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章帝与窦宪一起出行经过那片庄园，觉得庄园景致很美，指着庄园问那是谁家的。窦宪没有回答，身边的侍从也不敢照实说，都说不知道。后来，章帝才发现事情的真相，大发雷霆，把窦宪叫过来严厉责骂：“连公主家的庄园都被你强行夺过来了，我想起这件事情就感到害怕，如今连尊贵的公主都要受到你的欺辱，又何况那些地位卑微的平民百姓！你窦宪敢这样无法无天，国家要抛弃你，就像扔掉一只腐臭的死老鼠一样容易！”窦宪这才害怕起来，连忙向章帝求饶，窦皇后也脱去皇后的礼服替窦宪求情。章帝因宠爱窦皇后，看在皇后的面子上，才没有将窦宪依法处置，只是命令他把庄园还给公主。但自从这件事情发生后，章帝再也不对窦宪委以重任，窦宪这时候也开始有些收敛，不再那么胆大妄为。
公元88年，汉章帝驾崩。汉和帝的伯父、都乡侯刘畅来到京师为先帝吊孝。刘畅毕竟是皇室成员，窦太后要办丈夫的丧事有时也与他商量，就把他召进宫里好几次。可窦宪多疑，他怕自己的妹妹重用刘畅，分了他的大权。便派刺客把刘畅暗杀了，窦太后一听到刘畅竟被人杀害，大为恼火，便吩咐窦宪去捉拿凶手，追查主使的人。这不是叫凶手捉拿凶手吗？窦宪就把杀人的大罪诬在了刘畅的兄弟刘刚身上，借口是他们兄弟不和，自相残杀。窦太后竟然信以为真，还派御史和青州刺史去查办封地在青州的刘刚。
尚书韩毂上书给窦太后，说刘畅在京师遇害，而刘刚远在青州。应在京师捉拿凶手才是正理，如舍近求远，恐给奸臣暗笑。窦宪料到韩毂疑心到了自己身上，就立即请太后责备韩毂。窦太后偏听偏信，便斥责了说公道话的韩毂，但韩毂仍坚持己见。这样，韩家这一世族便与外戚窦宪结下了怨。后来，太尉何敞亲自出马调查此案，“纸里包不住火”，最后水落石出，窦宪无法抵赖。恰在这时，匈奴内乱需汉派兵平定，窦宪怕保不住命，便要求太后让他去攻打匈奴，算赎他的死罪。他究竟是太后的哥哥，虽有人反对，窦太后还是下诏封窦宪为车骑将军，发兵北伐。刘畅就这么着稀里糊涂白死了。
汉章帝死后，和帝继位，尊章帝的皇后窦氏为皇太后。和帝才十岁，窦太后临朝。窦宪以侍中的身份，内主机密，外宣诏命。加上章帝遗诏，任命窦宪的弟弟窦笃为中郎将，窦景、窦瑰为中常侍，这样，外戚的势力强大了起来。
当年汉武帝为了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煮盐和冶铁的利益从豪强的手里夺过来，而窦宪掌权后第一件事却是废除了禁止私人煮盐和冶铁的法令，实际上，这也是窦太后的主意。她为了自己执政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把盐铁的利益让给国内的大族和豪强们，这样一来，窦家的权势就能稳固了。
当了车骑将军的窦宪一面叫他的兄弟替他在洛阳大兴土木，盖造将军府，一面派人拿着书信给尚书仆射郅寿，嘱咐他照顾他的家属。郅寿倒是个硬汉，他不但不愿包庇窦宪，还上书告发他的罪恶。窦太后仍偏袒他的兄长，最后郅寿被逼得自杀身亡。
北匈奴因为饥荒政局不稳，每年有几千人向南匈奴投降。公元88年七月，南匈奴的单于向汉朝上书，建议趁北匈奴内乱出兵讨伐，帮助南匈奴统一南北匈奴，解除汉朝北方的忧患。
当时窦太后临朝听政，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讨伐北匈奴，任命执金吾耿秉为副统帅。
公元89年春，窦宪准备出发。三公九卿都到朝堂上书劝谏，认为匈奴并没有侵犯边境，不应该无缘无故劳师远征，耗费国家财力。窦太后一概不听，坚持要讨伐匈奴。六月，窦宪、耿秉大军从朔方鸡鹿塞出发，南单于从满夷谷出发，度辽将军邓鸿从稒阳塞出发，一起在涿邪山会合。
窦宪分别派遣副校尉阎盘以及司马耿夔、耿谭率领南匈奴的精锐骑兵一万多人，与北匈奴的单于在稽洛山大战，大败北匈奴军，北单于逃走。汉军将匈奴各部一直追到私渠北鞮海，斩杀部落首领以下一万三千人，生擒活捉了很多人，俘获各种牲畜一百多万头。各副王、小王率领部族前来投降的共有八十一部，二十多万人。
窦宪、耿秉出塞后长驱直入三千多里，登上燕然山，命令中护军班固立石刻碑，记叙汉朝的国威和恩德，然后班师回朝。
第二年九月，北单于因为汉朝将他送去做人质的弟弟遣回，他就再次派遣使者到汉朝请求臣服，并表示愿入京朝见。十月，窦宪派班固、梁讽前去迎接。
窦宪见北匈奴势力衰微，想趁机将它消灭。公元91年二月，他派遣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率军出居延塞，在金微山包围了北单于。结果大败匈奴军队，俘虏了北单于的母亲瘀氏，斩杀部落首领以下五千余人。北单于逃走，不知去向。
汉军继续深入，出塞五千多里后才班师返回。
这一次窦宪以为有大功于汉，愈加跋扈恣肆。几乎到了“顺者兴，逆者亡”的地步。各地的刺史、郡守、县令大多出自窦氏家族的门下。他们贪污勒索，贿赂公行，无恶不作。尚书仆射乐恢揭发了几个向窦家行贿而得官的人，上书批评窦宪。窦太后还算客气，只是把他的奏章搁在一边，但批准了乐恢告老还乡的请求。而窦宪却暗地里派人逼乐恢喝毒药自尽。
窦家兄弟把持朝政，独断专行。朝中大臣慑于他们的威势，都要看他们的脸色行事。这使得他们更加贪得无厌，为所欲为，百姓苦不堪言。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的党羽邓叠、邓磊、郭举、郭璜也互相勾结，有的还出入后宫，得幸太后，于是欲谋叛逆。这时，汉和帝一天天长大成熟起来。他看到窦宪等人依仗权势，祸国殃民，把国家弄得一团糟，非常痛心。现在又看到窦宪他们竟伺机造反，便暗地里组织起了自己的力量，依靠宦官郑众和几个得力的忠臣，等待时机，准备一举诛灭窦宪一党。
公元92年，汉和帝召窦宪从凉州回到京师洛阳，命将屯卫南、北宫，关闭城门，逮捕了邓叠、邓磊、郭举、郭璜，下狱诛死。并派人收回窦宪的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让他和窦笃、窦景、窦瑰都回封地去。窦宪、窦笃、窦景到封地后，汉和帝念及窦太后养育之恩，没判窦宪兄弟斩刑，令他们自杀。永元十年（公元98年），窦瑰也被梁棠所逼自杀，受株连者也都免官还乡。
窦宪在历史上留下过种种劣迹，在古今文人墨客眼中被公认为是东汉外戚专权的祸首，因而备受贬斥，以致他的历史功绩也几乎被其罪过所掩盖了。其实，客观地分析窦宪的一生，其有些行为虽令人愤慨，但他对东汉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是应该肯定的。窦宪作为指挥东汉第二次征伐北匈奴战争的汉军统帅，成功地组织实施了稽落山之战和金微山之战等重大战役，在中国军事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党锢之祸
东汉后期，特别是桓帝、灵帝当政期间，宦官与外戚交互倾轧，令朝政日坏。一些有为的士大夫们羞于和他们为伍，希望通过“清议”来力挽危局。朝廷内外受到这样的风气影响，纷纷以品评人物、互相褒贬为时尚。自三公九卿以下，满朝大臣没有不担心受到这些名人贬低的，因此争先恐后地与他们登门结交。结果当权的宦官假借皇帝名义，对反对自己的士大夫及年轻学生严厉打击，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造成党锢之祸。
166年，当时太学学生共有三万多人，其中郭泰和贾彪最为出色，他们两人与当时的名士大夫李膺、陈蕃、王畅互相推重。在当时的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权，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就是分别称赞他们三人的。
有个叫张成的河南人，精通风水之术，平时，他就靠方术结交宦官，甚至连桓帝也找他算过卦。他推算朝廷不久将会大赦天下，就教唆他的儿子杀人。司隶校尉李膺督促有关部门逮捕了张成父子。过不多时，朝廷果然大赦，李膺怒其行为，仍将张成父子处斩了。于是宦官就指使张成的徒弟牢修上书，控告李膺等人拉拢太学游士，结交各郡派到京都求学的学生，互相标榜结党，诽谤朝政，扰乱社会风气。桓帝大怒，下诏命令各郡、各封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
诏书经过太尉、司徒、司空三府，太尉陈蕃退回了诏书，说：“这次要逮捕的人，都是天下交相称赞、忧国忧民的忠臣，其忠心可以宽恕子孙十代，怎么能连罪名都没弄清楚就随便逮捕呢？”桓帝更加生气，把李膺等人关进了黄门北寺监狱。李膺等人的供词涉及到的有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以及太学学生陈寔、范滂等二百多人。有的人逃走，未能及时捕获，朝廷就悬赏重金捉拿，派出间谍到处搜捕。
陈寔说：“我不去投案，大家心里都会失去依靠。”于是前来自首，请求入狱。范滂被逮捕后，送至监狱时，狱吏对他说：“凡是坐牢的犯人，都要祭拜皋陶。”
范滂说：“皋陶是正直之臣，如果他知道我没有犯罪，我不用拜也会为我向天帝申诉；如果我真的犯了罪，祭拜他也是没有用的。”于是其他的囚犯也都不祭拜。
陈蕃因此事劝谏桓帝，却不知忠言逆耳。桓帝嫌他言辞激烈，就以陈蕃推荐的官员不称职为理由，免去了他的官职。
当时，因党人案牵连入狱的，都是天下闻名的贤士。度辽将军皇甫规自认为是西州的豪杰，却没有被列入名单，他把这当做一种耻辱，便上书说：“我曾经推荐过前任大司农张奂，这样做事依附党人。我过去被罚到左校服苦役的时候，太学生张凤等人曾为我上书辩护，这是被党人所依附。因此我也应该入狱。”朝廷听说了此事，却并未追究其罪。
陈蕃被免官后，朝中有识的大臣都很害怕，经此一事，敢为他们说话的人寥寥无几了。贾彪说：“如果不去争取一趟，这场大祸绝对不能免除。”于是，他于第二年五月西行至洛阳，劝说桓帝窦皇后的父亲槐里侯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谞等人出面营救党人。
窦武、霍谞等人上书为党人求情，以宽恕其罪，言辞恳切。桓帝看过他们的奏章，怒气有所消解，就派中常侍王甫去监狱审问范滂等人。
范滂等人颈上戴着木枷，手上脚上都戴着手铐脚镣，还被布袋蒙住了头，站在台阶下面。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挨个审问，问：“你们互相袒护，究竟有什么企图？”范滂回答说：“孔丘说过：‘看到善赶紧学习，唯恐来不及。看到恶，赶紧远离，就像手伸进滚水，会马上抽出。’我只是想称赞善良，让大家都来效仿；贬斥丑恶，让大家都远离。我原本以为朝廷会鼓励这样做，却没想到这被认为是在结党。古人修德积善，可以为自己积福；而现在修德积善，却惹来杀身之祸。我死后，希望能把我的尸首埋在首阳山侧，我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对伯夷、叔齐。”
王甫等人听了范滂的话，深受感动，赶紧让狱吏解下了他们身上的刑具，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
李膺等人的口供，牵涉到许多官宦子弟，宦官们也怕事情扩大，牵连到自己身上，无法收场，就向桓帝进言，说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桓帝下诏，改元永康，大赦天下。二百多党人因此获得释放，被遣送回各自的家乡，但他们的姓名都被记录在案，终身不许为官。
党锢之祸以宦官诛杀士大夫一党几尽而结束，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司马光说：“天下有道的时候，君子处于朝廷，以道来处罚小人的罪过，没有不服的。天下无道的时候，君子隐匿不发议论，想躲避小人们的陷害，也未必能成功。党人们生在昏乱的时代，不能处朝堂之位，想用口舌议论来拯救天下大局，却激怒了和虺蛇虎狼一样残暴的宦官们，遭到残酷的刑罚，连累朋友。士大夫们被害死了，国家也随之亡了，真是让人悲痛的事情啊！”
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是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至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由巨鹿人张角等领导的反抗东汉王朝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党锢之祸过后，进一步加深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豪强地主趁机大量兼并土地，很多农民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这时候，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就是其中巨大的一支。
臣鹿人张角以道术传授门徙，号称“太平道。”他用念过咒语的符水治病，不时有病人因此痊愈，于是人们都觉得他很神奇。
张角分别派遣他的弟子到四方行走，广收信徒。通过口耳相传，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发展，信徒多达几十万，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到处都有人响应。有许多人变卖家产，背井离乡，前去投奔张角，人多得堵塞了道路。还没有到达就在半路上生病或死亡的人，也有不少。
郡县官员不知道张角的真实目的，反而向上报告说：“张角劝人行善，因而很得民心。”
太尉杨赐当时担任司徒，上书说：“张角欺骗百姓，虽然曾经受到赦免，却不思悔改，反而不断发展其势力。现在如果下令州、郡拘捕镇压，恐怕会发生骚乱。应该命令刺史、郡守清查流民，派兵将他们分别遣回本郡，以孤立和削弱张角的势力，然后再想办法诛杀那些首领。如此，不必劳师动众，就可以平息事态。”但正好这时杨赐离职，他的建议被搁置起来，没有得到实行。
司徒掾刘陶再次上书，重提杨赐的建议，说：“张角等人正加紧谋划，各地私下传言，据说张角等人偷偷潜入京城洛阳，窥探朝廷的动静，党羽们则在下面遥相呼应。州郡官员怕如实报告会被朝廷处分，不愿意上报，只在私下里彼此转告，不肯落实到公文。陛下应该颁下诏书，悬赏捉拿张角等人，官员中如果有敢逃避责任的，与张角等人同罪论处。”灵帝却不将这当回事。
张角设置了三十六方。大方率军一万多人，小方率军六七千人，各自任命他们下面的各级头领。又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战斗口号，并用白土在京城各官署及各州郡官府的大门上都写上“甲子”二字。
大方马元义等人先集结荆州、扬州的徒众几万人，约定在邺城会合起事。马元义前往洛阳，买通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人作内应，约定在次年的三月五日，来个里应外合。
184年正月，张角的弟子唐周向朝廷告发了这件事。于是朝廷逮捕马元义，在洛阳将他车裂处死。
灵帝给三公和司隶校尉下诏，命令找出皇宫及各官署、禁军还有普通百姓中信奉张角“太平道”的，处死了一千多人。同时还下令冀州的官员，捉拿张角及其党羽。
张角等得知计划已经泄露，决定提前起义，便派人昼夜兼程赶往各地，通知各方首领，一时之间全都起兵。他们都头扎黄巾，因此当时的人叫他们“黄巾军”。
二月，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他们焚烧当地官府，劫掠人口集中的乡邑。各州郡无力抵抗，官吏大多弃官逃跑。不到一个月，已经将天下闹得沸沸扬扬，京城也为之震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