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设备厂吴厂长来电话，想请宿迁吃饭，感激他对企业的支持。盛情难却，宿迁只得答应。宿迁是机械局企管处副处长。最近一份调研报告中，他以起重设备厂为解剖对象，详细剖析了小型国企的困境，提出解决的思路和措施。
晚饭订在马家花园路渝江火锅城。抗战时期，一马姓人家在这里修了一幢乡村别墅“西村”，又称“马家花园”，街道也因此得名。新中国成立后，周围修起铁路新区。马家花园旧址成为铁路招待所，火锅城就设在里面。
火锅城外，吴厂长迎到宿迁，将他带到大厅一角屏风隔成的雅间。主人除了吴厂长，还有党总支郭书记。桌上，一大锅浓香四溢的啤酒鸭沸腾着，旁边放着一瓶“剑南春”酒。
“感激宿处长为我们疾呼。”吴厂长端着酒杯，诚挚地说：“只要职工工资能够保证，叫我咋办都可以。我先干为敬！”他仰头喝下满满一杯酒，感慨地叹息一声。
宿迁也喝干酒，落寞地放下酒杯：“我人微言轻，只能耍笔杆子，具体帮不上忙。”
“不能这样说。如果局上干部都像你，不是只要好听的数字，而是实实在在地为企业办事，再大的困难也有办法克服。来，尝尝鸭子，味道不错。我敬你！”郭书记给宿迁夹了几块鸭肉，起身豪爽地将酒喝干。
“但愿吧。”宿迁含混地说，文静的总是带着疲态的脸上，笼上几丝淡淡的迷惘，方框细边眼镜，也显得茫然地搭在鼻梁上。
“宿迁！”有人在屏风外大声唤道。宿迁回过头。一个身材魁梧、满脸胡茬的男子惊喜地望着他：“当真是你？”
“申平原，你也在这里吃饭？”宿迁高兴地笑起来。他与申平原是浣花中学同学，六七年没见面，只知申平原办了一个装饰公司，似乎搞得不错。
“简直太巧了，在这儿碰上。你猜，除了我、你，还有哪个？”申平原挥着锦都少见的砖头样的大哥大，大大咧咧地问。
“哪个？”顺着申平原的手势，宿迁看见，前面一桌火锅旁，中学同学秦家能含笑对他挥手。宿迁笑着点点头。
“这样，你们谈你们的事，我去那边陪建委的客人。一会儿，我们三个老同学聚聚。”宿迁介绍了吴厂长和郭书记，申平原应酬地笑笑，对宿迁说。
吃完火锅，小锅啤酒鸭48元，再加金针菇等蔬菜，一共62元。酒是吴厂长带来的，没算钱。宿迁抢着付钱。他知道起重设备厂极其困难，靠财政借款发工资，不忍心让企业掏钱。吴厂长坚决不要宿迁埋单，说企业再艰难，不至于吃不起一顿火锅。正在相持，营业员拿着账单过来，说账已经结了。
“我一起付了。除了你，还有秦家能那桌。”申平原带着醉意过来，满不在乎地一扬手机：“我们再喝几杯，难得一见。”
吴厂长告辞后，申平原叫服务员换一锅啤酒鸭，又叫了几个小菜，几瓶啤酒，说好好喝一下。很快，秦家能也走过来。三人吃着火锅，喝着啤酒，谈起各自的情况。
“中学那批同学，我很少见过。一天到晚都在忙，眨眼就是一年，老了。我自己都说不清楚，这辈子是咋过来的。我们三个人，最累的肯定是我；最轻松的，应该是宿迁，机关得嘛，金饭碗；最悠闲的，该是秦家能了，反正该上班就上班，该拿钱就拿钱，其他一概不管。”申平原“咕咚咕咚”地喝干一杯啤酒，喷着酒气说。
“大家差不多，都累。”宿迁勉强笑道。
“我哪能与你们比？”不知怎么，秦家能情绪相当低沉，瘦小的身躯，似乎怕冷似的蜷缩着：“我不像你申平原那么有钱，又不像宿迁那样有权。说我悠闲，那就错了，我闲得下来吗？对我这样普通的小工人来说，最揪心的就是没钱。唉，钱啊！”秦家能来时，拎着半瓶“文君酒”。他给自己斟上白酒，一口喝干，重重地把酒杯一放，带着哭声说：“没钱难啊！以前老人说，一分钱难死英雄汉，我算体会到了。”
“出啥事了？”申平原关心地问。
“反正我们是老同学，事情又过去了，我给你们讲。”
秦家能抿着酒，讲起他的故事。
知青调回来，我进了造纸厂。十年前，也就是80年代初期，厂里还过得去，我结婚，还分了一套50平方米的宿舍。这几年，效益差多了，做五天耍三天，工资勉强保着，奖金却分文没有。我爱人是纸箱厂的，收入也低。我们两个人的工资，供养一个九岁的女儿，能活下去已经不错了。两边还有老的，就那么一点退休工资，我们总要表示点心意吧？反正，钱相当紧，可以说，一分钱都不敢乱用。我连烟都戒了。不是想戒，几角钱一包的烟，我也买不起了。哪晓得，越是没钱，用钱的事偏要找你，躲都没法躲，真他妈的奇怪。
几个月前，厂里要房改。按照政策，把我的工龄补贴啥的全部加上，我那套房子，要补三千多元钱。我一听，脑袋一下大了：三千多元啊，我去哪里找钱？交不起，就算自动放弃。没有房子，我一家三口又住哪里？找人借，也难。我周围的师兄师弟，吃的在肚里，穿的在身上，都同我差不多。何况，也不好意思在厂里借钱。不要钱没借到，反而被人看不起。想来想去，我想到一个远房表哥。
表哥是金堂人，家庭成分是地主。“文革”中间，他父亲被关起来，还要抓他。他溜到我们家，躲了大半年，风声过去了，才敢回去。改革开放后，他来锦都当包工头，赚了几个钱，财大气粗的。三年前，我母亲60大寿，他专程前来拜寿，开着一辆“蓝鸟王”轿车。找他借钱恐怕有希望，毕竟，我们对他有恩。我一下兴奋起来。这时，我父母凑了一些钱，我还差两千元。
为了慎重起见，我拉上父母，转了两三次公共汽车，去驷马桥他的建筑队找他。运气还好，他在办公室。见到我父母，他又端椅子又泡茶，还叫人去买了一些苹果广柑，非常热情。我讲出借钱的事。他的脸色一下由晴转阴，耷拉着头，闷闷地抽烟，一声不吭。
“大鼻子，”我母亲叫着他的小名：“实在没法才找你。这个忙，你一定要帮。钱，我们肯定要还，不过时间长一点。”
“你老人家开了金口，我拼死拼活也要办。那几年我落难，在你家又吃又住。你对我，就像对亲生儿子，我死也不会忘记。”他相当诚恳地说。想了一下，他对我说：“这笔钱，说多不多，说少又不少。我筹措一下，一个月后的今天上午，你来我这里拿钱。两位老人家，就不惊动他们了。”
我喜出望外，对他千恩万谢。“小事一桩，自家兄弟，没啥说的。”他洒脱地挥挥手，安排轿车送我们回去。
哪知，好不容易等了一个月，我去找他，接连几次扑空。建筑队的人，不是说他出差了，就是说他在工地。我要他的电话号码——他也有个大哥大，同平原手上的一模一样，人家不给我，说记不清了。我清楚他在躲我。但是除了找他，我没别的路子，行不行，总要给一句话。后来，我多了一个心眼，上午不去，下午五六点钟去。果然，他正在办公室。见到我，他显得很不自在。我还没问，他就放鞭炮一样，噼里噼啦地说起来：
“你来了几次，我都晓得。我不是躲你，是躲手下的民工。我欠他们七八万元工资，他们天天找我。我呢，慌着在找甲方收钱。今天这个不在，明天账上没钱，搞得我简直想跳河自杀。砍竹子遇节疤，我们都遇到了。要在平时，你就是借一万两万，我眼皮都不眨一下，摸出就给你。现在，实在无法。不要说两千，我连两百元都拿不出来。”
“大鼻子，你答应了的啊？”我绝望地叫道。
“我是答应过。”他理直气壮地说：“不过，我哪知道，甲方会拖我的工程款？”
这时，他的大哥大响了。我坐在他对面，勉强能够听到电话里的声音，一个年轻女人撒着娇，好像在说啥美容店。
“就五万元钱嘛，又不是好大的事，我给你就是了。”他暧昧地笑着，声音放得软软的。突然，他醒悟到我还在旁边，立刻哭丧着脸，装得焦头烂额地说：“不过，我这阵一分钱都没得。工人工资欠那么多，我表弟找我借两千元，我都拿不出来，哪来钱给你？”
电话那头，年轻女人生气了，气势汹汹地骂起来。“好，好，见面给你解释。”他忙不迭地压了电话，一脸愁容地对我说：“我欠人家账，又在催。”
我不想再看他演戏，狠狠地瞪他几眼，转身就走。后来，我姨妹知道了，帮我东借西借，总算凑齐房改款，把钱交给厂里。今天，为感谢我姨妹一家，我在这里请她们吃饭。
“钱，不是万能的。离开钱，又万万不能。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拿着价值两三万的大哥大，一个有厂长书记陪着吃饭。我呢，穷工人一个。钱，我是借到了，咋还？拿啥还？我打算去东郊夜市摆地摊，拼死拼活，也要把账还了。唉，虽然是同学，命运大不一样啊！你们还说我过得悠闲？”秦家能愤愤地出口长气：“你们没有尝过穷的滋味。像我那个表哥，出入高档酒楼，穿名牌，臂上吊个小女孩，指缝漏点儿，就能帮我大忙。”
“话也不能这样说。”申平原接上话，脸上浮着苦涩僵硬的笑容：“你表哥不愿借钱给你，在外面找了女人等，我相信都是真的。但是，表面这样，背后的酸甜苦辣，可能一言难尽！今天我在这里请客，是请我妻子的堂兄，建委一个处长。为啥请他，说来也是一肚皮苦水。好在不是外人，我讲给你们听。你们说，我该咋办？”
从1984年搞装饰部开始，这一行，我整整搞了八年，在锦都，算是元老级人物。云南支边回来，我进了工艺美术厂当工人。累死累活，就挣那么几十元钱。电大中文专业一读完，我干脆把工作辞了，一个人闯。这么多年，钱我挣得不少，也的确没有为三五千元皱过眉头。可钱呢，请客送礼加回扣，大半都用出去了。我一直没有想通，到底我在为自己挣钱，还是在替别人挣钱？
开始起步，全靠我妻子的堂兄帮忙。他帮我拉了不少客户。妻子也对我相当关心。有时在装修现场，没法回家吃饭，她把饭送到我手上，陪我忙完事，再一起回去。
这两年，公司赚了钱，我妻子也渐渐变了。她辞了工作，说是要做全职太太，好好照顾我。其实，她天天沉迷在麻将中。早上我出门上班，她还在睡觉，一般要睡到中午；饭后，就出去打麻将，打一场麻将，输赢起码一两千元。家里的事，包括检查儿子作业等，通统交给保姆。半夜三更她回来时，我累了一天，已经睡着了。我们住在一个房间，睡在一张床上，竟然找不到多少说话的机会，奇怪吧？有几次，公司业务不顺利，外面欠款收不到，眼看面临无米之炊，我又压抑又苦闷，想对她谈谈。刚开口谈到公司的困境，她就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
“哪有那么好当的老板？钱收不到，你去收就是。给我说，起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