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处理完爱尔兰问题，与土耳其的关系又骤然紧张起来。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军拒不接受协约国方面强行签订的色佛尔和约，指挥土耳其军队将根据和约占领了安那托利亚部分地区的希腊军队赶下了大海，并且可能回师北上，消灭驻守达达尼尔海峡的一小支英军。1922年9月15日，内阁决定必须阻止土耳其军队继续推进，于是委托丘吉尔和伯肯赫德起草了一份措辞非常强硬的公报，并在各自治领总理尚未收到公报电稿之前就交报界发表了。后来，英土双方通过谈判，于10月签订了停战协定。
丘吉尔以及劳合·乔治政府的强硬战争政策，成为联合政府倒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劳合·乔治的威望越来越低；人们对他在苏俄问题上、爱尔兰问题上以及国内经济状况方面都啧有烦言，保守党人认为没有必要再同自由党人实行联合了。1922年10月19日，两党的联合宣告破裂，劳合·乔治被迫宣布辞职。被推选出来取代约瑟夫·张伯伦而再度成为保守党领袖的博纳·劳应邀组阁，开始了由保守党一党执政的新的英国政治时期。
大选落选，暂别政坛
尽管丘吉尔与劳合·乔治在私底下是不错的朋友，但他们在很多重大问题上的看法都有分歧。比如在土耳其问题上，两人所持的看法就正好相反，劳合·乔治倾向希腊，鼓励其扩张，而丘吉尔则同情土耳其革命领袖凯末尔。两人在这类外交政策上的冲突，使他们的合作关系渐渐变得有点别扭。
劳合·乔治是一位富有才干与魅力的领袖，尽管“一战”结束后，政府在一些问题上的做法出现偏差，但内阁中的保守党成员多数仍支持劳合·乔治，只有外交大臣寇松勋爵成了反对派。可是在下院，保守党的后座议员们却对劳合·乔治领导的内阁深感不满。而且英国保守党在实行殖民统治方面向来是强硬派，它的后座议员纷纷拥戴博纳·劳为领袖，斥责内阁中的联合派对爱尔兰人作了太多的让步，应该恢复战前的一党执政。
当保守党内以185票对88票的压倒多数决定结束联合政府的关键时刻，丘吉尔却因患阑尾炎而入院接受手术。10月18日他的阑尾被摘除，第二天早晨当他醒来时，才知道劳合·乔治政府已经下台。丘吉尔不仅失去了他的阑尾，同时也失去了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职位，而在这一职位任职期间丘吉尔自认为是取得了相当成就的。保守党人早上还是丘吉尔的朋友和同僚，晚上就反过来成为他的政敌，一心一意想把丘吉尔以及他的政治伙伴们逐出政治舞台。丘吉尔对此感到愤慨，但也不得不强打精神应战。就在博纳·劳组织新政府并宣布解散议会、举行大选之际，丘吉尔立即派出他的私人秘书伍德豪斯勋爵到丹迪市为竞选运动做准备。
丹迪市曾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是自由党人的势力范围，丘吉尔自1908年以来在那里进行过多次成功的竞选。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给这个城市带来的严重贫困使选民们变得左倾，许多选民转而支持工党；原来不成气候的爱尔兰人，现在却能有效地起而反对丘吉尔；此外，当地的两家报纸现在都归一个一贯反对联合的业主P·C·汤姆森经营，此人决不会说丘吉尔一句好话；加上自身尚未痊愈，无法及早参加竞选活动，而在威尔基退隐后作为丘吉尔新搭档的麦克唐纳名望太低，种种因素使丘吉尔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
克莱门蒂娜在投票前10天怀抱婴儿来到丹迪市为丘吉尔助选，但她的演讲并不受听众欢迎。丘吉尔在最后4天到达自己的选区。他“拖着虚弱的病躯，脸色苍白”，行动艰难，只得坐着临时改制的轿子到凯尔德礼堂发表演讲。但他的听众们抱有明显的敌意，“一些青年男女脸上那种可怕的仇恨表情使我感到惊讶。的确，如果不是我处于病后软弱无力状态，我相信，他们是会把我打死的”。投票前两天，一伙支持爱尔兰独立的年轻人，高唱着《向我讲老掉牙的故事》围困了丘吉尔，使丘吉尔大发脾气。大选结果，丘吉尔的得票数仅位居第四，惨遭淘汰。这是他自1900年以来第一次被排除在议会之外，而且这只不过是他一系列竞选失败的开头而已。现在他发现自己“甚至没来得及眨眨眼，就失去了官职，丢掉了议席，没有了党派，也割去了阑尾”。
不仅丘吉尔落选，另一位自由党候选人麦克唐纳也落选了。自由党在丹迪市遭遇惨败，这也是全国大选的一个缩影。这次大选结束后，英国政坛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保守党大获全胜，组成以博纳·劳为首相的一党内阁，保守党终于夺回了政权。以劳合·乔治为首的自由党被打败，原因是它坚决奉行积极参加帝国主义大战的政策，干涉苏俄革命，穷兵黩武，给英国造成经济困难，为不少选民所唾弃；而选举过后，自由党内部又分裂成对立的两派。
这次的大选对丘吉尔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现在他只能暂时告别政坛，过一种悠闲的生活。
此后6个月，他带着女仆和秘书到法国南部著名的滨海城市戛纳休养，并在那里写作。1923年2月，《泰晤士报》开始连载他的《世界危机》第一卷。此书叙述了他自1911~1914年在海军部的工作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他本人在1911~1914年底任海军大臣时期的工作，他仔细地保存了他经手的信札、文件副本、备忘录。
《世界危机》行文生动，内容充实。书中还披露了大量政府尚未公开的秘密材料，这既吸引了广大公众的广泛关注，又引起了下院及政府有关人士的诘难。议员们认为他泄露了国家机密；博纳·劳也认为丘吉尔违背了他在枢密院立下的誓言。但丘吉尔答复说，基奇纳的传记以及杰里科、费希尔和其他一些人的回忆录中早就这样干过，却从来没有人对此有何异议。这一辩驳十分有力，结果首相只好同意成立一个专门的内阁委员会来调查研究这一问题。
《世界危机》第一卷于1923年4月出版，此后丘吉尔又写出了叙述1915年历程的第二卷，同样先在《泰晤士报》上连载，然后于10月30日出版。
《世界危机》不仅使丘吉尔名利双收，也引起了关于他的另一场争论。在这本书里，丘吉尔比在《萨福罗拉》更加鲜明地提出了他的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因此《世界危机》与其说是写历史，还不如说是叙述那些年代丘吉尔本人活动的小说。这本书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文笔出色，饶有趣味。评论家阿瑟·柯南道尔在《泰晤士报》上写道：“温斯顿·丘吉尔写应用文章的文风比任何当代作家都好。”
在写作的间隙，丘吉尔还作了许多画。他曾对记者说，如果一天画不完两幅画，这一天就白过了。人们评价他在绘画上“有特殊天才”，是“最有前途的”写生画家，可以与职业画家媲美。这话或许含有恭维成分，但丘吉尔的绘画的确已达到相当水平则是真实的。此前他以查尔斯·莫连的笔名于1921年在巴黎的一次画展中展出了自己的五幅山水画，其中有四幅被人以30英镑的较高价格买走。
丘吉尔大选落选之后，人们一度认为丘吉尔的政治生命已终结，但是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博纳·劳因患喉癌于1923年5月辞去首相职务，几个月后就病逝了。保守党人推选两年前刚刚入阁任商务大臣的斯坦利·鲍德温继任。鲍德温在组阁时未能邀请联合政府中最有声望的几位保守党领导人张伯伦、霍恩和伯肯赫德等人参加，势必使人将他的内阁看成博纳·劳之后的第二个“全班二流角色”的内阁，这对保守党政府显然不利。于是，鲍德温试图以重新掀起关税改革运动为契机使保守党达到新的团结。10月，他在朴茨茅斯发表演说，提出为了同“我们国家最关键的问题”失业作斗争，必须拿出关税保护的法宝，因为政府“不能赤手空拳进行战斗”。鲍德温发出的信号立即得到了张伯伦等人的响应。于是鲍德温于11月中旬宣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
一直受到保守党人特别是博纳·劳强烈反对的丘吉尔，情绪十分忧郁苦闷。他的朋友们甚至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传记作家弗吉尼亚·库斯写道：“在那些日子里，嘲笑丘吉尔成了时髦话题。如果他活不到60岁就死了，悼念他的文章也就不会把他作为国务活动家了。”但是博纳·劳竟然先死了。博纳·劳的去世和新的大选又把丘吉尔卷回到政治舞台上来。
1932年的大选，丘吉尔仍是以自由贸易主义的立场参加竞选。他于11月11日为自己复出发表的个人声明中，把关税改革看做是迫使自己出来战斗的一种严重威胁。他说：“我为重提这个问题而感到痛惜。我既未参与反对保守党政府的活动，又未毁谤过新内阁。我完全满足于在一个更长时期内过隐居生活。但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攻击在任意和蛮横地破坏人民生活的基础。”
1923年的大选，对丘吉尔来说是个意外惊喜，他本来以为势力强大的保守党会顺利执政满任期。既然有了这样的机遇，自己肯定不会错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