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制度安排存在非均衡性；在具体改革措施的创新上，各区域之间在制度变迁的速度、密度及层次上表现出巨大差别。区域制度变迁的非均衡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区域之间经济体制方面的较大差异，这些制度体制对区域经济发展必然产生不同的作用。有学者从GDP的贡献率来分析，认为经济增长高的区域恰恰是体制创新走在前列的。换言之，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和混合经济三分天下的区域经济具有活力，非国有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是否形成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和外资共同发展的格局，是区域之间在所有制结构转换能力强弱和经济活力大小的集中体现。从中国的区域实践看，区域发展程度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与乡镇企业的数量和实力以及外资企业的分布密切关联，这是东部和南部区域相对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体制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制度体制内部本身具有密切相关性和协调性，包括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制度、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法律法规制度，这些制度体制共同对区域发展产生巨大作用。
（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周边环境因素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诸方面均产生全方位的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问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以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周边环境状况是制约或者推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中国的区域发展受到巩固新生政权和国家安全需要的根本性影响。随着中美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在1970年代中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为中国区域发展及生产力布局提供了新的条件。在“四五”计划的后半段(1973-1975年)及“五五”计划(1976-1980年)期间中国经济建设及生产力布局的重心已经逐步转向沿海地区，这主要体现为大型项目的沿海区位分布特征。1973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进行除苏联援建156个大型项目之外的大规模成套项目引进，到1978年底共引进包括宝山钢铁总厂等钢铁成套项目在内的47个重要工业成套项目，其分配比例为东部沿海地区24个，中部12个，西部11个，东部沿海区域占一半强，从而使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的比重都大幅度上升，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及经济重心东移奠定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大为增强，资本、技术、人才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引发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布局转移和经济空间重组。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过程，经济国际化在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明显地改变着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上的军事斗争逐步让位于经济竞争，外资与外贸成为区域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力量。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中国利用外资大幅度增加，对境外市场的开拓使对外贸易大幅度上升，在经济高速增长地区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不同区域产业发展与贸易增长带来了不同的机遇。因此，中国各个时期的国际环境对中国区域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外资的投放区位、产业的空间转移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市场和贸易等方面的信息增密，提高了区域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管理水平，成为拉大区域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产业布局和区域发展的格局。
$三、协调中国区域矛盾的基本对策
在诸多区域矛盾发展的影响因素中，有一些是人力难以企及的，至少在短期内难以发生任何变化，另一些则可以在人的努力之下使情况向好的方向发展。分析区域矛盾发展的诸多影响因素，使我们能够比较清楚地知道在哪些方面可以迅速采取措施来缓解区域发展矛盾，在哪些方面需要艰辛的长期努力来为区域矛盾的缓和创造条件。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从宏观来看，中国区域矛盾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和西部内地之间的矛盾。缓和中国区域矛盾和实现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加强西部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建设，促进西部区域经济和社会的科学发展。
（一）中国区域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和区域矛盾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西部内地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与东部沿海的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矛盾较为突出。
1.在政策体制上东部沿海具有比较优势，一些地方保护主义和“诸侯经济”盛行
东部沿海在政策体制上的比较优势包括显性比较优势和隐性比较优势。显性比较优势具体表现为：在区域政策环境上的比较优势，开放措施和政策优惠给东部沿海地区带来了明显好处，而西部内地并没有同步开放，缺乏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在区域资金投入上的比较优势，国家对西部内地的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的改善进展较小，资源优势的发挥不够充分。在区域产品价格上的比较优势，西部内地的资源产品和原材料大量进入东部沿海区域，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低价格和加工制成品的高价格使得东部沿海获得了高额利润。
隐性比较优势是指在政策相同和平等条件下所产生的实际比较优势。以金融政策为例，从总体上看中国货币资金配置在东部沿海和西部内地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由于货币信用化水平的差异，在统一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和法定准备金率的条件下，资金利用率在通常情况下东部沿海高于西部内地，从而使相同数量的资金在东部沿海比在西部内地对经济发展贡献率大。许多相同的金融政策在东部沿海和西部内地不同的要素环境中产生了不同的效用和较大的差异。
同时，一些地方保护主义和“诸侯经济”现象较为明显。如果国内市场不统一，实行地方保护，就会抑制优胜劣汰的企业优化组合和产品升级换代。20世纪80年代为保护本地幼稚的加工工业和摆脱市场疲软，一些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市场保护措施。“诸侯经济”盛行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主导产业的发展上，“趋同”现象较为明显，导致产业地域分工矛盾。产业地域分工是一种合理组织区域经济的基本方式，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形成了具有一定的产业地域分工和产业结构层次梯度发展战略的基本格局。由于涉及利益分配问题，这一格局作为确定三大地带产业发展方向的指针并未得到有效贯彻和实施。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成为区域竞争的焦点，因而成为区域重复建设的主要领域，高新技术产业曾被许多省区市列为支柱产业。第二，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同室操戈。为争取外引项目竞相提供优惠措施，妨害了优势区域的形成；为推销外贸产品竞相压价，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地方保护主义实质上是一个地区利益矛盾问题，解决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本办法建立健全良好的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
2.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经济技术和工业化水平以及人均国民收入的梯度差异格局已经形成，并朝差异趋大的方向发展
第一，从经济总量的梯度差异和人均国民收入的梯度差异来看，区域发展差距在既存历史的基础上逐渐拉大。1980年东中西三大地带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52.17∶30.30∶17.53变更为1995年的59.00∶26.50∶14.50。在人均国民收入前10名的省市自治区中，1952年东部有5个，中部有3个，西部有2个；1978年东部有7个，中部有3个，西部为0；20世纪90年代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前10名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沿海区域。另有数据显示，2004年，东部沿海十省市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54%，东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西部高1.6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上海达到55307元/人，最低的贵州只有4215元/人，相差12倍，梯度差异仍然十分明显。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看，这意味着东部沿海区域国民经济具有了相当实力，已经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中西部尤其是西部一些地区仍然处于前工业化时期。
第二，从产业结构的梯度差异来看，非农产业的比重从东部向西部逐步降低，工业化程度从西部向东部不断提高。从1995年人均乡镇企业增加值来看，以西部为1，其与中部和东部的比值为1∶1.92∶3.14。中国乡镇工业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梯度分布特征，东部沿海乡镇工业发展形成了一批具有较高现代化水平的大型企业集团，而整个西部区域乡镇工业总产值相当于东部沿海一个乡镇工业发达省的产值规模。东部沿海非农业产值较高，而西部非农业产值较低；东部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效益较高、风险较小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而西部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效益较低、风险较大的第—产业。
第三，从基础设施的梯度差异来看，虽然各区域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均有大幅度增长，基础设施都处于迅速发展时期，基础设施都在得到改善，但是无论从基础设施的相对水平还是绝对水平以及基础设施管理的现代化水平看，区域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不论是单—的基础设施发展还是基础设施综合体系，东部沿海的发展远远优于西部区域。东部沿海由于投资能力强、投资力度大、高投入的建设时间长，正在构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基础设施建设所诱发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同时并存，成为空间结构和经济职能结构调整的长期而巨大的力量。
第四，从技术含量的梯度差异来看，基本趋势是东部沿海和西部内地或者东中西部的技术含量递减关系，集中反映了各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2000年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2048亿元，东中西三个地带分别占80％、10.3％和9.7％。其中，增加值在100亿元以上的5个省市全部在东部地带(广东、江苏、上海、北京、福建)，占63.1％。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国的份额及其变化是衡量区域产业技术含量和产业竞争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根据2000年度科技部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科技进步基础、科技活动投入、科技活动产出和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四个方面的考核结果，东强西弱、强弱分明的格局继续保持，并且强弱极化的趋势更为明显。区域经济技术的阶梯状发展，导致区域之间的工业化水平差异较大。东部沿海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并开始向工业化后期过渡，而中西部内地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因而东部沿海和西部内地之间的工业化水平差距较为突出。
总的说来，中国东部沿海和西部内地之间的发展差距，已经从增长速度差距转变为产业结构层次和经济技术水平的差距，由经济收入差距演变成为经济收入与公共生活质量双重扩大的差距。在包括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等指标在内的社会综合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集中体现在：东部沿海大多数省市的综合发展水平的位次在前移，而西部大多数省区的位次在后移。
3.区域之间的地理区位优势差异悬殊，各区域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供需状况不平衡
中国的改革实质上是一个逐步释放市场能量的过程，国际化和市场化进程本身发散了沿海固有的以及经长期历史发展积累的发展潜力和比较优势。由于地缘经济、产业结构效益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等方面的优势，东部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产值和利税常常是西部区域的数倍。在市场力量作用下，生产要素报酬差异对资源配置空间格局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等服务体系以及更高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力有更强的吸引力，不可避免地形成市场力量所驱动的生产要素集聚效应。例如，长江流域具有丰富的资源、大型干线运输通道、众多的城市以及实力较强的经济技术基础，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的一根轴线，即“T”字形空间结构战略的1/2部分，在中国未来相当长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中，长江沿江地带具有与沿海地带相同的战略地位和发展潜力。但是，中央确定浦东开发以来，长江沿岸地带接受上海的经济技术辐射效应并不明显，相反，原本拥有的一些资金和人才却被上海吸纳去了，极化效应常常超过扩散效应而加剧了区域差异。
区域之间的地理区位优势差异较大，使区域之间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供需状况极为不平衡。除自然资源不平衡外，更为重要的是人力和财力资源的不平衡。就城乡矛盾而言，劳动力流出往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带来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就区域矛盾而言，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流动的劳动力流动，不仅是民工潮，而且重要的是高级人才的区域流动。欠发达区域的人才流出，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下降，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各区域人力资源的分布和利用不均衡，体现在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正在拉大差距，进而加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人力资源分布不均衡一样，区域资金投入不平衡，西部内地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的比重偏低，财政状况不佳，投资来源有限，自我积累和自主发展能力不足。区域投资能力低，建设资金短缺是制约西部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区域发展差距的定性分析标准及生产要素流动对区域发展影响的辩证分析
协调中国区域矛盾，需要了解中国区域发展现状，明确区域发展差距。对区域发展差距做出准确判断，需要讨论区域差距的分析标准。同时，对目前理论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基本主张做一些初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