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碍于吴以同在场，只得择其精要，含含糊糊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夏同善却早已了然于胸。“雪岩兄好眼力，不愧能识人心，通人情了。杨昌浚今日，也只有自上而下，给他找个台阶了。这台阶他下，那就好；不下，可就莫怪别人了。”
夏同善又转脸对吴以同道：“吴先生，回京之后，我自会与同乡同僚共商，相机进言。两条人命也不是小事，不能轻易定谳，为皇上圣德之累。”
吴以同赶忙起身施礼，夏同善也站起还了礼。离席之后，吴以同就匆匆去多子巷找到另一个同年旧好，向他打听杨菊贞状告情况。
杨菊贞这时已经下定了二次进京上控的决心。她又两次入监探视杨乃武，问杨乃武在京杭有哪些朋友可以帮忙的。杨乃武告诉她：“在杭州可先去看汪树屏，他是癸酉同榜的举人，在白尼山汪家是有名气之人，对朋友讲义气肯说话，能急人之急。他祖父在京里做过大学士，京里也有不少世交。他哥哥汪树棠，是个小京官，去看他时，把京控的诉状给他看看，让他知道案情的曲折，他一定肯尽力帮忙。第二个要看的就是好朋友吴以同，是胡庆余堂胡雪岩的西席，他也一定会帮忙。”杨乃武还对她说：“把京控的诉状多抄写几份，到京分别投呈各有关衙门在京的浙江同乡”。
杨菊贞探监后，先去看了汪树屏。其时汪树屏也先与夏同善碰过面，听夏同善隐约讲及杨乃武一案的冤情。所以杨菊贞一来，他满口答应，除写了封给汪树棠的信交她带去外，还联系了在京、在籍的士绅及同榜的举人十八人，联名打公禀，向都察院控告，说杨乃武、葛毕氏一案，浙江承审大小官员，一味刑求，严刑逼供，草菅人命，罗织冤狱，请将全案提京复审。
杨菊贞又去胡庆余堂看了吴以同。吴以同把胡雪岩自上海回来后，仔细了解杨乃武案件，如何安排他与夏同善谋面，以及夏同善如何被说动等情况都告诉了杨菊贞。并且告诉杨菊贞，胡老板早已留下话，要吴以同操心，等杨菊贞一来，马上通知他。
吴以同带着杨菊贞去见胡雪岩。胡雪岩又听杨菊贞把整个案子细述了一遍。最后胡雪岩道：“乃武这案子，我也是回来后才知道。照理，是在三府这一级就可以弄清的。现在时机已过，也只好委屈你打京控了。不过请你放心，除了夏同善外，我再介绍几个人与你，进京后你把我的信交给他们看。”
胡雪岩又详细问了杨菊贞进京上诉状的人数。最后，他拿出二百两银子，要杨菊贞收下，作为来去的盘缠及在京的用度。另外还有三百两银票，告诉杨菊贞收藏好，一路上尽带现银未必方便，有了银票，进京后可在胡雪岩的钱庄里兑成现银。并另修一书，让杨菊贞捎带给胡雪岩在北京钱庄的档手，告诉他若杨菊贞有何需要，务请准时给予方便。
杨菊贞跪下深深叩谢。自从案子发生后，为了诉讼费用，杨家的十多亩桑田，连同所住的房子，都已经当卖掉。二次进京的盘缠，杨菊贞正苦于没有着落；只是爱弟情切，她从没有因为盘缠无着打消京控的念头。现在胡雪岩出手资助，无异于是救人于水火之中。
当时胡雪岩就让人磨砚备纸，由胡雪岩口授大意，由吴以同执笔。写完后吴以同再念一遍，待措辞、文意都满意后，誊改清楚，分别封好，交与杨菊贞，要她上京后一一面呈。
有了这么一些准备，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杨菊贞偕詹彩凤，连同荣绪及“抱告”姚贤瑞，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到了北京。他们先去看了夏同善，递交了胡雪岩的信。夏同善夫妇即接见了杨菊贞姑嫂二人，看了杨乃武京控的诉状，介绍她二人去叩遍在京的浙江大小官员三十余人，并叫她们向步军统领衙门、刑部及都察院投送诉状。
由于有了胡雪岩别宴上的那次深谈，夏同善对杨乃武的案情及解决的可能办法也都有了深一层的看法。他情知官官相护，既有利益上的考虑，也有面子上的考虑。胡雪岩暗示他，杨昌浚及三府已经定案，这时候如果利用旧好平级关系让他强改，那于面子上是过不去的。办法只能如胡雪岩的提示，由上而下，公事公办，既是上面压过来的，于地方官的威严也就不至于有太大伤害。不过夏同善也明白，像杨昌浚这样的人，在打败太平军时立了战功，名重一时，那面子就与安定时期一步一步熬过来的地方官有所不同。杨昌浚未必那么简单，杨乃武的案子未必那么好办。
因为考虑到这一点，他多次访问了大学士翁同和。夏同善将杨乃武、葛毕氏一案的原委，向翁同和做了详细的陈述，并请翁同和看了杨乃武的京控诉状。翁同和说：“严刑取供，素干禁例，严刑之下，何求不得，果有冤情，必使平反。”他答应夏同善，待去刑部查阅了全部卷宗后，再商榷。
翁同和查阅卷宗也并不那么顺利。翁同和是状元出身，职位又崇高，朝中官员对他都很尊重，但由于刑部尚书桑春荣先已接到杨乃武一案的“书帕”（书信贿赂），恐翁同和来阅卷，徒生枝节，迁延拖累，就与翁同和发生争执。这时刑部分管浙江司狱的一个官，是林则徐的第五个儿子，他细看过全部资料，也认为案情可疑，不宜轻率入奏，即将全案卷宗送给翁同和。翁同和当晚翻阅全卷，发现可疑之处甚多，便逐条签出，送回刑部，请刑部送回更审。
由于夏同善等浙江在京官员帮助说话，杨菊贞的二次京控，总算没有被驳斥，得到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的重视。加上翁同和的当面干预，有关部院的奏疏，并奉两宫太后、皇上的谕旨：“务得实情，勿枉勿纵。”刑部不得不派人重新审理此案。
但这次派去的钦差大臣却是个庸吏，名叫胡瑞澜。他是科班出身，从未理过刑狱案件。其时刘锡彤、杨昌浚等人都已开始重金贿其左右，并联络一些乡绅联名向胡瑞澜寄公禀，说杨乃武谋夫夺妻，是士林奇耻，请速付典刑，以正大法，毋为浮议所动。胡瑞澜张皇无主意，结果又听信陪审官之言，用了大刑，日夜熬审。杨乃武这时也已志坚，虽熬刑仍不诬服。毕秀姑熬刑不过，只得再次诬服。胡瑞澜不顾审讯矛盾，照原拟罪名奏结。
夏同善得知此审仍屑偏袒，便携浙籍在京官员张家骧（也是翰林院编修）等人拜访了翁同和，说胡瑞澜徇情枉法，非提京复审，无以息众议而肃官箴。时浙籍汪树屏、吴以同等人的联名控状已到都察院部，详陈了此案的曲折冤情及严刑逼供的惨状，都察院据情转奏。翁同和又亲见两宫太后，请将此案提交刑部，务得实情。慈禧听政以来，对地方权臣疆吏的擅权自恣，目无朝廷，亦时思乘便稍挫其气焰，就派了御史王昕等人密查。王昕查访得很细心，回到北京后，如实地向慈禧太后面奏，谓此案如不提京复审，万难理清案情。如确有冤抑，人命关天，皇上皇太后英明仁孝，岂容草菅，权臣弄法，更不能置诸不论。这话引起了慈禧的重视。这时，翁同和、夏同善、张家骧等一些在京文臣，面请太后，谓此案如不提京复审，平反冤情，浙江将无一人肯读书矣。在此情势下，慈禧才于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十五日下了一道谕旨：“着即提交刑部秉公审讯，务得确情，毋得稍有疏忽，致干处戾”。
案情致此，杨菊贞的京控才算有了明白交代。此后，刑部大审，因为气氛已经与在省内诸堂会审大为不同，杨乃武才得以从容将始末道来，尤其讲到了他为民写状告粮官，结果与知县刘锡彤结怨之事，毕秀姑也尽诉前番大刑之下，胡乱诬服，都属迫不得已，并将刘锡彤的儿子刘海升强奸了她，以及刘海升如何哄她，说杨乃武为新科举人，假供是他下毒，他也不会斩头等等情况供了出来。
案情大白。最后一步，就是把葛品连尸体运京化验，看一看是否属于中毒致死，如果是，再查明毒从何来，如果不是，属于病亡，自然就不再有偏抑了。
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初，葛品连尸棺到京，初九日，刑部提集人犯，到海会寺验尸。刑部仵作报称无毒。两旁观众欢声雷动，喊叫“青天有眼”。
刑部结束此案的奏疏，到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二日才上去。二月十六日，慈禧下旨，批准了刑部奏疏，杨昌浚等三府有关官员及胡瑞澜着即革职，刘锡彤“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年逾七十不准收赎”。到二月底，杨乃武、毕秀姑出狱。
杨乃武出狱后，对夏同善、张家骧一些在京的浙江同乡，一一踵门叩谢，一个月以后才回到杭州，即去叩谢了胡雪岩。杨乃武一案，若不是在胡雪岩这里有一个转折，不知要拖到何时，也不知杨菊贞的京控能否有个回音儿。杨菊贞等人在京的用度及联络，多亏了胡雪岩写信给他的钱庄档手，时相关照。后来又与吴以同商定，派吴以同早日赴京周旋安排，才迎来了这么一个好结果。
三 为人圆通，办事滴水不漏
“圆能打通关节，使你走出困境。”胡雪岩就是这样一个很懂“圆”的人，这个“圆”不是“圆滑”，而是“圆融”、“圆满”。“融”是状态，“满”是结局。他做事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力求完满，保证各方面的利益和感受。只有做到这样，才能成就大事。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讲究中庸之道，大部分中国人的骨子里也都是这样的，凡事喜欢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一个人如果太过棱角分明，锋芒毕露，分厘必争，往往会被撞得头破血流；相反，一个人如果八面玲珑，过于圆滑，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往往会让他众叛亲离。
所以，为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圆”，既不锋芒毕露，又不过于圆滑，该伸的时候就伸，该屈的时候就屈。
所谓的圆融之道就是使他能够在复杂的社会与商务活动中左右逢源。能让他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
胡雪岩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晚清混乱的局势中立足脚跟，在商业上红极一时。纵观胡雪岩的一生，其成功之处可归结在为人处世上，他能在乱世之中，方圆皆用，刚柔皆施，懂得圆而通+诚信=财源广进。
1. 为人要“圆融”一点
时势造英雄、英雄识时势。面对缤纷相呈的世界，怎样才能摆脱眼前的困惑，从容不迫地安身立业，使自己的事业达到巅峰，使自己的人生跨入一个更高的高度呢？
一个人如果过分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但是一个人如果八面玲珑，圆滑透顶，总是想让别人吃亏，自己占便宜，必将众叛亲离。因此，做人必须方外有圆，圆中有方，外圆内方。
“方”是做人之本，是堂堂正正做人的脊梁。但是人仅仅靠“方”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圆”的包裹，圆就是圆通、圆活、圆融、圆满，围绕着这一个“圆”字，做足了通、活、融、满，一个喜气洋洋的大善人型富豪大贾的形象便跃然而出了。
“圆”是处世之道，是妥妥当当处世的锦囊，无论是在商场、官场，还是交友、情爱，都需要掌握“圆世”哲学，才能无往而不利。
真正的“圆世”哲学是大智慧与大容忍的结合体，有勇猛斗士的武力，有沉静蕴慧的平和；真正的“圆世”哲学能承受大喜悦与大悲哀的突然发难；真正的“圆世”哲学行动时干练、迅捷，不为感情所左右，退避时，能审时度势，全身而退，而且抓住最佳机会东山再起。
一代“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一个真正懂得“圆世”哲学之人！
胡雪岩本来就不是饱读诗书出身的。因而像孟郊那样“万俗皆走圆，一生犹学方”的心态志向，胡雪岩是绝对不会有，不能有，也不敢有的。作为一个学徒的他，假如还有这种闲适高逸的志向，十有八九是要先大吃几年苦头了。
他唯一能行得通的，便是那万俗皆走的一个“圆”字。大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大家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体察了人心的喜怒哀乐，顺随了人们的爱憎欲恶，做到了这两点，万事无不可遂，人心无不可得。
都道是方正之士，为人称羡，其实世俗人早有了计较。方正之士的品德风范令人肃然起敬，但在敬的行为之后，便是“远之”。
比如那嵇鹤龄，本是一个能言善道、足智多谋的人才，却落得了“恃才傲物”，方正不屈不肯哭穷，不谈钱，说起来也的确是一个既有本事又有骨气的人。
好在他遇到了胡雪岩。经不住胡雪岩的上门吊丧，收还典当，安排妻室这一连串抚慰，他心有所感，知恩图报，帮助王有龄出面解了地方农民聚众闹事之围。事后论功行赏，却遇到了麻烦。
地方上一件大案子，或则兵剿，或则河工，或则如漕运由河运改为海运等大事曲张的案子，办妥出奏，照例可以为出力人员请奖，称为“保案”。保有“明保”、“密保”之分，自然是密保值钱。黄抚台给了嵇鹤龄一个明保，胡雪岩一个密保。
胡雪岩闻听此事后，心里也觉得不够公平。他感觉其中一定有鬼，于是经过一番调查，终于弄清了其中原委。原来，黄抚台手下有个文案员，向嵇鹤龄索取两千两银子，嵇鹤龄不从，并言说自己没钱，就是有也不去塞这个狗洞。
这种耿介之人，在官场上的确不多了。按照嵇鹤龄的说法，官场中的世态炎凉，他也看厌了，反正世界上绝没有饿死人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在你浙江混不下去了，我回湖北办我的团练去。
事情到了胡雪岩手里，却有了另一番观感。水往低处流，人却是往高处走的。人的性格本来和自然万物的性格有所不同。总不能水取下泻之势，人也不求向上和前进。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不通的总要想办法让它通畅才是。生了疮要医，化了脓得挤。胡雪岩决定帮嵇鹤龄摆平此事。
胡雪岩用的是什么手段？不外是“圆了你的意，开通我生路。”
他用本号的银票，开了两张，一张两千，一张两百，用个封套封好，上写“菲仪”二字，下面具名是“教愚弟嵇鹤龄。”托人递到文案上的陈老爷。不过一个时辰，便有人送来抚署文案委员陈老爷的一张名片，上面有四个字：“拜领谢谢！”
于是胡雪岩当夜就通知王有龄去见抚台谈这件事。
结局的顺利和圆满甚至连胡雪岩也感到喜出望外。第二天便有了准信儿，让嵇鹤龄接管海运局。
这就是胡雪岩的圆通之“通”。
回头来想一想嵇鹤龄的名士脾气，正是孟郊“一生犹学方”之方。中国古代文化有对立的两极。一曰“圆而神”，二曰“方以智”。具体到对世俗生活的认同态度上，圆而神和方以智的差别，基本上可以溯源于儒家之入世和道家之出世的分别。但两者又有不同，出世与入世之别仅仅是一个开端，而且最大而化之为一个理论学说。真正具体到个体人生品格形象的，当是魏晋以来名士之竹林七贤为最。当方以智成为知识分子对待世俗生活的理想准则后，圆世便成了他们耻以为选的生活态度。圆与滑，与品格不坚、不洁，人格卑下成了同义。以圆为耻成了这个阶层共同的不言而喻的标准。
士大夫阶层本来就是社会的精英和中坚，他们的崇尚和拓斥，无异是给整个社会的风气定了基调。
圆世的态度，实在是一个不在现世吃亏的态度。不过整个文化气氛褒奖方世，贬抑圆世，故而平常人们的言谈中无不以处世行方为荣，以圆滑透熟为耻，一句“我又不像人家会巴结”，绝对能使稍遵守一点方世原则的人大为震怒。
不过，这句话如果用来指胡雪岩，那么这种震怒的效果是不会出现的。相反，他可能会很高兴，起码他也要向你投以知遇的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