而且更加繁多，更加严厉。
这种情形使松下幸之助倍感伤心，他希望尽早发展自身企业的计划受到了很大影响。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松下幸之助都是一个有识之士。战后的情势，使他看到了人们对民品的需求，且感到作为一个实业家，有必要为社会大众迅速、及时地提供这一方面的帮助。正因如此，松下电器才能经过艰难抗争，在战后的业界迅速崛起，终于成为日本顶级巨型公司。
同时，松下幸之助也明确地意识到，此时的日本已不复当年，许多方面必须改革，才能适应新的局面。比如，战后初期，由于盟军占领军为美国，所以政府的许多举措必然带有美国色彩，而且承担联合国指派任务的盟军司令部，也必然以自己的方式对日本政府施加影响。实际的情形也正是如此。盟军司令部在东京建立以后，迅速发布了一些战后处理和民主化的政策，其中的许多内容和措施，与日本的现实和传统多有龃龉。
作为大和民族的一员，松下幸之助或许不愿意看到日本的这种“动摇根本的震撼”，不过，他还是意识到了大势所趋，意识到了未来的走势。因此，他能够对联军的新政策、新精神作出积极的反应，也能主动地采取措施以适应战后的局面，尤其是民主化的进程。在全面调整军转民的生产机制以外，松下幸之助还在思想观念、工作作风以及规章制度等方面作出了调整。
1945年11月3日，松下发表了新的经营方针，这个方针涉及到经营的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可以说是松下适应新局势的比较全面的纲领。这个方针的文字不多，内容却相当丰富。
（1）战后的世界，将是自由竞争、适者生存的时代。欲使公司成为竞争的胜利者，全体员工必须发挥勤劳之美德。为此当先使每人生活安宁，故实行“高薪资、高效率”的理想制度。
（2）为了达致此一理想，拟将“步一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作为全体员工的福利机构，追求全体员工的经营实利。
（3）各单位工作均应详加分工，进一步专门化，使各位担任业务、生产、经营的人都成为世界上的专才、权威。如此分工组合，即可奠定我们大企业的根本。
（4）美国采取适才适所的用人方针，重视才干，因此才有相当高的效率。我们必须效法此方针，重视实力，简化资历。
（5）日本复兴相当艰巨，各位务必努力经营，才能获得丰裕生活，也才能为社会提供丰富充足的物质产品。深愿全体员工同心协力，为实现使命而奋斗到底。
从上述5项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到，松下幸之助的这个经营方针，有许多方面是很有特色，也颇为科学合理的。
首先是效率与薪资的关系。一般的企业经营或其他行业，薪资和效率的顺序总是先效率后薪资，只有在高效产出的基础上，才能提高薪资。松下幸之助反其道而行之，主要是针对战后日本的客观状况。当时，百废待兴，民生凋敝，许多人吃不饱，穿不暖，工作效率当然十分低下。为改变这种局面，松下幸之助断然决定先谋求解决员工的生活问题，使他们不虞温饱，从而积极地投入生产，提高效率，摆脱恶性循环。从主观上来说，松下幸之助并不认为这种顺序悖理，反倒觉得薪资和效率二者的关系本应如此。他也意识到这种先高薪资以换取高效率的做法可能是冒险之举，就是说高薪资未必能换来高效率。
松下幸之助认为，如果出现了高薪低效的情况，那就是管理或人的思想出现了问题，而不是这种方式的毛病。而松下公司在管理和人员素质上有着别人所不能比及的优长之处，所以，松下幸之助敢于作出这样的选择。以后的结果表明，高薪资、高效率颇为成功。
在制定高薪资到高效率制度的同时，松下幸之助还推出了一系列有关福利待遇方面的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有：（1）废止职员、工员的区别制。此前松下电器的员工有职员和工员两种，职员是主管干部和业务人员，工员则是一线的工人，二者名义上有区别，待遇上也有区别，而且工员又分数等，进厂者要从见习工人到三等工人、二等工人、一等工人，如此攀升上去。这种区别，封建的意味十分浓厚，和现代民主化制度颇不吻合，故予废止。（2）实行全体员工薪津制。一是全体员工按职务和效益获取工资，二是给予相应的津贴。（3）8小时工作制。此前如同别家公司自定工时一样，松下电器亦自定工时为每日9小时，这与国外的工时比较起来要长，故松下及时予以调整，改成每日8小时。如果说以上的制度比较现实的话，松下的另外一些改造和革新，就不仅仅是解决眼下的问题了。在这些方面，松下幸之助的眼光是超前的，着眼的是未来的发展。
在1945年11月的经营方针发表会上，松下幸之助强调专精分工；在1946年1月新的经营方针发表会上，松下幸之助进一步强调此点：“经过专门化的各部门，可以只生产一种产品，但知识、技术、工艺、经营都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产量也要达到世界总量的1%。松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企业由小到大的转变，从而跻身于世界最大企业之林。
松下幸之助的这种想法，多少源于对美国企业的了解，他的眼光已经看到了后10年、20年的发展了。专精分工，实质上是提高技术、工艺和生产规模，以形成集约化生产。与此相对，松下幸之助又在全公司推出“提高技术运动”，以生产“有灵魂的产品”。战前的松下电器产品，技术含量高，品质优秀，松下幸之助决心恢复，乃至超越战前的水平。为此，他号召全体员工都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同时，新成立“产品检查所”，自任所长，以监督产品质量。
经过如上的革新改制以及迅速组织生产的快速反应，可以说松下电器已具备了战前的经营管理状态和生产营销能力，而且潜在能力更为强劲，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番了。
任何事情要取得成功总不能一帆风顺。正当松下幸之助信心十足、雄心勃勃地推进企业经营，力图贡献日本的时候，种种限制加在了他的身上，使他根本不能投入经营，几乎毁了松下的事业。
1946年3月14日，盟军通过日本政府指定一批公司为限制性企业；同年6月3日，指定一批财阀，并予以分散财产的惩罚；7月起，分批指定一些工厂向战争受害国赔偿；8月11日，停止支付战争期间军方所购用军需品的补偿费；11月21日，指定一批政界、财经界人物不能再担任公职；12月7日，指定一批企业做特别处理。
非常不巧的是，盟军和政府的所有这些限制，几乎均和松下幸之助有关。首先是被指定为财阀，接着是指定赔偿工厂、解除公职、整理股份、指定限制公司、指定特别处理公司，最后是集中排除法。
财阀的认定，主要以资产和家族历史为依据。松下电器在战时有关系公司67家，其中30多家都有松下幸之助自己的投资，而且有不少生产军需品的工厂。盟军把他和三井、三菱、住友等比较，列于同等，以此认定松下幸之助为财阀，并列为财阀家族，限制其发展。
对于这种认定，松下幸之助很不服。他认为认定的两方面依据均不充分。首先，自己拥有股份的公司虽说多达30家，但其规模合起来还不如别家财阀的一家子公司大。其次，自己是从本人这代才白手起家创业达到了现在的规模，并非得自前代的遗产，而且历史仅有20来年，和大财阀的数代传承根本不同。松下公司在平时只生产民用物品，是应军方的要求才生产军品的，而且也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据此，松下幸之助认为对自己的财阀指定是完全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
为了推翻这一认定，松下幸之助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拿出足够的资料以说明事实，松下幸之助命人做了充分的准备，仅说明书一项，就达5000页，全部用英文写成。他在此后的四年中，来往于大阪和东京之间，向有关部门陈述理由、出示证据，但100多次的交涉并未带来什么好消息。
由于松下幸之助拒不承认自己是财阀，而且不断提出抗议、要求纠正，所以他并未因财阀的指定而辞去公司总经理的职务，而是坚持在任上工作，以示对错误指定的抗议，显示出绝不让步的姿态。
1946年11月，就在指定财阀后不久，盟军又发出了“驱逐公职令”，即解除所有战时生产军需品的工厂或公司经理人员的职务。官方发表的驱逐公职名单上，松下幸之助亦赫然在其中，而且松下系统子公司中所有担任常事经事职务以上的人，均受到解职，并不准上诉抗议。
当时的驱逐分A、B两级，A级是无条件驱逐，B级是调查后驱逐，被指定为财阀的松下幸之助当然位列A等。这一次的命令，对在战争期间造过飞机、战船的松下幸之助来说，可说恰如其分，没有理由抗议，在此情况下，松下幸之助准备辞职。
但是，事情往往在一瞬间又会出现转机。恰在此时，盟军一位负责经济的官员来松下电器调查。为了恢复日本的经济，盟军正按照他们的计划和步骤着手工作。官员就是因为要建日本机电工业，着手调查日本公司才来到松下公司的。
参观了工厂，听取了汇报，这位美军官员对松下电器的管理很感兴趣，对松下幸之助的经营思想和管理水平颇为赞赏：“松下先生，你的经营观念相当卓越，堪与美国大公司的经营理念相媲美。对于像阁下这样的人遭到驱逐，我深表同情。”松下幸之助听完此话，觉得有些荒唐，既已驱逐，同情又有何用？但他还是向对方提出解除驱逐的要求。
“既然阁下如此同情，何不解除驱逐令呢？”“这个恐怕不行。”那人答。
“为什么不行呢？”“阁下有所不知。我们任务不同，各负其责。”那人耐心地解释说，“对于阁下公司的重建，我有指导的义务，是否要驱逐公职，由其他部门负责，并非我们的权限。因此，对阁下的所作所为，以及才干与贡献和平的思想，我都可以为你建议，但决定权不在我这里。这一点，还希望你能了解。”这样的回答已令松下幸之助出乎意外，对方能够如此，松下幸之助已经感到相当的满足，结果如何，只能听天由命了。不知是工会的呼吁起了作用，还是那位美国官员的建议奏了效，不久后的一天，盟军突然发出命令，将松下电器由A级降至B级，算是由“死刑”改判为“死缓”。
4个月以后，驱逐令最终解除，松下电器的其他人员均亦如此。松下幸之助又一次争取到了命运的青睐。
然而，加诸松下电器的限制还有四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