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第七章第二节可与不可的人生原则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酋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域若人！
南宫适问孔子：“羿善于射箭，奡善于水战，最后都不得好死。禹和稷都亲自种植庄稼，却得到了天下。”孔子没有回答，南宫适出去后，孔子说：“这个人真是个君子呀！这个人真尊重道德呀。”南宫适举羿、酋的例子，说明靠自己的武力去侵略别人，而想有好结果，反而都不得好死，这是在影射那种不择手段的人。而禹和稷则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最后得到了天下。孔子对这样的说法，不发一言，而是在南宫适走了之后夸赞他的为人，从这两个例子，可见孔子对于怎么获益，用什么手段获益有他自己的一套观点。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孔子所谓的求，不是“努力去做”的意思，而是“想办法”，如果是违反原则去求来的，是不可以的。比如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偷得抢得也是得来的，可是我们不应该这么做，因为违反道义，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不可求。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话中有“可求”和“不可求”两个正反的道理，“可”与“不可”是指人生道德价值而言的。如果富可以不择手段去求得，这个富就不符合正统的道理，所以孔子说这样的富，假使可以去求的话，我早去求了。
孔子认为，天下事有的可为，有的不可为；有的应该做，有的不该做。认为不可以做的，就算是可以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富贵和利益，也是不应该去做的。因为富贵只是生活的形态，不是人生的目的，我还是从我所好，走自己的路。
正直意味着具有道德感并且遵从自己的良知。一个正直的人考虑别人多过于考虑自己，他不会因为一些短浅的私利而违背自己的良知。正直的人做事遵循自己内心的良知，而不是私人利益或功利的驱动。在可与不可之间，衡量的是人的品格，考验的是我们对原则的把持到底有多严。
极高明而道中庸
晚清名臣左宗棠曾在江苏无锡梅园题字：“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意思是，要有远大志向，却只求中等的缘分，对于享福则下等的就行；为人处世要站得高，站得高才能望得远，但是真正行动起来，要低调，不显山露水，向宽处行则指的是做事情要有余地，为人宽容。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哲学。
尧、舜、禹就是这种哲学的实践者。古书上说尧非常厉害，虽然富贵但是不炫耀不骄傲。他即位之后，首先是任人唯贤，促使内部达成统一。他做起事情来也比较平淡和低调，他亲自考察百官的政绩，奖励高贤，惩罚贪佞，这种为万乘之尊，却依然事必躬亲的作风，正是他务实的一面。他当帝王时，能够以天下为己任，他在位时世风淳朴，人们相处和睦，也是得益于他的高瞻远瞩。
第二个帝王舜则与尧不一样，他不像尧那么富有，而且母亲早逝，又遇见一个残酷的继母，最后被逼离家出走。尽管这样，他也不抱怨，他对父母不失子道，出走后依然想办法照顾他的继母，以尽孝道，对他那个傲慢的弟弟也给了极大的宽容。当时的天子尧知道舜的德行后，将自己的两个女儿许给了舜做妻子。最后，将天子之位禅让于舜。尧到底看中舜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他“极高明而道中庸”。前面说到他的行事比较朴实低调，后来对“四凶族”的流放则可见其雄才伟略。尧把天子之位传于这种人是明智之举。
大禹治水的故事，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尧时，中原常常有洪水，百姓愁苦不堪。鲧治水患九年，未果。他的儿子禹继任治水。禹亲自视察河道，改良治水方法。他翻山越岭，规划水道，到了很多地方，根据地势高低设法引洪水入海。禹为了治水可以说是鞠躬尽瘁。他新婚不久就离开妻子，踏上治水的道路。经过家门口，听到妻子生产，都咬着牙没有进家门，直接奔赴治水现场。一段时间过去了，当他第三次经过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懂得叫爸爸，禹只是向妻儿挥挥手，也没有进去看看。所谓“三过家门不入”。后来禹继承了舜的天子之位。
像尧舜禹这样的人心中有天地，但是很低调，他们不吹牛，只做好自己的事情，立足高远却从现实出发。在现代社会也是一样，那些能够真正领会“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往往都能成功。
商界巨子李嘉诚，也是这种哲学的实践者，他常常告诫他人做人要不骄不躁，切忌急功近利。平常心不是天生的，只有经历过风雨挫折，走过焦躁偏执，才能拥有平常心的心态。
由此观之，他能富甲一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李嘉诚在他的儿子李泽楷进入商界时说过这样一句训话：树大招风，低调做人。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平实的一面来。正所谓极高明者当道中庸，成功者莫不如此，后人不妨仿效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