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嬗变
社会转型对人们思想观念的作用是巨大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思想激荡正随着变革大潮接踵而来，不断折磨着浮躁而又迷惘的人心。这是时代转折所难以避免的精神阵痛，人的思想和心灵仿佛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世界已经死亡，而另一个世界尚无力诞生。毋庸讳言，当代中国社会在精神文化和思想道德领域陷入了某种程度的疲软之态，潜伏着意义危机与意识形态危机。诚如马克思所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实际生活过程，因而这种意义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奠基于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基础之上。探究价值观念的嬗变以及道德和信仰的重建问题，都必然要从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中寻求答案。
（一）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的主要表现
转型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之间是不协调的。思想观念变化的核心和焦点是人们价值观的变化，价值观嬗变的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集体主义逐渐为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所替代
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植根于农耕社会中的家族血缘关系，家族血缘群体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群体，国家是以家族群体为基础的，是家族群体的放大。家族群体的结构是一种只承认人伦关系网络的礼治秩序，“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从而根本否认个人之间还有以个体的独立性为基础的权益关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单位利益群体取代了家族血缘群体，单位制的社会结构和单位利益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使个体失去了独立性，也抑制了个体的积极性。在伦理价值观念上，过分强调单位集体价值而忽视了个体价值，承袭了中国传统的重视家族利益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个体逐渐成为利益主体，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在价值取向上，强调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在充分尊重个人利益和个体独立性的基础上倡导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利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则逐渐为一些人所接纳和认同。
这种利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现象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是常见的：面对溺水者的呼救，旁观者听而不闻；小偷殴打见义勇为者，当事人视而不见；面对无钱入院医治的病危者，医护者无动于衷。诸如此类的事例屡屡见诸媒体。以前一年一度的“向**同志学习”的活动也逐渐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销声匿迹，这是集体主义与利己主义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博弈的必然症候。
2.理想主义逐渐被虚无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生活态度替代
在中国的主导文化中，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自孔子以来，未改初衷。“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以共产主义理想为主导性意识形态，在美好理想的指引之下，人的精神状态生机勃勃。此时，中国人的理想似乎已经不是未来的事情，而是现实的，是正在中国社会历史之中不断衍生和生发着的。这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当一个理想由于理念、由于概念而有其本身的真理性时，它便不是幻想，而是真实的。这样的理想也不是空虚的、软弱无力的，而是现实的。真实的理想并非应该是现实的，而乃是现实的，并且是唯一现实的东西。”理想主义的确是在把不现实的亦即有缺陷的世俗世界转变为没有缺陷的亦即具有真正现实性的理想世界，把彼岸的那种真正的现实性落实在此岸并作为此岸的目标。
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一些人在精神无所依归的状态下，虚无主义兴起和流行起来，享乐主义滋生泛滥和大行其道。人们抛弃了善的理念，不再相信崇高，不再相信“真理和知识都是美的，但善的理念比这两者更美”，眼睛看见的，仅仅是而且总是流动的、恍惚的、混乱的生活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一切都变得不再神圣，“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当我们的生活世界仿佛只是一种虚幻的东西，或者只是一个痛苦的梦的时候，人们剩下的就只有抓住眼前的感觉，“跟着感觉走，去抓住梦的手”。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滋生享乐主义思想，贪图安逸，把享乐作为人生的最大目的，甚至追求奢侈糜烂的生活，腐化堕落，其社会生活态度就由理想主义转向了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
3.人文主义逐渐为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的行为模式所替代
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孔孟之后的文化历史长河中，“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思想家们更是将“尚义轻利”的思想发挥到极致，对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影响。在重义轻利观念的主宰下，“利”完全失去了合法性和正当性。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逐渐改变了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追求利益成为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最直接的价值目标和现实原则，昔日注重人文关怀、重义轻利的主导行为模式逐渐转变为重利轻义的功利主义行为模式，拜金主义日益泛滥。
在一些地方，竟然出现“越不公平越有效率”、“腐败有利于搞活经济”之类不可思议的“见解”。为了吸引外资，一些地方纵容偷税漏税，甚至设立“红灯区”，美其名曰“改善投资环境”。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精神产品市场受到抑制，一些地方的城建规划充满了功利色彩，较少考虑社会公益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空间。
（二）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的历史考察
价值观嬗变的上述三个表现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的国际国内环境，面临不同的历史问题和时代主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活于其中的人的价值观的基本特征。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同时代价值观的差异性就自然呈现出来。
1.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观特征及其简要评述
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有如下特征：其一，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原则，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要求人们尽职尽责，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居于优先地位。其二，在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基础上推行思想文化的一元化，强调个人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觉悟以及思想改造，以此不断强化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内化。
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价值观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获得了巨大成功。当时中国社会需要一种思想和意志将人民凝聚在一起，需要人民做出一定的个人利益牺牲去迅速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需要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方式将一盘散沙的社会重新整合起来，需要先进的思想和主义洗涤封建主义的糟粕，需要国家主义对抗国际强权政治。
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计划经济时代价值观本身蕴含着的不合理性日益呈现出来，主要表现为：其一，它过于强调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无视或轻视个人的利益。虽然常常说“要妥善处理”或者“不要忽视个人的利益”，然而实际上是将个人利益抛诸一边，所谓“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在“以集体利益为重”的原则下，在实际生活中常常以此为幌子，不尊重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的尊严，要求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和集体的需要。其二，在“民主与集中”之间过分强调集中，整个社会越来越排斥其他文化体系中的价值观。以反复的政治运动和激烈的意识形态批判来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甚至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统统视为异端邪说，拒绝接受其中合理的东西，整个社会缺乏个性和生气，人们的思想、语言、行为单调而乏味，抑制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中国社会的凝固化和板结化。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受到强烈质疑，人们的精神生活受到巨大冲击，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的历史前提。
2.改革开放时代价值观的多元化
社会现代化过程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转型，必然包含着一个巨大的文化转型。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既有观念结构也必然发生转变。在相对稳定的社会里，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评判标准基本上是一元化的，是非分明，并且社会成员对是非美丑的价值评判标准也是比较清楚的。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社会行为的社会期待一致性较高。但是，在转型社会时期，社会价值评判标准不是一元化而是多元化的。转型中的发展着的中国社会，据说是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历史向度的交汇处。前现代的东西即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根深蒂固，后现代社会思潮又随着改革开放激荡而来。
20世纪80年代之前，几亿中国人几乎都遵循相同的价值规范和行为模式，这些价值规范和行为模式被认为具有无可辩驳的客观必然性。在“万众一心”的背景下，自然没有给个人留下多少选择性的空间，当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具有传统导向型的若干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国社会变化，通过青年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转变折射出来。其中，中国青年的价值观念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化，即由传统导向型转向自我导向型，而且很快显现出他人导向型的特征。这两个转变分别在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的两场人生观大讨论中得到证实。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潘晓的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青年人生观大讨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和思想解放运动背景下，这次讨论围绕的一个中心议题就是：如何在合理的自我价值和个人本位上重新阐释人生的意义？在讨论中，最著名的命题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试图在肯定个人本位的前提下，通过建立与社会和群体的普遍联系，来最终确立自我的真正价值和人生的终极意义。这次讨论使中国青年人既有个体的奋斗目标和自我意识，又能够自觉内化社会规范和社会理想，实现了青年价值观的重大转型，普遍认同个性化的人生观，青年一代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趋于多元化。其间，除了在个别人身上发展为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之外，大多数青年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社会公认的基本道德规范内化为个人的价值准则，只不过各自的哲学内蕴和表现形式不再是整齐划一而已。这批从传统导向型人格蜕变而来的一代青年，较为成熟地重新确立了一种全新的自我导向型价值观。
1992年1月，上海《青年报》发表了大学生梅玲的来信《我该怎样选择生活？》，再度发起了一场青年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讨论。这次讨论从主体到主题都与上次人生观价值观讨论迥然不同。1980年代的一些青年虽然对过去的理想和信仰幻灭，但是仍然相信人生应该是有意义的，其全部困惑和苦恼是“人为什么要活着”，一旦自信找到了生命和存在的意义，他们的内心就不会再感到空虚。然而，对90年代青年来说，“人为什么要活着”这个形而上的问题已被全然消解，代之以一个更具操作性和实际性的困惑：“人究竟该怎样活着？”梅玲在信中坦然承认：自己的平凡不足以找寻生命的本真意义，只是不得不问：“我该怎样生活下去？”面对充满双重标准的复杂社会，她既不愿太卑鄙又不愿太高尚。梅玲不再像潘晓那样苦苦追求一个使自己安身立命的个人之道，她更看重的是：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既创造人生价值，又不失创造活动本身的世俗化快乐。消费主义取代禁欲主义，以及随着时尚的变迁而缺乏固定价值观念。这就是她所代表的同代青年人的价值观，即他人导向型价值观。
随着改革开放的整体推进，中国社会陷入了一个中西价值观激烈冲突的境地。有些人甚至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对西方人的价值观从过去的盲目批判到盲目崇拜，把自己的传统文化说得一无是处，对东方人的价值观来一个彻底的全盘否定。总的来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人对传统价值观的神圣性已经开始动摇，但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价值观体系尚未成熟，很多人处于彷徨、困惑、迷惘、漂移之中。
（三）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的原因分析
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的变动，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社会组织形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必然导致当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和演进。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潮以及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国内意识形态的分化，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嬗变的外因。
1.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的实践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有人们在价值观念方面的深刻变革。从唯物史观的立场来看，人的价值观的变化根源于社会环境的变迁。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四个变化。这四个变化使当代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具体体现为四个多样化。
第一，经济成分和利益主体的多样化。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成分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社会成员之间的价值观趋同性较强。改革开放以来，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逐步确立了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和复杂性导致社会利益主体的多样化，这既表现为原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群体内的变化，又表现为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和自由职业者等新的利益阶层不断涌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由于其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必然会产生社会成员价值观的分化。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分化，是价值观分化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