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14日，全国“两会”新闻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讲了一个故事：“元朝有一位画家叫黄公望，他画了一幅著名的《富春山居图》，79岁完成，完成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几百年来，这幅画辗转流失，但现在我知道，一半放在杭州的博物馆，一半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画是如此，人何以堪。”温总理的这番期许，让《富春山居图》的合璧受到了两岸民众的普遍关注。2011年6月1日至9月25日，浙江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了“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
《富春山居图》以约二丈的长卷生动地描绘了富春江的美丽景色，是我国绘画史上最伟大、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它的作者、元代著名的书画家黄公望，苏州常熟人，字子久，号一峰，又号大痴道人。年轻时曾任小吏，45岁时蒙冤入狱，出狱后隐居江湖，入道教全真派。黄公望晚年曾隐居于富春江，江北有大岭山，他常写生于此山水之间。元惠宗至正七年（1347年），黄公望准备创作一幅富春山全图，当时他已近80高龄，画作历经数载，磨砺而成。此图为纸本，水墨，纵33厘米，横636.9厘米，描绘的是富春江两岸孟秋景色，峰峦起伏，林木深秀，墨韵纷披，苍茫简远，是黄公望水墨山水画中的杰作。至正十年（1350年），83岁的老道士黄公望将此图赠予至交好友、一位老和尚——无用上人，《富春山居图》便有了第一位藏主，从此开始了它在人世间600多年的坎坷历程。
明成化年间，我国画史上另一位著名的老画家——沈周收藏到《富春山居图》。沈周请人在此图上题字时，却被题图人的儿子藏匿而失。后来此图又在市场上高价出售，敦厚的沈周既难于计较又无力购买，只得凭借自己高超的记忆力背临了一卷以慰情思。被沈周丢失的真迹《富春山居图》经多次辗转易手、颠沛流离，后被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收藏，董其昌对其爱不释怀，也曾临摹效仿。
董其昌晚年又把它卖给了宜兴一个叫吴正志的人，之后又传到他的儿子吴洪裕之手。明末逃难时，吴洪裕置其家藏于不顾，唯独随身带了《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吴洪裕临死前叮嘱家人准备把《富春山居图》付之一炬用来殉葬。千钧一发之际，吴洪裕的侄子吴静庵从火中救出了《富春山居图》。画虽然被救下来了，中间却烧断为一大一小两段。到了1652年，吴家子弟吴寄谷将此损卷烧焦部分细心揭下，重新拼接画面。其中一幅中恰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画面虽小，但比较完整，几乎看不出是经剪裁后拼接而成的，于是人们把这幅画称为“剩山图”。另一幅画图尺幅较长，保留了原画主体内容，但损坏严重，修补较多，在装裱时为掩盖火烧痕迹，特意将原本位于画作根基部位的董其昌的题跋切割下来放在画首，这便是后来人称的“无用师卷”。因为当年无用和尚曾与黄公望同游富春江，此画最初为他所拥有，故有此名。稀世国宝《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分散飘零。
顺治九年（1652年），大古董商吴其贞从宜兴吴家买走了“剩山图”，经过裁剪接拼、重新装裱并加上吴其贞自己的钤印，使得“剩山图”焕然一新，成为一件艺术佳品。康熙八年（1669年），吴其贞将“剩山图”卖给扬州通判王廷宾，王氏在图卷后题有长跋，记述了它的流传经过，并把“剩山图”装裱成册页收藏，从此便不闻于世。直至20世纪30年代，“剩山图”流落到江阴陈某手中，他竟将画册拆页零售。后被画家吴湖帆购得残卷，倍加珍爱，从此自称其居为“大痴富春山图一角人家”。新中国成立后，供职于浙江博物馆的大书法家沙孟海得知“剩山图”的下落，屡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捐赠事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吴湖帆被沙孟海的至诚之心感动，终于同意割爱，将“剩山图”献给了浙江博物馆。
“无用师卷”从宜兴吴家流出后，历经丹阳人张范我、泰兴人季国是、高士奇、王鸿绪诸人之手辗转收藏，最终归于大收藏家安岐。乾隆十一年（1746年）经大学士傅恒介绍，安氏将此图转给了清内府。可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当这幅珍宝级的杰作呈现在乾隆皇帝面前的时候，他毫无喜色，错愕万分。原来在前一年，已经有一幅《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乾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把它珍藏在身边，时常取出来欣赏，并且在6米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加盖玉玺。出乎乾隆意料的是，现在竟又出现一幅《富春山居图》。两幅《富春山居图》，一幅是真，一幅是假，可是两幅画实在是太像了，真假难分。
其实，乾隆皇帝先前收罗的《富春山居图》，也即后世称为“子明卷”的《富春山居图》，是明末文人临摹的。后人为牟利，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并且还伪造了邹之麟等人的题跋，这一切都把乾隆帝蒙骗了。事实上，“子明卷”仿制的漏洞并不难发现。元代书画上作者题款都是在绘画内容之后，而“子明卷”却将作者题款放在了画面上方的空白处，这明显不符合元代书画的特点。但以乾隆皇帝的书画鉴赏水平，显然并不足以看出这些漏洞。这卷后人仿造的“子明卷”不但被他视为珍宝时时带在身边，而且对此画还大加褒赏，屡屡题赞，甚为惜爱。然而真迹“无用师卷”的出现，并没让他推翻自己的错误判断。更滑稽的是，乾隆皇帝一边坚定地宣布“无用师卷”是赝品，一边又以不菲的价格将这幅所谓的赝品买下。理由是，这幅画虽不是真迹，但画得还是不错。为此他还特意请大臣来，在两卷《富春山居图》上题跋留念。来观画的大臣无一例外地歌颂了皇帝热爱艺术、不拘泥真伪的宽广胸怀，可谁也不敢点破“无用师卷”就是真迹的事实。在梁诗正、沈德潜等大臣的附和下“无用师卷”被认定是赝品，编入《石渠宝笈》次等行列，而且乾隆帝还命梁诗正书贬语于此本之上。直到1816年，胡敬等奉嘉庆帝编纂《石渠宝笈》三编，“无用师卷”《富春山居图》始得正名被编入，终于洗去冤尘。
不管乾隆帝的鉴定结论何等荒谬，安岐所藏的《富春山居图》真迹从此进入宫廷。就在这座乾清宫里，它被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而今，这真伪两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了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谈。
《富春山居图》在辗转收藏的过程中，各大名家也多对其进行临摹，因此今天有很多《富春山居图》的临本传世。其中最好的还是沈周的临本，先后经董其昌、王时敏等名家之手，近代被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收藏。“文化大革命”时期徐家所藏沈周的临本被抄走，落实政策之后又返还给徐家。后经拍卖，此画被北京故宫博物院购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