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朱公是先秦著名的大商人，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其一直都被看作是大商人的典范。他总结的私人经商致富的理论“积著之理”也一直受到后世商人的推崇。胡雪岩把这套商业理论又推进了一步：第一，在知贵贱的基础上指出，做生意的到家之处，就是要利用这一点，两面取利，并把它视作“会做生意”和一般平平庸庸做生意之间区别的一个标准。第二，把生意的两面性推及世事。认为世上无论什么事，都有两面。现实中，一件事总会有一方吃亏，一方获利，只是在胡雪岩看来，吃亏也不一定都是坏事。
——作者题注
发展积著之理
在先秦以来的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中，陶朱公的名字一直被商人艳羡和称道。直到近代社会，在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人中仍然流传着“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经营不让陶朱富，货随何妨子贡贤”的说法，可见陶朱公在商人心目中的地位。
陶朱公在商业经营活动中运用了一套理论知识作为指导，这就是所谓“计然之策”。它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被称为“治国之道”，讲的是封建国家管理粮食市场的办法；另一部分称为“积著之理”，讲的是私人经商致富的学问。
积著之理基本原则之一是“务完物，无息币”。所谓“务完物”，是指在商业贸易的买进卖出中，要严格注意货物的质量，务必使所经营的货物保持完好；“无息币”是指不要让货币滞留在手中。“积著之理”的这一基本思想原则表明了商人资本的动态特点。
商人资本为了取得利润，就必须不断地买进货物卖出货物，与此相应，货币也必须不停流动。这就是“计然之策”所要求的“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从一定意义上说，不断地买进卖出的过程，就是商人资本的存在形式。这个过程的中断，就意味着商人资本生产的停顿。而买进卖出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地进行，一个重要的关键在货物的质量。商人要使自己的商品能够顺利地售出，从而得到利润，就不得不重视货物的质量。
商人资本最具有特征的行为是在流通领域中投入一定数量的货币以获得更多数量的货币。如果让货币停留在手中，就只是守财奴的行为。所以，从货币形式来看，商人资本，是货币在流通领域中的不断运动，“无息币”则是对这种运动的最好表达和概括。
胡雪岩自小在钱庄当学徒，深谙钱业生意之奥秘。所以在开业之初，虽只有十万左右的款项，且每笔款项的存贷日期相逼甚紧，他还是有魄力调动资金，及时投入丝茧生意。
档手刘庆生刚开始听到胡雪岩的调度方法，迟迟不敢苟同。他作为一名优秀的钱庄伙计，深知钱庄必须要有大批头寸殿后，方可不陷窘迫。胡雪岩猜透了他的心思，给他讲了一番“无息币”的道理。胡雪岩说：“搞钱庄生意的，就是要七个盖子八个坛，串来串去不串绷才显出你的本事。要算准了，今天进款多少，余款多少，什么时候要支出多少，可能还有些什么样的进项。眼光要放远，统起来盘算。让钱活起来，不要死在手里。钱业生意最害怕的就是烂头寸。别人存款来了一大堆，放不出去，没地方用，完了。要是这样的话，不过几天，你准备关门得了。”
胡雪岩的这套商业思想，不但讲到了“无息币”的原则，同时还讲到了做到这一原则的基本方法。按胡雪岩的话讲就是要有“眼光”；按陶朱公的话讲就是要“与时逐”。有眼光就是要观察，能发现市场行情的变化，心中总要有个大数，统一安排自己的经营。这还不够，还要善于主动出去活动，以自己的社会活动影响市场行情的变化，使它朝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当然，一旦能够开始影响行情，对市场所做出的预期自然会更为准确和可靠。
胡雪岩从刘庆生手里调动这笔资金时，他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估计到一俟王有龄署理湖州，另一批新款自然源源而来。这也更促使他做出冒险放款的决定。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就在第二天，由于事先曾放款给了调任江苏藩司的麟桂，麟桂一到任后马上派人来告诉阜康钱庄，江苏押往江南大营的协饷全部由阜康来代理。这一来，连刘庆生也感到前一天放款出去是极为正确的。不然的话，这么多头寸摆在那里，真是空落个虚好看了。
陶朱公的积著之理还有一原则，也十分重要。这就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这一段讲的是货物价格与市场供需之间的关系。在需求稳定的情况下货物价格与供给成反比，所以供给过多，价格就会下跌，反之会上升。价格的涨落有一定限度，上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因需求的饱和而下跌；相反，下跌到一定程度，也必然会出现反弹。所以，“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这是商品交换中的最基本规律。
对于一个商人来说，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可不被市场表面的繁荣或萧条所迷惑，而观时察变，在市场接近饱和时抛出。这时商品越贵，越要及时处置，不能犹豫。反之，在商品价格接近低谷时，要大量购入。抛售和购买，其原则尺度，总结出来就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胡雪岩虽然在幼时接受的教育不多，但观察行情甚精。按照他的总结就是：“世上随便什么事，都有两面。这一面占了便宜，那一面吃亏。做生意更是如此。买卖双方，一进一出，天生是敌对的。有时候买进便宜，有时候卖出便宜。涨到差不多了，卖出，跌到差不多了，买进。它就是两面占便宜。”
与陶朱公的积著之理比较，胡雪岩的这套商业理论又进了两层。第一，在知贵贱的基础上指出，做生意的到家之处，就是要利用这一点，两面取利，并把它视作“会做生意”和一般的平平庸庸做生意二者之间相区别的一个标准。一般做生意的人，贵取贱出，趋利避害。会做生意的人，如陶朱公，贵出贱取，而在胡雪岩，更要出也获利，取也沾益。做到了这一点，生意才算做到了家。第二，把生意的两面性推及世事，认为世上无论什么事，都有两面。在现实生活中，免不了在这一面占便宜，在另一面吃亏。但是在胡雪岩看来，这个“亏”要看你怎么看。如果是胡雪岩，他会认为现实中吃的亏都是便宜，因为你顺便放给别人一个人情，这人情总是有机会可以收回的。
上边所讲，就是商业鼻祖陶朱公的商业理论以及胡雪岩对它们的实际应用。
善假时机，顺应天理
陶朱公一生历涉商业、政治、军事、外交诸业，但他并没有把这些不同的行业混同。相反，他有着惊人的、缜密的头脑，在从事不同行业时，依据各行业的特点做出不同的结论。而且能够不受外界干扰，严格地依照自己总结出的规则办事。
比如，在军事上，他提出“天时”理论。他说“趋时者如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就是说，时机到了，就如大火来了要救，敌人逃了要追一样，要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心思专注，生怕来不及。抓住了这样的好机会，就算是应天时了。
假如这么好的机会来了，你却不去抓取，错过了机会，你就会后悔一辈子。这倒还不是主要的，有时候老天爷给了你机会，你却不要，机会还有可能变为灾祸。一念之间，时机过去了，你会为此而后悔。
西方流传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人信仰上帝，认为一切都是由上帝安排的。有了灾难，上帝自然会来搭救。有一天他掉进了海里，轮船开过来了，要营救他，他摆摆手，说要等上帝救他。飞机开过来了，要营救他，他还是摆摆手，说要等上帝救他。后来浪打来了一个木板，只要他手一伸就能够着。但是他不但不用，干脆眼一闭，一心等待上帝的救援。结果这个人淹死了。因为非常虔诚，灵魂升入了天国。他见到了上帝，抱怨上帝见死不救。上帝说，我给了你那么多机会，你都不要，还要我怎么办？
这就是抓时机的问题。在陶朱公看来，人们一旦看到了时机来临，一定不可以白白错过。
同样，假如时机没有来临，也一定不可轻举妄动。当陶朱公还在辅佐越王勾践时，出主意把熟谷卖给吴国，以伤其农。勾践依计行事得逞后，认为吴国既遭此患，正好乘胜出击。但陶朱公说不可，时机未到。第二年依然如是，越王有些着急，就抱怨陶朱公。等到第三年，陶朱公对越王说：“时机到了，请马上出击。”越王出兵，果然败了吴国。这时吴王派人来求饶，请求放他一命。越王就征求陶朱公的意见，陶朱公说不可，这时候正是断其根苗的好时机，如果犹豫了，必定留下祸患。
其实这道理很简单。当年吴王就是有机会杀越王而不杀，白白错过了时机，留下了祸根，才导致今日之下场。
出于同样的顺应天时的道理，陶朱公在越国全胜后，知道“天下平，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乃是一个不易之理。所以他约了自己的好朋友文种一起出逃。文种不明白，非说自己还有一套治国图富的大道理要用。结果文种不久就被越王赐死。而陶朱公先逃到鲁，在海滨打鱼晒盐。鲁国国君知道后，多次请他出来辅佐鲁国，陶朱公不胜其烦，就又从鲁逃到了齐国的陶地，在那里与天下商贾打交道，曾经三致于金，富甲天下，成了商人的鼻祖。
像陶朱公这样的风华之人，既有上马平天下的智慧，又有解甲取私财的谋略，于危难中镇静自若，于平静中雄视天下，真不愧是绝代天骄啊！
胡雪岩出道之初，就是借了王有龄任粮台的机会，得以大发舒。大约有二十多年的时间，胡雪岩都忙于筹粮、筹饷，其财富的基础就在整个江南的粮食调度上，可见商业本身是有其道理可讲的。
整个商代和春秋时代，中国的有智之士都在热心于从事理财的工作。就连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也在学习之余从事商业活动。“结驷连乘，与诸侯分庭抗礼。”正是子贡的这种经营活动，为孔子的儒家思想传播做出了贡献。孔子每每要出国宣教，周游列国都是由子贡为他安排行程，安排食宿。后来的商人对子贡也很推崇，说“货殖何妨子贡贤”。如果陶朱公是商界中的孔子的话，子贡就是商界中的孟子。可惜子贡从师之训，过而不行。我们现代人只知他有很强的致富能力，但对他的商业原则所知甚少。
不过，从前人的记述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子贡与各国君王与大臣私交甚好，所以他的贸易必定有很大一部分与官府有关。子贡的时代，人们视个人致富为光荣，整个社会也并没有形成对商人的偏见，所以他倒不必像胡雪岩那样为争取一种保护而维护官僚。
自西汉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发生了变化，上层社会对商业逐渐采取抑制措施，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能提高。这种情况延续了近两千年。到了近代，西方以其商业文明的成果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时事变幻，中国人才逐渐意识到理私财之重要，此实为国人之大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