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要考察一个人是奸邪还是忠直，应先看他处于动静两种状态下的神态表现。两眼处于静止状态，即无所观之际，目光安详沉稳而又有光，内蕴真情，宛如两颗晶亮的明珠，含而不露；两眼处于运动状态，即处于观物看人之际，目光沉稳，敏捷犀利，双目就像春木抽出的新芽，勃勃而有生气。两眼处于静态，目光清明，旁若无人；双目处于动态，杀机内藏，锋芒外露，就像瞄准了目标，一发中的，待弦而发。以上两种神情清明透澈，属于纯正的精神状态。两眼处于静态的时候，目光有如萤火虫之光，微弱而闪烁不定；双目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有如流动之水，虽然澄清却游移不定。以上两种目光，一种是善于伪装的神情，一种是内藏奸心的神情。两眼处于静态之时，眼光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双目处于动态的时候，目光就像惊鹿一样像惶惶不安。以上两种目光，一种是有智慧有能力而不循正道的神情，一种是深谋图巧而又怕他人窥见其内心的神情。具有这两种神情者多是有瑕疵之辈，具有后两种神情者则是含而不发之人。以上的神情都属于奸邪的神情，可是这类神情却常常混杂在清莹的神情里而，这是观人时必须加以认真辨别的。
解读
考察清中的邪正，要从动与静两个方面入手。动指的是动态，是运动变化的状态、功能。静指的是静态，是相对稳定的状态、情形。
动与静不仅是一组重要的哲学概念，在古代哲学中的使用频率也很高。在哲学中，动与静是互相对立的动态术语，动静结合是一种在事物的运动变化之中进行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辩证的精神和方法。经常采用动静结合，进行整体的综合与分析，可以避免机械性和简单化。讲究动与静的结合，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具有一定的辩证思想和科学性。这是传统神秘文化学派所不具有的一个特点。若仅从“动”或“静”的单方面判断事物，必然有失偏颇，走到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一边。动静结合，则能提高评判的正确性。
曾国藩善于识人用贤，相当多的概括性判断是静态判断，如“项平头圆额又方，定主富贵早功名”“六府高强，一生富足”；一些具体性判断，往往是动态判断，如“气浊神枯，必是贫穷之汉”。如果碰到一个“六府高强”又“气浊神枯”之人，就只会是“必是贫汉”，而不是“一生富足”。而如“双目无神，纵鼻梁高而命亦促”，则是二者的结合。人的行为举止、情态姿容，亦有动与静之别，如“双目无神，纵鼻梁高而命亦促”，“鼻梁高”本来是寿高之相，但是由于“双目无神”，就只能说“命亦促”了。上述两种判断，有时就是对比做出的。
这就是要认真分析清与浊跟动与静之间的关系的原则。
既然“动”与“静”是事物运动变化的状态，那么事物的真相和本质最易于在运动中流露、呈现出来，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关头，最能见人真心，这就是“动”。但是如果运动太快，难以弄清其本质之所在，就需要观察“静”。“静”虽然是稳定状态，但这种稳定是相对的，它处于其先和其后的两“动”之中，在由“动”到“静”再由“静”到“动”的变化中，它只是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个由“动”到“静”再到“动”的过程和由“静”到“动”再到“静”的过程，正是从“动”和“静”两种状态中发现事物的本质和真相的最佳时期。所以“动”和“静”相结合，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事物的真相和本质。
“动”，这里是指眼睛正在看人观物之时的状态；“静”，指目光暂时静止，没有看人观物时的状态。有动必有静，静后必是动，它们是相互连贯的关系。
曾国藩提出这样两组动与静：静若含珠，动若水发；静若无人，动若赴的。这是属于一系列正性的词语，“澄清到底”的“动”“静”，与其相伴的是诸如表里如一、清正纯洁等。
“静若含珠”，眼睛安静，没有观物的时候，就像镶嵌在眼帘中的明珠，灿烂光亮，晶莹生辉，美丽的光华深蕴在睛内，如一汪秋水，却又暗蓄着溢光流彩的动向，含而不露，光华内蕴，静而炫然。这是心神安详沉稳时的端庄状态，心底无私。
“动若水发”，眼睛在观物的时候，犹如春水荡动初波，精光闪射，秀气横溢，闪发着美丽的光彩；又如一湾盈盈流动的秋波，水面光芒闪耀，清气勃发，美不胜收。这是神敏锐犀利而纯正的状态。（有的本子本句作“动若木发”，意指犹如春木的生发。树木经水分的滋养，遇春而生，一冬所藏之精华化而为新芽。观人看物，目光中精气流动，如秀木吐春，新芽自清，生气盎然的样子，本义一样。）
“静若无人”，眼睛没有观物的时候，安详自然，文静如处子，心中没有纤尘杂念，又像身边没有他人存在、独处一样的自然平静。就像空谷幽兰，虽寂然无声，却有高洁的志向和恬然的乐趣，让人想起唐代韦应物的一句诗：“野渡无人舟自横。”本句更深一层的境界是，安静时如老僧入定，丝毫不为外物所动。其状为安详自然，心无杂念。
“动若赴的”，眼睛由“静若无人”转为观看外物时，睛光湛湛，敏锐犀利，其势如劲箭脱弦，飞驰而去，直射靶心，但又锋芒暗收，不存霸气，不怒而威，杀机深藏而锋芒不露，声威自在，暗藏王者之气。
无论是天性无损，还是心无杂念，都是表里如一、抱守难撼、动静无碍的表现，故曰“澄清到底”。以上两组动静状态都是神志澄清到底、纯正无杂的表现。这样的人不论动静还是在人前人后，困境逆境，都表里如一，始终保持着堂堂正正的纯洁品格，以高风亮节显于天下。然面仔细分辨起来，这里也有差别。第一组动静状态比较平缓，如轻盈流水，与日常的行为表现相对应；第二组动静状态变化反差较大，是较激烈的状态，与紧要关头相对应。大敌当前，不能出奇的冷静，就难以清醒、正确地判断形势；决定作出，不能迅速地行动，就会失去机会，时不再来。
更深一层的理解，“静若含珠，动若水发”的境界，似乎胜于“静若无人，动若赴的”的境界，因为前者静柔温和，有盛德中庸之态，属于大哲大慧的圣贤境界，是王者之气；后者属智勇双全的豪杰境界，有旁若无人、盛气凌人的状态，是霸者之气。圣贤与豪杰的分界，正在这里。鉴别栋梁之才，似应从此处发现人才的细微差别。
以上是神清到底、端庄厚重的状态。
邪也托迹于清之中，因而不易辨别。曾国藩列举了邪的几种表现：静若萤光，动若流水；静若半睡，动若鹿骇。这是属于“隐流”“败器”的“动”“静”。与其相伴的是一些负面词语，诸如人面兽心，歪门邪道，等等。
“静若萤光”，眼睛没有观物时，眸子中闪烁着夏夜中萤火虫一样的光。萤火虫的光微弱而明灭不定，萤火虫的活动环境又多是树木草丛等阴气之地，这种感觉带有隐隐的邪气。如果一个人眼中闪烁着这样的目光，往往心有别思。
“动若流水”，眼睛在观物的时候，虽然神清，但又游移不定，像漂流无居的水一样。这种人是聪明的，但缺少恒守。孔子讲“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的特性与智者是有联系的。但正与邪的差别是一个“动若水发”，一个“动若流水”，区别在于正气凛然、胸怀坦荡的人，目光清亮而又源渊深厚，心怀邪念的人目光虽清却游移不定，东西飘忽。
“静若半睡”，安静的时候，两眼半开半闭，似睡非睡。这种状态有一举两得的功用，既可以窥视周遭的动静，又可以静心默守，既养神又做事。这种人有野心，什么好事都想抓在手中，不能专一，本质上是心怀奸诈，即“尖巧而喜淫”的人。
“动若骇鹿”，眼睛运动时，像惊鹿那样惶惶不安。与“静若半睡”联系起来思考就明白了：本来正在半睡半醒中养神，却又深思图巧，怕被他人看破真心，也怕错过外面的好东西，因而一有风吹草动，就睁想眼看个究竟，其状就像一边想吃草、一边又警惕着猛兽，不时抬头四面张望的骇鹿一样。
这两句是说：品行有瑕疵的人，很难掩饰其内心的慌乱，所以与之凝神相望时，其眼神就会闪烁不定，恍如夏日的萤光，难以长时间集中。当其向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因为心口不一，心气不定，有愧疚之感或怕被人识透，所以眼神不敢正视他人，不停地扫顾周围事物，寻找能让他安下心来的目标，眼神就会如流水般忽明忽暗，流转不定。
“别才而深思”，才智颇高，但不知不觉偏离了正道，而且心怀别念，不能始终如一，喜欢见异思迁，缺少忠诚秉性。这类人是属于心计很深的人。因为城府深，不肯以真面目示人，所以与之交流时，发现其眼睛经常是半睁半闭、时开时阖的，偶尔从中泻出的光芒，也往往包含有狡黠、自负、轻蔑、多疑等种种繁复的谱系。当你猛然间提到一个关键问题，将其从半思索状态中拉回时，他会如受惊吓的麂麋，十分慌张。这样的眼神，是边听取、边思考、边狐疑、边暗自盘算的眼神，非常值得当心。这样的人，有很高的智慧，但其智力却没有用到正路上去，也即所谓“别才而深思”者。
对比以上两组动静状态，大致可以区别为，“静若萤光，动若流水，尖巧而喜淫”属小智小奸之人，奸心内萌而伪饰，总还有漂流不定的踪迹可寻，不至于有大碍；“静若半睡，动若骇鹿，别才而深思”，容易与端庄厚重混淆，“动若骇鹿”又可能与雷厉风行、办事干练，这与刻意掩饰就不一样了，差不多成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这种大智大奸的人沉得住气，不到时机成熟不会发难，平常显得是端庄厚重、一身正气的样子（而且勿需掩饰），有很大的欺骗性。比如历史上的王莽、秦桧。他们的才智能力是不用说的，如果在名声事功赞播于四海，未显露本性之前就中止了生命，也许他们真的要流芳百世了。
品行有瑕疵者，谓之“败器”；别才而深思者，谓之“隐流”。仅从五官清浊看，两者可能都是端正而清秀的，头脑也想必是聪明的，但其淫邪、狡诈的眼神却难以掩饰。“败器”的基础还是“器”，本质是不错的，只是后天品行有亏，且有自愧之意，所以眼神才会闪烁。这样的人可以作适当警醒，以期改正。如果是品行有亏而毫无懊悔之态，则为本质不好，也即“非器”，不论也罢。至于“隐流”，是大智大奸的人，奸心深藏心底，不丝毫外扬，因而称其为“隐流”，表示无迹可寻。“隐流”之辈多为野心勃勃、伺机而发之人，恐非言语所能警醒，故不可与之深交；既交之，则不可不防之。如此看来，器为下，因为有迹可寻；隐为上，因为无迹可依，更难以识别。
“均之托迹于清，不可不辨”。两种邪奸之状都托身在“清”中：败器托身在“静若衡光，动若流水”之中，隐流托身在“静若半睡，动若骇鹿”之中并常以“清”的面貌出现，令人百辨难识，所以曾国藩提醒“邪正”“均之托迹于清，然不可不辨”。
仔细分析下来，“澄清到底”的“动”“静”是“正”；“隐流”“败器”的“动”“静”是“邪”。一正一邪的对比在于，神清而定，神清而浮。
处世活用
大贤大忠的人，平常不显丝毫锋芒，精气内敛，普通如常人，一旦行动起来，却是动若脱兔，迅捷快速，一举而功成。大智大奸的人，奸心深藏，但锋芒也不显于外，赢得好声名，但总有怕人窥破内心的担忧，因此终有踪迹可寻。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辨才》诗，其中有一句是：“向使当初身便死，一身真伪复谁知？”说的是王莽在未篡权之前死去，那么他一身的真伪又有何人能分辨清楚？
王莽（前45年—23年），字臣君，汉族，魏郡元城人，新朝的建立者，公元8年—23年在位。
在历史上，王莽是一个专权篡位的奸邪之人，但就他本人的才能胆识而言，其实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极其难得的人才。如果他不篡取上位，不显露本性，仍像未夺得朝政大权之前那样勤奋忠心地工作、俭朴地生活，说不定会成为一个流芳百世的周公式人物。
王莽的姑姑是皇后娘娘，成帝时，王氏家族非常显贵。因王莽的父亲王曼死得太早，没有来得及封侯，留下孤儿寡母，受到族人的排挤和冷落，这给王莽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这也许是他日后篡夺上位的叛逆性格的最初原因。
王莽稍微懂事以后，便发奋读书、恭俭谦让、克己修身，不仅孝敬长辈，同时还结交一些社会名士。他渐渐以一个谦让恭俭、不事享乐的进步青年形象出现在族人面前，标准的儒生穿戴，不仅对母亲和长辈极其孝顺（那个时候孝敬父母师长是最大的美德，许多人因此而做官），而且气度豪迈，深得时人的赞誉。王莽的叔叔、大司马王凤病重，王氏子弟只知享乐宴游，唯独王莽“侍疾，亲尝药，乱首蓬面，不解衣带连月”。几个月下来，王凤的病好了，王莽却是蓬头垢面，满脸憔悴，感动得王凤欷歔而叹：有子不如有王莽。王凤临死前，托姐姐（时已贵为太后）和皇上提拔王莽，大司空和当世的一些名人也盛赞王莽的品德才行，王莽因此被封为新都侯。
封侯以后，王莽仍然保持着廉敬恭让的作风，在人前不敢有丝毫马虎和得意，但暗地里却开始有享乐的意思了。他曾经私下买了一个漂亮的奴婢，却被堂弟无意中撞见，王莽就对他说：“后将军朱子元没有儿子。看相的人说这个女子宜产佳儿，因此就主动帮朱将军买了回来。”当时就把那个奴婢送到了朱子元府上。
王莽的族叔王根辅佐朝政数年，后因身体不好，向皇太后申请退休。另一个大臣淳于长，先与许皇后的姐姐私通，又娶为妾，与许皇后内外勾结，逐渐得到皇上汉平帝的宠信。王莽对王根说：“淳于长想取代您，正在跟手下人商量办法。”王根怒气陡生，叫王莽向皇太后举报淳于长的阴谋。由于太后本对许皇后不满，乘机把淳于长贬谪。
因为这次告发大奸，王莽代替王根成为大司马，时年38岁。他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和声誉。他的母亲生了病，其他大臣派夫人来探视。一个穿着粗布衣服，妆饰与一般仆妇无多大区别的妇人出来迎接她们。那些夫人们以前都听说过王莽家居生活比较简朴，都还不以为意，当那个妇人自称是王莽的妻子时，众夫人惊得眼睛如铜铃般大。后人读历史，都知道这是王莽隐瞒自己真实目的的举动，但当时的许多人都被王莽的忠诚耿洁迷惑住了，赞誉之辞盛若花海。
只有新升任司空的彭宣看到王莽之后，悄悄对大儿子说：“王莽神中带有邪狭的味道，权力捞足了后可能要坏事。我不肯依附于他，我现在这官不做也罢。”于是上书称自己“昏乱遗忘，乞骸骨归乡里”。用鉴别人才的“神”来分析，“神清而朗”，指人聪明秀出，不会是一般的人；神有邪狭之色，说明为人不正，心中藏着奸诈意图。王莽可能也感觉到彭宣看出了一些什么，但苦于抓不到把柄，只得恨恨地同意了，却又不肯赏赐养老金。彭宣回乡后数年就死了。
后人读了历史，知道王莽为了隐藏自己的更大野心而矫饰，而当时的人们的确被王莽的谦让恭俭、克己勤政的外表所迷惑。直到后来王莽专权、篡位后，他的奸诈虚伪才袒露于天下，证实了彭宣这个人识人的眼力的确很厉害。
如果王莽在刚刚成名、众望所归的时候死去，后人就会永远将他视为圣贤来敬仰了。如果在王莽得势之前，有当权的人能发现他心怀险诈并能对他采取措施，或许历史就被改写了。
由于眼睛有“心灵窗户”的作用，因此，人们往往从眼睛入手，来区分“清浊”和“邪正”。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掌握人的个性和内心活动，有无规律可循呢？下面就介绍几种通过眼神识人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