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张伯伦自己恰恰是一个喜欢专权的人。他把大臣只当做临时性的助手来使用，对他们的施政行为进行过多的控制。张伯伦主张在外交上减少潜在的敌人，准备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的占领，而丘吉尔的好友、外交大臣艾登却认为他无法阻止德意日的联合，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必须尽力争取更多的友邦。艾登的意见在内阁中没有得到多数支持，他愤而辞职。丘吉尔为他的辞职演说“高声喝彩，声音之大使他因车祸留下的伤疤在他紫红色的脸庞上显出深深的痕迹”。此后，当议会就重要问题进行表决时，丘吉尔和追随他的20多位议员不再投政府的票，而是弃权。
大战在即，阴云密布
1933年，希特勒成为了德国总理，他在国内肆无忌惮地掀起了复活****的狂潮，同时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也奉行侵略的外交政策，在这两股暗流的搅动下，局势越来越紧张，欧洲已是笼罩在战争阴影之下了。
1933年10月，战争狂人希特勒退出了世界军备会议和国际联盟，继而又废除了《凡尔赛和约》中限制军备的条款，他甚至明目张胆地向全世界宣告，德国现在拥有36个师、55万陆军。不仅如此，《凡尔赛和约》规定不得拥有飞机的德国空军，也具备了英国空军的2/3的力量，并且只要战争需要，他们随时可以配备更多的飞机。
德国海军的发展更是惊人。按规定，德国只允许有吨级以下的军舰6艘，但现在制造的小战舰的实力已达2.6万吨。对于德国军力的变化，奉行绥靖政策的英国终于开始恐慌起来，为了限制德国的军力发展，1935年6月，英、德两国签订海军协定，规定：“德国可以加强海军力量，但最多不得超过英国海军实力的35%。”英国似乎认为将德国海军实力控制在自己的35%就可以放心了，然而残酷的历史再次证明，英国的安心是非常错误的。很快他们就发现只用一份协定根本无法控制希特勒的野心。
让英国感到恐惧的不仅是希特勒，还有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由于经济危机，英法等国已经变得软弱无力，野心勃勃的墨索里尼认为这是一个殖民扩张的最佳时机，于是在1935年10月，他向埃塞俄比亚伸出了黑手。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宫发动了战争总动员，他宣称：“我们已经忍耐了13年了……不能再忍了！”
意大利军队向埃塞俄比亚开火了，他们投入了20多万人的军队、数百辆坦克和大量飞机，准备一举拿下埃塞俄比亚。当时的埃军的武器很落后，步枪、数千挺机关枪和几百门老式轻型火炮，根本没有坦克和飞机。两国实力相差悬殊，但是埃军奋勇抵抗，使意军的攻击连连受阻，最后使得疯狂的意大利***用瓦斯弹、芥子气等化学武器，才占领了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并且建立了短暂的“东非帝国”。
形势的发展迫使英国政府和议会对重整军备问题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丘吉尔除了在下院发表敦促重整军备的演讲外，还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直接而具体地参与了一些加强空防力量的工作。1934年夏，丘吉尔的密友、牛津大学实验物理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林德曼教授在《泰晤士报》上发表读者来信，指出防空科学研究方面可望取得突破性进展。9月，丘吉尔和林德曼专程从戛纳赶到鲍德温度假的埃克斯累班，要求政府成立高级负责机构研究这一问题。后来他们又请约瑟夫·张伯伦出面，与丘吉尔联名给麦克唐纳写信提出此事。经过多方努力，终于成立了空防研究委员会，附属于帝国防务委员会。
1936年10月，墨索里尼与希特勒在柏林签署了《柏林协定》，规定双方在重要国际问题上要采取共同的方针，罗马—柏林轴心正式形成。
1936年3月2日，希特勒在未告知国会的情况下，秘密命令3个营的德军跨过莱茵河，向边境城市亚琛挺进。这是一次冒险的赌博，希特勒对此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因此他也准备了应急方案，如果法军有反应，就即刻撤离德军，结果出乎意料的是他胜利了，法国人没有任何的反应。这次成功使得希特勒的气焰更加嚣张，他的这次冒险活动明显是对和平的公然挑衅，欧洲局势也就越来越紧张了。
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侵略联盟。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必将给其他倡导和平的国家带来无法想象的灾难。
众人皆醉，唯我独醒
当**运动兴起的时候，丘吉尔就向世人呼吁要警惕希特勒这个人，当英国陷入严重的和平主义情绪时，德国却在不断制造国际危机，战争的爆发是迟早的。虽然赋闲10年之久，但这并没有阻挡丘吉尔对国际形势的关注。事实上，他一直通过演讲和写作向世人警示战争的危险。
丘吉尔清醒认识到希特勒的扩张野心，德国的侵略举动令他担心不已。于是他在议会中大声敲响报警的钟声：“希特勒政权疯狂地扩军备战，从偷偷地进行到半公开直至明目张胆地以寻衅的姿态向全世界挑明，使德国完全撕毁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从而拥有36个师团共55万人的陆军，相当于英国2/3的空军并具备了很快超过英国空军的潜力，海军的实力也已达2.6万吨。而我们却一直唱着裁军的高调，军备废弛，在许多方面失去了原有的优势甚至已经落后。”他还对未来战争中德国空军可能对伦敦造成的灾难提出了警告：“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一头捆绑着的肥大而珍贵的母牛引诱着猛兽。”丘吉尔忧心忡忡地要求人们警惕***侵略势力，如果缺乏危机感，不火速加强国防，他认为将来走上沙场的千千万万英国儿女，必然会“并拢发痛的肩膀前进，迈着沉重的步伐，离开生命的光明旷野”。
正当希特勒政权秘密地或半公开地破坏《凡尔赛和约》而重新武装起来之时，英国由于财政危机，认为当务之急是大力裁军，同时，还嘲笑法国加强陆军力量的行为。这些无疑都显示出英国政府的愚钝。
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于1932年5月在下院提出一个荒谬的议案，还提出了一个把武器分为应准予保持和应予以废止两类的新划分方法，他愚蠢地认为“把重炮、坦克和毒气归入进攻性武器这一罪恶的范畴”，以便“使侵略者在进行侵略时有较大的困难”。丘吉尔在辩论中对此尖锐地予以驳斥：“德国的军事力量如果同法国相接近，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我要对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均等的人进一言：‘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接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儿也不意味着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定，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这种议论，一旦见诸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不堪设想的灾难中去。”
针对国内的和平主义，丘吉尔指出：“我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被称为‘和平’的这个筋疲力竭的时期。不管怎样，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全面局势进行考虑的机会。某些令人担忧的但确实无疑的事实已逐渐出现，好像山峰从漂浮的云雾中逐渐显露出来似的。可以确定，从此以后，一旦打起仗来，全部人口都将加入战斗，每个人都将竭尽其力，都难免遭到敌方的猛烈攻击。可以确定，感到其生存处在危险中的国家，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确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次战争中，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其中必有一些是大规模的、无限制的毁灭性武器和方法，也许一旦发射就无法控制。”
针对国内的外交态度，丘吉尔于1934年3月14日在议会的发言中说：“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我们不断要求法国裁减他们的实力。我不能设想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无论主张孤立或主张联盟，总有些理由可说。然而削弱一个将与之订立同盟的大陆国家，而为了使大陆各国和解又使自己深深地陷进大陆纠纷之中，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可说了。这样一来，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两面不讨好。罗马人有一句格言：‘握紧你的武器，延长你的疆界。’但我们的格言似乎是：‘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还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减哩。”
丘吉尔认为把裁军与和平混为一谈，那是极大的错误。有了和平，才能有裁军。可是，最近几年来，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恶意日益滋长。而且，尽管这些年来，人们继续不断发表演说、下结论，还经常举行各种宴会，但军备却在不断扩张，实际上是迅速扩张。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他相信英国面临一场即将爆发的残酷的战争考验，但又无法挽救这个局面。丘吉尔提出的证据不能使政府采取任何措施，他们一直都在敷衍他。
无论丘吉尔怎样通过各种演讲来警告政府和民众，仍然无法打动政府，他们还是采取和平政策，不过这简直是愚昧的行为，英国政府的姑息促使希特勒更加嚣张，慕尼黑事件的发生再次印证了丘吉尔的言论。
虚假声明，缓兵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