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皇帝在一首诗中曾发出“李唐越器人间无，赵宋官窑晨星看”的感叹。这一诗句从侧面反映出乾隆皇帝作为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收藏家都没有见过鼎鼎大名的唐代秘色瓷。
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是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在河南郑州商代二里岗文化层中就曾出土过原始挂釉瓷器，证明瓷器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中期就出现了。瓷器胎泥和釉子中往往含有铁，故烧成以后胎色灰白，釉面则光亮透明，颜色为黄绿色，或青灰色，所以我国最早的瓷器被称为青瓷。由于我国古代贵族都使用金银器、铜器和漆器，普通民众才使用陶器和原始青瓷，所以早期的青瓷制作水平并不发达，精美程度不高。自魏晋开始直到隋唐五代，社会形态逐渐由贵族庄园经济转变为小地主自由经济，由门阀贵族政治转变为文人士大夫政治，大量出现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思想风尚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建功立业的儒家精神让位于清雅悠闲的庄禅思想。具体到瓷器生产，价廉而朴素的青瓷较金、玉、朱漆等贵重而华丽喧嚣的器具，更适合于文人士大夫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审美趣味，因此他们对瓷器的需求更加突出，对瓷器的钟爱也逐渐浓厚。而古朴素雅、精致简约的青瓷十分符合追求完美意境的文人们的志趣情调。在此背景下，瓷器的生产不但繁荣兴盛起来，而且生产者开始注意提高瓷器质量，比如精细淘炼胎釉和采用匣钵单件烧造高级瓷器，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有文人、艺术家的直接参与或指导，刻意设计造型和调配釉色，制造了大量今天看来都有极高的审美价值的艺术瓷器——越窑秘色青瓷。
越窑秘色青瓷是越窑青瓷产品中的上乘之作。越窑青瓷从汉代以来就久负盛名，到唐代，其工艺技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巅峰境界。越窑主要分布在今浙江省绍兴、上虞、余姚、慈溪、宁波等地，这一地区古代属于越州，故以此得名。越窑青瓷的特点是胎骨较薄，施釉均匀，釉色青翠莹润，光彩可鉴。越窑青瓷在唐时就受到了广泛的赞誉。孟郊九诗曰：“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施肩吾《蜀茗新词》：“秘椀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皮日休《茶瓯诗》：“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坠，轻如云魄起。”徐夤《贡余秘色茶盏》诗：“搌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別江洁。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这些诗词吟出了越窑青瓷釉色之美、色泽之润，是文人雅士追逐、赞赏的对象。鼎鼎大名的越窑青瓷后来自然也就成了古玩的名品，可惜传世很少。其中越窑青瓷中的精品秘色瓷，其身份更是扑朔迷离，神秘莫测。“秘色”一词最早出自晚唐诗人陆龟蒙的诗篇《秘色越器》：“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蒋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诗中赞颂秘色瓷青翠的釉色沁人心脾，令人陶醉。宋、明、清迄今，学者们为“秘色”一词的确切含义聚讼不已，莫衷一是。据宋人讲，五代吴越国王钱镠规定越窑专烧供奉用的瓷器，庶民不得使用，且釉药配方、制作工艺保密，可见秘色瓷是一种专供皇室内廷的高级贡瓷。新中国的考古工作，特别是古陶瓷窑址的考察使我们见到了大量越窑青瓷，但秘色越窑器长期以来未有证实，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
1987年4月，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发现了释迦牟尼的真身佛指舍利以及越窑青瓷器、金银器和罗马玻璃器等众多珍宝，皆为咸通十五年（874年）唐懿宗皇帝用来供奉释迦真身佛指舍利所用之物。在同时出土的《监运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器衣物帐》中明确记载有“秘色瓷”，其中包括一只净瓶和14只碗、盘。瓶为八棱形，小口，细长颈，颈与肩转折处饰三道弦纹。碗、盘的口径都在20厘米以上，显得造型丰满大方、简洁疏朗。碗有一只为圆形，收腹，小平底，像只小盆；其余的为五花瓣口，像盛开的海棠。碗分浅形与深形两种，浅形平底内凹，底部留有一周支钉烧痕，深形碗圈足较高，微外撇。盘均为五花瓣口，平底内凹，底部留有一周支钉烧痕。这些青瓷制作精致，以青绿釉为主，釉层非常均匀光润，釉色有如一泓春水般的湖绿色，在今天看来都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另外还出土了两件金银平脱秘色瓷碗。这一发现提供了秘色瓷的标准器物，在我国陶瓷史考古上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正式解开了秘色瓷的千年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