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人曹学佺在《金陵怀古四首和汪仲嘉》中写道：“江东列郡领丹阳，鼎足三分此一方。总为石头成虎踞，不知巫峡下龙骧。”诗中用“鼎足三分”描述三国分立的历史局面，就是借用上古三代青铜鼎的三足形制而作的文章。三足圆鼎的形象早已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盂鼎和大克鼎雄伟凝重、气势宏大、精美典雅，成为西周时期的重器，它们坎坷的身世也与近代中国一个家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有大盂鼎，顾名思义，必然还有小盂鼎，这两件鼎都是清朝道光初年于陕西岐山县礼村出土。小盂鼎出土后几经周转在太平天国的战火中亡佚了，仅剩铭文拓片存世，而大盂鼎刚一出土就被京当乡财主董天有转让给了当地豪绅宋金鉴。岐山县令周赓盛早对宋家的大盂鼎垂涎三尺、觊觎已久，他利用权势将大盂鼎从宋家诳走，暗地里卖给了省城的古董商，辗转销运到北京琉璃厂。道光末年，在北京翰林院供职的宋金鉴来到琉璃厂德宝斋闲逛，可巧的是正遇到从家中丢失的大盂鼎，这种失而复得的喜悦立刻让宋金鉴花了3000两银子将宝鼎再次请回了家。古语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同治年间宋家家道中落，将大盂鼎折价700两银子卖给了袁世凯的叔叔袁保恒。袁保恒为了感激上司左宗棠对他的赏识，又把宝鼎献给了左氏。数年后，左宗棠被人诬陷，被召进京问罪，工部尚书潘祖荫驰援相救，左宗棠才幸免于难。左氏得知潘祖荫喜好收藏，家中文物山堆海积，为报答其救命之恩，便将大盂鼎赠予潘祖荫。至此，大盂鼎便由潘祖荫珍藏。
大克鼎的现世与大盂鼎很相似，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同出的还有一套七件克鼎、一套六枚编钟，另有二件、镈一件。其中体型最大的那件鼎就称为大克鼎，七件小鼎则称小克鼎。大克鼎最先流入天津，被金石收藏家柯劭忞买下，而潘祖荫与柯劭忞是旧交，又花重金从柯氏手中购得。从此这两件稀世重宝落户潘家，经历了无数的坎坷和险阻。
潘祖荫在得到大克鼎的次年便去世了，他的所有藏品由其弟潘祖年运回了苏州老家。潘祖年将宝鼎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然而慕名前来求访者络绎不绝，其中也不乏图谋不轨者。两江总督端方，嗜古成癖，酷爱收藏，他先是从陈介祺后裔手中购得毛公鼎，又想趁热打铁把潘家的两件宝鼎也收入囊中，几次三番去潘家讨扰，起初提出要重金购买，退次便想借几日观赏，乃至仅求一见，都被潘祖年严词拒绝。20世纪20年代，曾有美国人专程赴苏州，以600两黄金和一幢洋楼为诱饵，欲购宝鼎，但遭到潘家的断然拒绝。1926年，潘祖年去世后，守护家藏的重担便落在了年仅20岁的孙媳潘达于的身上。潘达于恪守祖训，不畏强暴，坚毅果敢，之后或有政府要员强逼勒索，或有外商重金利诱，或有小偷窃宝盗掘，但宝鼎都被潘达于机智巧妙地保护无恙。日寇侵华期间，苏州沦陷，潘达于将宝鼎深埋于屋内地下，上面布满伪装，平安躲过了日寇无数次的侵扰。1951年，潘达于出于爱国热忱，将两件大鼎捐献给上海文管会，消沉了60年的国宝重现于世。1959年，大盂鼎被调拨给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大克鼎留在了上海博物馆，皆为两馆镇馆之宝。
这两件青铜鼎之所以珍贵，原因就在于它们蕴藏着重要的历史信息。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大盂鼎为西周早期康王时器，有两立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一周兽面纹，兽面巨睛突出，凝视远方，三柱足，足上端饰兽面。腹内壁铸有铭文291字，记述的是周康王对贵族盂追述文王受天命、武王立国的历史经验，总结西周王朝建立的原因在于各级官吏在办事和祭祀时都杜绝饮酒，提出应该吸取商人因酗酒亡国的教训。接着周天子对盂进行了册命，命他辅佐朝政，帮助周王掌管军国大事，并赏赐给他香酒、礼服、车马、仪仗及上千人数的奴仆、家臣。最后，盂强调制作此宝鼎是为了祭祀他的祖父南公。这篇铭文涉及殷人
因酗酒亡国的内容可与《尚书·酒诰》相互印证。铭文中还反映了西周早期的赏赐制度和宗法制度，为研究西周的社会结构和阶级成分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大克鼎比大盂鼎稍小，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大克鼎为西周孝王时器，纹饰更加繁美，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部饰流畅的波曲纹，足部饰兽面纹。腹内壁上铸有290字的长篇铭文，铭文行间又有线条相隔，使得铭文整齐划一。铭文讲的是，职为善夫之官的克，秉承了其祖父师华父的功德，故此周王擢升克为王室近臣，出入王命，并赏赐给克服饰、土地和臣仆。
最后强调此鼎是为纪念其祖父所做。大克鼎铭文反映了周代册命制度的情况，是研究西周宗法制度和土地制度的重要资料。
这两件宝鼎不仅历史价值极高，而且艺术价值丰厚，尤其是铭文的书法艺术精湛绝伦，沁人心脾。大盂鼎铭文字体波磔，敦厚隽永，雍容洗练，既端庄伟岸，又瑰丽谲奇；大克鼎铭文圆润古拙，劲健逴荦，舒展端雅，精美灵动。二鼎铭文被历代金石家、书法家奉为西周书法之圭臬，以至于它们的拓片都是非常珍贵的艺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