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1931）
拉地斯劳斯·方·鲍尔特凯维兹，是继柳居士之后又一位优秀的德国统计学家，在一些重要方面，柳居士称得上是他的老师。但鲍尔特凯维兹不是德国人的后裔。他是与波兰的俄国统治者交好的波兰家族之一的子孙。他出生于圣彼得堡，在那儿长大，并且曾在那里上了大学，后来有一个时期还在那里教书。由于他长期在德国居住并在当地建立了关系网，1895年他成为斯特拉堡大学不领薪俸的教师，从而使他有机会在1901年被委派为柏林大学的“特殊”（助理）教授。不同寻常的一点是，这位卓有成就的人从来没有被考虑为任何一个大教授席位的候选人，不管是柏林大学还是其他大学。一直到了1920年，根据一项促使全体教师“大众化”的措施，所有编外教授都成为正教授时，他才取得这一席位，但他仍然是完全孤立的。
关于这一点有几个理由可以佐证。他是一个外国人。虽然他不是一个拙笨的演说家和作者，但他也不是一位善于讲课的教师。据说，他授课时，没有多少学生去听，因为他把自己的东西巨细无遗地加进了授课中去。他的近乎苛刻的敏锐使人敬畏，这也使人很难喜欢上他。有责任向教育部推荐他的那些同事，都不能理解他的贡献。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而是淡泊自安，享受着每个人给予他的尊重和安宁的科研生活。但这种生活在出人意料的死亡来临时戛然而止，缩短了他的科学生命，当时，他本该处于精力充沛、体力旺盛的时期。关于他的所有出版物的书目（就目前我所能看到的而言）由奥斯卡·安德森教授完成总结并出版，请读者参阅它。
他是一位天生的评论家，虽然幸运女神并不经常垂青于他。即使是他的创造性著作也采取批评的形式，而且批评已成为他的生命。这一批评的能力，或者应当说批评的热情，在作为经济学家的他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他对于许多例证上的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在经济学方面，他不是一位创造者。我认为，如果他不是拒绝全方位地运用数学工具，他的成就会比现在更伟大；并且在他的鼎盛时期，他所掌握的数学工具也本来是可以使他与埃奇沃思或巴罗内等人齐名的。但是他在一个几乎没有人肯听人讲经济理论的国家和时代里，高举了经济理论这面大旗，他信仰并教授马歇尔的信条，利用自己手中的利器，解决了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他的最重要的成就是他对马克思体系理论结构的分析（《社会科学文库》，第28卷和第29卷，以及《康拉德年鉴》，1907年），可以说，这是关于这一问题及附带的关于它的其他批评者的最好的作品。另外一篇可以与之媲美的杰作是他关于罗贝尔图和马克思的地租理论的论文（《社会主义历史文库》，第7卷）。在瓦尔拉·帕累托和庞巴维克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Bo hm-Bawerk，1851—1914），奥地利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说的全面发展者。——译者注的一些作品中，很多地方都存在一些细小的可以忽略的疏漏，而且丝毫不影响其基本观点的准确性，然而，即使这样，这位严厉的批评家也不轻易放弃这些疏漏。作为一位货币理论和政策的著者，他的地位在当时与他同行的其他人当中是很高的。他对金本位制、银行信用和流通速度等问题所作出的贡献难以估量。然而，他在这一领域中最好的作品是他关于指数的著作（《挪威统计杂志》，1924年），即一篇关于欧文·费雪著作杰出的解释，在论证问题上它是一种创造性贡献。
在统计方法领域里，他在当时取得“最勇敢者的奖赏”的殊荣是当之无愧的。作为“小数法则”的发现者（1898年）和累克西斯学派的领袖，他获得了足以使他流芳百世的世界性荣誉。他的唯一的“书”是关于概率的，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甚至当我们不带有对隐含于其中的概率的基本概念的任何偏好去读这本书时。出版这本书时，他心存很大的障碍，唯恐这本书的创造性达不到他预期的高标准。在一本经济杂志里，要列出鲍尔特凯维兹关于统计理论著作的长长的清单，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适的。列举几个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作品就足以反映这位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历史地位了。在寻求解决不平等收入的测量方法这一重要问题上，没有人比他做的工作更多了（国际统计局第十九次大会）。而他的努力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以致我们现在大多数人阅读以下著作时都感到大受教诲并且会感到心情愉悦：关于经验曲线求积分的论文（《斯堪的那维亚保险统计师杂志》，1926年）；关于统计的共同性和稳定性的论文（同前刊物，1918年）；关于根据戈森定律戈森定律是以德国经济学家戈森命名的边际效用价值定律，其内容就是欲望与享受的相互关系及变化规律。它是现代“效用论”的基础。——译者注所设定变量的论文（《挪威统计杂志》，1922年）；关于一切误差法则的共性的论文（《柏林数学会会议记录》，1923年），或关于偶然事件的时序的论文（《国际统计局公报》，1911年）——更无须提及关于死亡率或保险的任何一篇论文，其中有的篇章堪称这一领域的经典。
但是为了对他的思想领域的范围有所了解，必须指出的是，他在其他方面的丰富才能远远超出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才能，那就是《作为概率理论研究对象的放射性光线》，于1913年在柏林出版。在翻阅这本小册子时，我们似乎看出写作它的那位经济学家的思想的轮廓，并且我们会开始怀疑：我们是否可以仅仅根据他所发表的东西就来衡量他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