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经济学季刊》第63卷第2期，1949年5月。1948年版的版权属于哈佛大学。——原注
（1848—1923）
布斯凯教授在他的一本关于帕累托的生平和著作的书中参见G·H·布斯凯的《维尔弗来多·帕累托的生平和著作》（载于《现代史研究、史料与考证汇编》，巴黎1928年版）。除了关于帕累托著作的数学部分内容外，我们特别推荐这本著作。因为这是一位本身就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著者的慷慨而热情的写作，同时著者又尽量避免了门生或传记撰写人的那种专门反映光荣事迹的心情。布斯凯还著有《帕累托以来的社会学概论》，并为帕累托的《社会主义体系》和《政治经济学手册》两书撰写了序言，并于1928年用英文写了一篇题为“维尔弗来多·帕累托的著作”的短篇评论。此外，在《论经济思想的发展》一文中，布斯凯也为帕累托保留了光荣的地位。在其他纪念评论文章中，提一提所谓的官方评论就够了，那就是阿尔方索·德·皮特里·图奈利教授在意大利科学发展协会经济组的演讲（发表于1934年11月、12月及1935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评论》上），还有吕吉·阿莫罗索教授于1938年1月在《计量经济学》上发表的文章。——原注，引用了社会主义者的《前进》日报在帕累托逝世时所刊载的一篇悼念文章中的词句，把他描述为“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我不知道把他这样的人称为“资产阶级”是否恰当，因为他从来不放弃任何对无知和怯懦的资产阶级表示蔑视的机会。但在其他方面，这一类比准确地表达出帕累托留给他的同胞的印象：他们实际上已经把他摆在了凌驾于同时代的其他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上的显著的位置。他在其他国家没有受到如此的推崇。在英国和美国，一直到今天，人们对他及其思想仍然是陌生的。诚然，当他的社会学著作被翻译之后，帕累托的学说也曾经风行一时在哈佛，这种帕累托热以著名的生理学家、已故的L·J·亨德森教授为代表。请参阅他发表于1935年的《帕累托的普通社会学》一文。一些哈佛人仍然会记得亨德森教授的非正式的帕累托“讨论会”，实际上，“讨论会”是由这位教授的一系列独白组成的。在那里，对帕累托思想的同情、理解，以及对帕累托思想的非凡、伟大的深刻认识正在与一些不可避免的专业上的障碍进行坚决的斗争。——原注。但由于气味不合，这一风潮很快就在一种冷淡的气氛中消失了。但是就纯粹理论家这个小圈子来说，帕累托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即在鲍莱教授的《经济学的数学基础》发表之后，对英美经济学者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但是在这两个国家里，关于帕累托所专长的方面，马歇尔和后马歇尔主义的经济学家做了足够多的工作，甚至抢在其他思潮夺走帕累托已经占领的阵地之前，阻止了他占领更多的阵地。
理论经济学的若干重要发展现在看来起源于帕累托。这可能令人惊奇，但也不难解释。帕累托是法国和意大利文明的一方面的产物，而这种文明和英美的思潮相去甚远。即使在法意文明范围内，他的突出形象几乎也是无与伦比的。人们不能把帕累托归于哪一流派。他不信奉任何“主义”。没有什么宗派或政党可以声称帕累托是自己这一派的，虽然有许多宗派和政党从帕累托所掌握的广博的知识领域中盗取了一些碎片。他似乎觉得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潮流和口号背道而驰是一件快事。极端放任主义的信徒们可能从他的著作中寻章摘句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可是他对自由主义的“财阀民主”或“财阀宣传”的蔑视是最为彻底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感谢他，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做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贡献，他还抗议意大利政府在1898年所采取的反社会主义措施。可是他不仅是一个反社会主义者，而且是出于藐视而进行讽刺批评的人。法国的天主教可以因为帕累托攻击了对法国教士们的迫害——这种迫害是非常不光彩的德雷福斯案德雷福斯冤案：1894年，法国陆军参谋部犹太籍的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法国社会因此爆发严重的冲突和争议。此后经过重审及政治环境的变化，事件于1906年7月12日获得平反，德雷福斯也成为国家的英雄。——译者注的后续——而感谢他。他还反对孔贝部长的“政权还俗主义”政策，因为他是一位绅士，而不是因为他相信天主教会的教义。
像帕累托这样一位独立和好斗的绅士，在争论中习惯于直截了当地给对手以强有力的抨击，这可能受到这一派或那一派的赞誉，但他却难孚众望。现在他已经是过去的人物了。但即使在他事业的全盛时代，也是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和社会口号统治着官方语言、报纸、政党纲领及一般文献，其中也包括经济文献，帕累托表达其严谨的科学成果的材料也不比现在更为流行。一个人只要是感染上充斥于美国教科书中的精神，当他翻开帕累托《政治经济学教程》时，就会认识到我在下面所说的这句话的含义：“现代社会主义信仰和口号的天真爱好者，一定会感觉到自己被毫不留情地赶出了帕累托的家门；爱好者所阅读的是自己永远不肯承认其真实性的东西，他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的令人为难的实例。”因此，这里的问题似乎不在于解释为什么帕累托没有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而在于解释帕累托是如何产生这么大范围的影响的。
如果我们可以把自己控制在帕累托对纯粹理论的贡献范围内，则他的为人和他的社会背景及地位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完整的帕累托的为人和制约他的一切力量，都十分明显地和不属于经济学纯粹逻辑的理论的任何事情有关，因此有关其人和那些制约力量的评价比科学成就评价中的类似内容更重要、更有益。我将首先尝试表达出这种意见，然后简略地评述一下他在纯粹理论方面的工作，最后我将看一看他在《普通社会学》一书中所做的关于社会这一概念的不充分的表述由罗科与斯皮内迪两位先生在1924年的《经济学家杂志》上提供的书目大体上较为完整，但是我们必须提出下列各种参考资料：《关于纯粹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洛桑大学政治经济学讲义》；《巴黎高级社会研究学院讲义概要》；《社会主义体系》；《政治经济学手册》（1906年）；《政治经济学手册》（1909年），这是前一本书的法文译本，但我们必须把它单独列出来，因为其中的数学附录完全是重新编写而成的；《普通社会学》（1916年），法文译本（1919年），英文译本名为《心灵与社会》（1935年）；法文版《数学科学百科全书》中的《数理经济学》（1911年），该书原来的德文版中的相应论文并不重要。另外还有一些书和不计其数的论文，但据我所知（帕累托在日报上发表了许多论文，其中大多数我不知道），它们所包含的具有科学性质的内容，都已包括在前面所提到的出版物里了。——原注。
一、生平
帕累托的父亲，热内亚人马尔凯塞·拉斐尔·帕累托伯爵，似乎是一个受19世纪前半叶意大利复兴运动影响的典型人物，是马志尼马志尼（又译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年6月22日—1872年3月10日），统一的意大利的缔造者之一。历史学家曾这样评价：“意大利的统一，归功于马志尼的思想，加里波第的刀剑和加富尔的外交。”——译者注的一个热烈拥护者——或许较多地由于国家原因而不是由于社会原因——他是“阻碍意大利走向全国统一的一切政府”的毫不畏惧的敌人。而且他是这个意义上而非其他方面的一位革命家。因此，他流亡国外，逃到巴黎，娶了一位法国妻子，而本文的主人公也在那里出生。如果加雷尼将军曾经把他自己描述为“法国人但也是意大利人”，那么维尔弗来多·帕累托也可以把自己描述为“法国人但也是意大利人”。他于1858年被带到意大利接受学校教育，并于1869年获得了工程学博士学位。他立即开始从事工程和工业管理工作，并在几次调换工作以后升任意大利钢铁公司的总经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董事长”——直到1893年，他才到洛桑大学，并被任命为瓦尔拉的继承人，虽然在这以前的几年，人们已经接受他是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了。这样，他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时间大概是1892—1912年，实际上他后来的一切作品在性质上都是属于社会学方面的。他在1906年辞去教授职位，退休回到位于日内瓦湖畔的乡村的家里休养。在充满旺盛精力和富有成果的老年阶段，他逐渐成为“塞利尼的孤独思想家”。
上述这些情况基本上已经满足了我们的需要。我们只需着重指出已经提到的几件事，而不必再增加其他的事实。首先，由于他有作为一位工程师的经验——并且他似乎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他早年所掌握的数学知识已达到专家水平我不能准确地说明这水平有多高。帕累托需要沃尔泰拉告诉他，Xdx十Ydy表达式经常有无限多的积分因子，而当它有两个以上变数时就不需要这样的因子存在。我不知道一位真正的专家能否忽略这一点。。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他已是一位非同寻常的经济学家，他完全熟悉工业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学院经济学家、公务员和政治家靠所能利用的方法获得的熟悉、精通程度是十分不同的。最后，他对现行的一般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强烈兴趣，使得他在开始创造性工作之前，差不多就已经是一位经济学家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即将在另一处加以评述。弗朗西斯科·费拉拉当时仍然声名卓著，而自由主义者不加批判地赞美的那种理论结构仍然没有遭受到冷遇。费拉拉的著作，特别是发表于《经济学家文库》中关于经典著作的著名序言，对于帕累托来说，使他受益匪浅，其影响不亚于，或者甚至超过了他在学生时代的大学课程所赋予他的教诲。但是帕累托对瓦尔拉著作的研究则源于马斐奥·潘塔莱奥尼的建议。
上述各种事实都不能够完全说明帕累托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甚至都不能说明他对所处时代和他的国家的实际问题的态度。我绝不相信他的个性会像极容易被抽干的水池那样，轻易就能被人剖析然后解读。但是我能肯定，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会同意，贵族的背景对于他这个人比对其他那些普通人而言，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这一背景使他不能和共同生活在社会上的人们在精神上达到共鸣——也使他不能成为被任何集团完全接纳的成员。这一背景也使他不能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建立某种情感上的联系，如被称做“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这一背景的作用是使他有足够维持生活的经济收入——一开始是勉强糊口，后来则使他的生活富足这是由于他继承了一份遗产，而不是由于早年担任总经理所致。——原注——也让他变得离群索居，因为这为他提供了把自己孤立起来的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古典学说也起着同样的作用。我的意思不是指他和当时每个受教育的人所共享的那部分古典学说，而是指他通过夜以继日学习希腊和罗马古典文献所形成的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古典理论。古代世界是一个博物馆，而不是实践科学的实验室。他太相信那里面所积累的智慧，结果必然会远离生活于1890年或1920年的任何人群。他参加本国政治和政策的辩论的结果，使他自己完全孤立起来了，以致在接受洛桑大学邀请之前，他就已经决定移居瑞士。孤立对他的暴躁气质是有影响的——只是在晚年，第二次结婚所带来的家庭和睦才使他脾气好一些——而暴躁的气质实际上对于孤立来说是不能忍耐的。
但是他为什么会选择带着一腔愤怒离开自己的祖国呢？他从内心深处热爱他的祖国，他不仅渴望而且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祖国重获新生。这一问题常常受到那些客观、严谨的观察家的关注，因为在这些观察家看来，似乎在帕累托离开祖国以前的30年期间，这个新的国家的情况并不太坏。除了经济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而且脱离了财政紊乱的情况以外——这里要向我们的凯恩斯主义者们表示歉意——这个国家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进行社会立法，并成功地把意大利建成当时所谓的列强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的观察家将会对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意大利总理、政治家。——译者注之类的政权表示极大的尊敬。而且考虑到新的民族国家在初创阶段容易遇到的困难，观察家对于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部分也会加以原谅。但是帕累托没有表现出任何要原谅这些部分的迹象。他只看到了无能和贪污腐化。他投入于一个接一个的政府的激烈斗争中，这就使他成为众所周知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在19世纪，这意味着自由放任主义的毫不妥协的鼓吹者——而且在那个时期的德国新政者们中间，他对下面这种理论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即边际效用只是用以阻碍改良者的一种邪恶诡计而已因此，德国的批评家们接受了他的《政治经济学讲义》。事实上该书中很少包含可做不同解释的内容。但是它包含这样的观点：在这里所断言的纯粹的竞争的优点对实际经济过程不起任何作用，因为纯粹的竞争实际上没有普遍盛行。——原注。关于帕累托对经济政策问题的态度，以及1900年以前他在科学著作中所留下的深刻痕迹，可能就是全部的内容了。但即使在那时，在他的那种极端自由主义的思想中仍然有些东西是直接反对官方自由主义的教条和口号的。他确实是一个反国家主义者，但这是出于政治的理由，而不是纯粹的经济理由：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他不反对政府活动本身，但是反对议会民主制的政府，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热烈拥护的那种议会民主制的政府。从这一点来看，他这种类型的自由放任主义有了引申意义，与英国式的自由放任主义完全不同。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其余的就容易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