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经济学对幸福的研究是在这样的指导思路下进行的：要素X如何影响幸福程度？X是任何假设为影响人们幸福度的因素，诸如收入、通货膨胀、失业等等。然后经济学家通过划分趋势、测量简单的相关性、评估微观的幸福度等手段，对此做出评价。可以说，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多数结论是以数据和测量为基础，而不是以理论为基础。
在理论上会碰到的主要问题有：第一，人们是否有意识地实现效用最大化？第二，人们应该去追求他们的效用最大化吗？第三，人们能否成功地预测他们将来的效用？第四，比起结果，人们是否更重视过程？
在这些理论问题被深入讨论之前，人们很难在此基础上推进幸福经济学的研究。于是，幸福经济学就逐渐转向了实证性的研究，学者们希望在实证基础上能归纳出一些特征，从而辅助理论推进。
中国人有多幸福
在“现代性反思”的视野中，我们不仅需要重新考察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和目标要求，而且更需要把“经济增长”与“人的幸福”作为一个整体，放置到与经济环境和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居民日常生活结构中来重新定位。从宏观角度来看，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对物质形态的数量追求与欲望扩张，更是一种落后生活结构的破除和现代生活体系的重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心理和精神生活状况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复杂多变，也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此，将不得不予以充分关注。
其实，幸福问题使得当代人变得更困惑，让我们怀疑，是否真的应该只关心那些能直接满足我们需求的事物。即使我们成功了，特别是我们变得很成功的时候，反而觉得很空虚，生活变得毫无意义。
小提示：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在当代商业化的生活中，要获取全面的幸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即使获得成功也并不能保证得到幸福。
也许我们能够通过参与那些超越狭隘私利的活动，更多地关心别人，更多地培养人的同情心和慈善精神，从而发现生活的意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这种办法，还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寻找，没有一定的规律。
人们所得知的信息太少，无论关于社会，还是关于自己。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里，没有人能很确信地预判社会、把握生活。不确定性是造成痛苦的根源之一，可它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
那些有信心过上幸福生活、有信心在未来过得比现在更好的人，幸福感会强一些。
在收入方面，收入较高的群体对于生活的信心和希望要高于其他群体。在婚恋关系方面上，已婚或有稳定恋人的群体，明显更加充满信心和希望。在教育程度上，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强。从职业上看，学生、军人、公务员、经理人、私营业主、离退休人员，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评价高于平均数；而农业劳动者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最低。
对于中国人“主观幸福感”调查的结论显示，年龄、教育程度、有无子女、收入程度、婚姻状况、目前生活地区等因素，对主观幸福评价有显著影响。年龄在22岁以下的答题者比年龄在35岁以上者幸福评价高；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答题者，幸福评价不如接受了大专以上教育的人；有子女的答题者对幸福的评价稍低于无子女者；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者，相对于8000元以上者自身幸福感较低；但存2000至8000元月收入之间者，幸福感差异不明显；已婚者的幸福感明显高于未婚的群体和离异丧偶的群体。
小资料：有些调查公司的调查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8个大城市，浙江绍兴诸暨、河北石家庄辛集、陕西咸阳兴平等7个小城镇和周边农村为范围，选取了4128名居民，进行人户访问，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2005年，你幸福吗？结果显示，有73．1％的人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中国统计局宣布要发布幸福指数，在国内引起极大的反响。有很多学者反对统计幸福指数，还有人提议用“痛苦指数”来取代“幸福指数”。这倒也并非全是空想，事实上，国外已经有很多研究“专项痛苦”指数的，如“税仍痛苦指数”等等。
有学者认为，我们国家公布“痛苦指数”，主要有以下几个好处。
第一，公布“民生痛苦指数”，符合实事求是原则、以人为本原则，有利于督促政府摈弃以GDP为核心的片面化、物质化的发展思路，转向更为人性化的发展思路，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二，“民生痛苦指数”和车祸死亡人数、自杀率、离婚率、失学率、老年人口比例、空气污染指数等等一样，都是普通的社会学数据和决策参考数据而已。公布民生质量的“负面指数”，其实和我们的国歌歌词是一样的道理：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正视差距，毫不懈怠。
第三，我们不必讳言我们时代的痛苦。古往今来、世界各国，幸福和痛苦都是现实的存在，作为一个正在艰难转型的社会，民生痛苦是一个正常的公共话题。如果某人找不到工作而又头顶高额的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开支这三座“大山”，还连连说自己不痛苦、很快活，那么我们出于人身安全考虑，一定要警惕这种人。去统计、颁布贫困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幸福指数”，终归是有些矫情。
当然，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一样，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痛苦。经济收入不能完全用来解释幸福水平的差异，自然也不能完全用来衡量痛苦水平的差异。在大量幸福研究中，很重要的一支就是从反面切入，调查研究人们的不幸和痛苦，然后试图寻找解决的办法，最终促进幸福。
然而，痛苦指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幸福指数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是给我们提供一种换位思考的思路，让我们更多地关注生活中的小幸。
对幸福的量化研究
这几十年来，研究幸福问题的福利经济学有了极大的发展，使得我们对量化研究幸福问题，有了很多新的认识。主流经济学背后有着强大的微观基础，所以福利经济学在这方而的拓展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其一从期望收入人手，其二从社会制度（如婚姻家庭）人手。近年来也有学者从“财务满意度”等心理学指标人手，但背后还缺乏有力的微观基础，这个方向的进步有待时间的检验。
小提示：为了理解人们对幸福、对生活的满足程度，很多经济学家指出，我们应该引入收入的期望。个人的收入期望能够引起他对于以往收入水平的适应。萨缪尔森就强调，同样的效用的作用并非不变，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他认识生活的水平必须取决于他看到的其他人消费的东西。
个人的收入期望能引起他对于相对收入的关注，以及他对于以往收入水平的适应。我们假设较高的收入期望将降低人们在既定收入和消费水平上的效用。从新的直接的角度看，收入期望对于人们效用的影响是可以通过经验来验证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人们效用中的相对性？
一般来说，构成个人期望的过程包含两个步骤：第一步，人们会进行社会比较，这也就驱使他们增强对于收入地位的关注。他们感觉到，最重要的不是绝对收入水平，而是一个人相对于其他人的比较。第二步，人们会逐渐适应他们新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财政满意度
还有一些专家希望绕开微观的个人指标，试图找到一些间接的容易计算的指标来取代效用。然后再想办法证明间接指标取代效用是合理的、准确的。大家首先想到的指标是调查个人的财务收入以及他对财务的满意程度。
还是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吧。根据一项对3258名城镇居民的调查，幸福和收入的关系是这样一个曲线，在低收入到中高收入这一段，幸福感是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加的，而到了高收入这个阶层，幸福感开始下降。最幸福的是中高收人这个群体，高收入人群的幸福感不如中高收入人群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