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造成的直接影响有哪些？
布劳恩：气候变化会造成水资源稀缺，此外，气温升高就会对亚洲国家的稻米生产造成破坏。最新调查显示， 到2050年，全球小麦的产量可能会因为气候变化而降低40％，稻米降低20％。并且，海平面上升还将影响一些亚洲国家的良田。
CBN：在你看来，气候变化主要威胁的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哪些地区和国家受威胁最严重？
布劳恩：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不仅那些气候状况本来就糟糕的国家会受到更严重的影响，我们要知道，受影响最严重的还包括很多偏远的非洲国家和中东国家，亚洲的越南受影响也比较严重，这些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能力比较薄弱。需要注意的是，很多地方还没有对气候变化问题形成正确和全面的认识。
CBN：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在协助发展中国家农民应对气候变化、公平贸易，农产品定价等方面工作是否已经到位？
布劳恩：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中的粮食项目在保证粮食安全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存在的问题是，他们现存资源有限，而且需要更多的改革，他们需要加强同私人企业，研究机构的合作。
CBN：全球农业应该采取哪些主要的步骤应对挑战？
布劳恩：三个步骤。首先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同农业有关的协议，同时要在增加对农业资金投入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加强粮食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二是应该鼓励各个国家在应对减少气候变化方面增加投入。三是有必要建立国际公共研究系统，促进对应对气候变化和农业发展方面的科技信息的共享与交流。
CBN：气候变化可能对中国农业造成什么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能得到保证吗？
布劳恩：在我们研究所做的“气候变化造成的未来粮食减产的地区”分布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南方的未来粮食产量会有所减少，但北方的产量会有所增加。而且，除非出现重大突破，小麦的产量会下降。中国未来粮食产量的情况，我们还要进行研究。
在过去的30年来，中国向世界证明了，其粮食生产在大体上是可以养活自己的。只要继续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中国是可以生产自己所需的粮食的。同时，如果中国增加同其他的国家在农业知识和技术上的共享和交流，中国还会对养活世界其他的人口作出贡献。
对中国来说，水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应该注重对水的管理和资源的合理利用。但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可以养活自己。
★赫泽高：应对气候变化的钱由谁来出？（2009年11月26日）
距离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只有不到20天了。为促进各方达成有关协议，大会主席和主持人、丹麦气候和能源部长康妮·赫泽高正利用最后的机会向各国游说。回答《世界博览》杂志的问题时，她正搭乘飞机从埃及飞回哥本哈根。
世界博览：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联合国已经召开五次气候变化谈判，谈判各方并未在减排目标和资金等关键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您认为各方在哥本哈根能达成协议吗？
康妮·赫泽高：我们目前的确面临严峻形势。但是我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还抱有希望，我们看到，各国领导层已经表现出良好的政治意愿——在哥本哈根达成一份雄心勃勃、非常明确的全球性协议。
在过去两年的谈判中，我们已经看到一些重要议题明显成熟，比如对采伐森林的限制、如何在技术方面实现减排等。目前，我们仍在减排的份额、资金等少数关键性政治议题上受阻，需要各国的领导层拿出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气候大会的议题才会得以“开锁”。
世界博览：美国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其态度决定了整个气候大会的结果。之前的布什政府曾退出《京都议定书》，根据您的估测，奥巴马政府是否会支持并签署新协议？
康妮·赫泽高：首先，我相信奥巴马总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态度积极，并且有抱负成为未来全球气候领袖。丹麦政府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美国一些内阁成员和州长也表达了他们参会的愿望，认为各方在哥本哈根能达成一份全新的、内容更为广泛的协议。
世界博览：《京都议定书》并未被严格执行。在你看来，我们该如何提升一份新协议的执行能力？
康妮·赫泽高：目前来看，一些国家的减排执行力度的确落后于预定计划。但是也有执行非常好的地区，以欧盟为例，欧洲环境局最新的报告显示，欧盟近期将实现《京都议定书》中2012年的既定目标。
从国际法的角度，议定书的条款必须更为合理和牢靠。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于如何最好地实现我们想要的成果，即各缔约方遵守承诺。此外，所有缔约方在协议下的行动与承诺必须是公平和透明的。缔约方的参与、协商和检讨可以更有效地促进对协议的遵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行动比协议书本身更重要。
世界博览：在减排问题上各方的争议集中在，如何界定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对于现在的和历史的责任，如何协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保护。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康妮·赫泽高：即使是“巴厘岛路线图”也没有对你的问题给出清晰、明确的解决方法。我们需要一种更有远见的思维方式，所有的减排努力必须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完成，尊重公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与自身的实际能力相符”原则。
具体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减排行动，目前大多还是国家自筹经费，但是有些确实需要外部支持。谁来出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提出，发达国家应提供占其GDP中0.5%～1%的资金，即每年总计达40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欧盟只愿意提供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并建议所需资金中，高达40%的交由市场解决，40%由发展中国家自己解决。
是否利用现有的机构和机制，如世界银行就能达到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讨论。考虑到公平、透明的原则，我们希望各国可以事先公布行动计划和达到的效果。
世界博览：《京都议定书》允许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进行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的自由买卖。目前，这方面的国际合作并不十分有效。新协议中会推出新机制吗？
康妮·赫泽高：现在国际上常用的三种机制为“排放权交易”、“清洁发展”、“联合履约”，运转都很灵活。尤其是“清洁发展”的成绩已超出预期。事实上，我们有3000多个项目正在酝酿讨论中，这比当时签署议定书的协商者想象的要多多了。这表明：发展中国家气候项目存在巨大潜能，这能促使私营企业调动资源。温室气体商品化和“定价”是“排放权交易”的首要问题，我们需要完善市场，了解市场什么行得通，什么行不通。
目前，各方要求增加决策的透明度，提高机制的效率。其中韩国、澳大利亚和欧盟要求，提高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规模和作用范围。它们希望扩大现有碳市场的次级机构，在机构或经济领域内引入诚信或交易机制，同时要确保商业层面的活动正常进行。
不过，我相信，私营企业强有力的介入将会推动全球绿色经济的蓬勃发展。
★斯特朗：“世界环保教父”（2009年10月27日）
编者按：
他，筹办联合国第一届“地球峰会”；
他，参与制订了著名的《地球宪章》；
他，曾8次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他，是联合国环境署创始人及首任署长；
他，跨越于经济、环保、政府、国际组织等多个领域；
他，被授予了54个荣誉博士学位；
他，任多所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
他，是中国环保意识的启蒙者；
他，就是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地球工作者”的联合国前常务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先生。
他用毕生的经历改变人们的环境意识，为人类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而工作着。在北京初秋的九月，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到来前夕，斯特朗先生在他的北京办公室接受了本刊常务副社长桂振华博士的独家专访。怀着对老先生的崇仰之情，本刊一行三人荣幸地与老先生进行面对面对的交流。年近八十高龄的斯特朗先生依然神采奕奕，目光睿智，风趣幽默，言谈举止间充满着年轻人般的思维和活力。
“I am not a pretty girl，you should find a pretty girl to do cover.（我不是漂亮女孩，你应该找漂亮女孩做封面人物）”
桂振华：很高兴您接受《中国绿色画报》的采访，我是中国绿色画报社的常务副社长，这是我的名片。
莫里斯？斯特朗：我知道你们的画报，你们是中国第一家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会员画报，在世界非常有影响力。你在国际环保界非常活跃，因为你的英文名是“Dr．David Gui”，所以大家都称你为“David Green”。
桂振华：本刊以倡导绿色生活，传播绿色文明，推动绿色经济为办刊宗旨。您为中国环保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我邀请您作为本期《中国绿色画报》的封面人物。
莫里斯？斯特朗：I am not a pretty girl，you should find a pretty girl to do cover.（我不是漂亮女孩，你应该找漂亮女孩做封面人物）
桂振华：您作为世界级环保教父，完全有资格成为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绿色画报的封面人物。法国总统希拉克、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等中外领导人都非常关注《中国绿色画报》的发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哈萨克斯坦前总理捷烈先科等政要都曾是《中国绿色画报》的封面人物。
莫里斯？斯特朗：谢谢！
桂振华：1972年，您作为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秘书长，在您的努力下，联合国第一次环境大会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成功召开，将全球环境问题第一次正式提到国际议事日程上来。请您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莫里斯？斯特朗：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共有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1300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人类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这是个良好的开始。当时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邀请中国参加第一届世界级环保大会。虽然当时中国有很多困难，但是周恩来总理还是组织了高级别的团队出席会议。周恩来总理对待环保问题的超前眼光令我钦佩。团队中有一位年轻人叫曲格平，此次环保大会以后，周恩来总理决定在中国成立一个环保机构。1973年成立国家建委下设的环境保护办公室，后来改为由国务院直属的部级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周恩来总理任命曲格平为第一任局长，同一时间内中国加入联合国环保机构，成为联合国环境保护大军中的一员，我当时任联合国环境署的署长，所以曲格平是我们重要会员的首脑，也是我的“老板”之一。2008年，中国政府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30多年来，从最初的环境保护办公室发展到环保部，表明中国政府对环保工作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的地位在不断上升，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强化环境管理职能控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