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有一些别的需要优先考虑的议题，我们平时都按照这些议题工作，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专门地称呼它们，因为这只是日常的议事日程，是俄罗斯和欧盟之间关系的内容。我指的是能源合作和全面的经济合作，其中包括投资部分。我指的是政治合作，与具有国际性质的犯罪作斗争的合作，以及社会联系。自然，所有这些也将成为议事日程的一部分。但即便是现在，我也不会专门去谈这件事，因为这是我们每天都要去做的事情，在这方面所取得的积极的结果要比出现的问题多得多。
问： 您是否认为，欧盟是一个复杂的伙伴？因为欧盟内部存在着很多分歧，其中包括有关俄罗斯的问题，是这样的吧？
梅德韦杰夫：我认为，欧盟总的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伙伴。的确，欧盟本身就不是一个单一的组织，而是一个联盟，是不同国家的联合体。欧盟工作的主要原则之一是欧洲一致性原则。欧洲一致性常常会给欧盟本身机制的运行造成问题。
就这方面而言，当我们认为，比如说，欧盟的大部分国家都准备在相互关系方面取得某种发展和某些进展时，当然，我们的相互关系有时就会出现问题。同时，比如说，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也有能力阻止这些进展。但是这是欧盟的内部问题。这个观点是建立在内部文件的基础之上的。尽管我们知道，这并没有增加欧盟做决定时的灵活性，但是我们仍然尊重这个观点。
有时，不仅是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关系，而且连欧盟本身的利益也会因此受到损害，其中就包括，我指的是里斯本进程，当时一个国家就能阻止十个国家批准通过的工作，此项工作很复杂，与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都有关系。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在这一点上，欧盟也有一些明显的运行优势。因此，我不认为欧盟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令人苦恼的伙伴。但是这是一个经常会找麻烦的伙伴。
问： 毫无疑问，在普京总统执政期间，欧盟国家常常批评他的对外政策。那么您的对外政策会是怎样的呢？会和普京实行的政策有所区别吗？您能否讲讲您的政策中所包含的优先方面？
梅德韦杰夫：你们知道，一些国家向其它国家表达自己的批评观点，这样的做法总的来说是正常的情况，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也经常批判性地接受某些观点。至于另外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批评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都应该算是积极的。赤裸裸的批评本身永远都无法增加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有时甚至还会挑起更深的冲突。但是，总的来说，我们一直都仔细、认真地对待我们伙伴的那些批评意见。
至于我们的对外政策，当然不能由针对我们的批评的内容来决定，而应该由国内的价值方针来决定。就这方面来说，这是俄罗斯联邦在最近二十年的全新历史阶段中，历经磨难得出的结论。对这一政策可以进行某些修正，然而其本质却是不变的。此项政策在于按照国际合作的规则，从实际要求出发，从我们认为对自己具有决定意义的价值出发来捍卫俄罗斯的国家利益，捍卫各个层面的国家利益。而我们认为自由、民主和保护所有权的价值，对我们而言是决定性的。我们也会在与其它国际伙伴的相互关系方面捍卫这些价值。
就这方面而言，我们的对外政策的特点既不是自由主义的，也不是保守主义的，更不是其它方面的。这应该是一种可以确认和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的政策。它的本质也在于此。
问：如果对外政策的具体实施和本质保持不变，那么您的语气和前任总统会有细微的差别吗？
梅德韦杰夫：正如大家都知道的，语气的细微差别、发音的细微差别和风格的细微差别总是存在的，这完全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其自身的特点。政治家也是人，他也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和口吻。但是，这不会改变政策的基本原则。
当然，有时风格的独特性是有其特殊意义的，但这毕竟是次要因素。
什列辛格尔：还有一个峰会即将举行，那就是八国峰会。您能给我们谈谈俄罗斯在此峰会上的提案吗？ 您对此峰会有何期待？
梅德韦杰夫：是的，这也是一个即将在七月举行的重要活动。我可以这么说，在这个非常时刻、在日本召开峰会完全是为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地关注众多人口的命运。
显而易见，重要的议题是与国家金融危机和粮食危机有关的问题以及保持地球气候稳定的问题。我们也认为这些议题很重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会根据这些议题准备提案，而后在北海道举行的“八国峰会”上加以讨论。
总的来说，“八国集团”的国家要为世界经济的发展、维护地球的稳定、维持合乎要求的经济体制负特别的责任。就这个方面而言，那些需要在“八国峰会”上进行讨论的问题当然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现在这些问题让所有国家都感到头疼，实际上是让全人类感到头疼。在我看来，讨论的内容马上体现在某种决议中是很罕见的事，技术程序在这方面也有缺陷，这是另一个问题了。考虑到现在的议事日程特别复杂，我认为，和“八国峰会”的其它参与者一起，我们可以讨论出一系列新的经济体制，这些体制首先可以维持世界的经济和金融平衡，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创造基础，消除那些最过时的、很难起作用的国际体制，我们还可以考虑如何保障多年后的粮食安全。不仅考虑，而且还要眼瞅着实现这一议题，直到签署相应的涉及到保障全球粮食正常平衡的国际公约，
至于气候问题，在这个领域有相当多的文件和一系列国际协议。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将来如何协调那些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和不想签署它的国家的利益，因为如果一些国家不签署相应的协议，那么另一些国家是无法解决气候问题的。要么我们所有的国家都开始着手气候问题，要么就干脆放弃这样的尝试。因此，我认为，在“八国峰会”上这个问题应列为集中讨论的问题。
问：大家都知道，在“八国集团”的大多数国家中都出现了经济萧条，而俄罗斯的情况则正好相反。为了避免“经济过热”以及与此有关的后果，其中包括通货膨胀的增长，工资收入的“过热”和价格的增长，您有什么建议？
梅德韦杰夫：实际上，“过热”这种现象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我们也在仔细关注，以防止本国经济“过热”。遗憾的是，在去年年底出现的国际性反应和国际金融问题都触及到了所有国家，包括局部地区和整个俄联邦。尽管我们的经济发展得不错，国内生产总值也在适当地增长，我们为发展而创立的各种基金也在不断充实，然而，通货膨胀的过程具有很普遍的特点，现在这种现象在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都出现了。我们同样也打算对这种现象进行干预，既不使经济“过热”，又不破坏可能遏制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比例。我希望，我们能处理好这些问题，因为在高通货膨胀的情况下，经济计划不可能得到完全的发展。最主要的是，这会大大损害公民的利益。
至于我们和其它国家的相互关系，我是这样认为的：大概是在最近几十年所形成的那种国际金融关系协调机制，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表现出它的高效性。我在独联体国家的峰会上以及后来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代表会议上，还有在世界经济论坛上都谈到过此事。我也认为，现在，那些对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做出重要贡献以及能真正影响世界金融的大部分国家的责任在于：制定一套规则以冻结一个国家出现的问题。因为在我发言时使用的术语――“国家经济利己主义”并非偶然。可以这样转嫁本国经济，起初一切都会非常好，但如果本国经济是这种规模，那么以后其危机就会影响到国际经济局势，这将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甚至是对于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也将会是一个国际性问题。然而在了解世界经济发展周期性的情况下，这些最复杂的时期即使可以得到缓和，但我们还是应该协调好这些问题。据我所知，“八国集团”中其它国家的同行们现在也在准备此议题的提案。这也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在粮食危机方面我能讲的也是这些。因为粮食危机不会独立的出现。许多年前，人们觉得自己有能力轻松地养活自己，不会感到紧张。但是，多年后的优先问题和优先的经济问题的界定导致了粮食市场开始变得不景气。
首先，一系列产品的需求增加了，分析者和国家领导人都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第二，新的能源经济得以确定。我指的是各种可供选择的生物燃料的生产，这导致了大规模地冲刷土地，这些土地以前是用于产品生产的，首先当然是用来耕作的，部分可能用于畜牧业。这也是影响粮食市场的原因。
这样的政策导致去年粮食价格的增幅达到40％，我估计今年也不会更好。这难道不是大国用来讨论这种情况并且制定应对这些挑战的相应政策的借口吗？
问：总统先生，俄罗斯有这样一个问题：通货膨胀在不断增加，但同时支出也在增加。您准备解决这个问题吗？您想降低通货膨胀吗？想降低利率吗？您会做什么呢？
梅德韦杰夫：您很正确的提到了两个趋势。的确，通货膨胀加剧了。我们一定会采取措施，而且已经采取了降低通货膨胀的措施，其中包括限制过多国家的支出。我们应该既对通货膨胀所谓的货币因素产生影响，又对其它的非货币因素产生影响。政府已经制定了类似的计划，现在正处于实施当中。
至于与税率有关的利率政策，我们当然不能脱离总的情况来实行利率政策。这一政策是由通货膨胀所达到的水平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情况来决定的。比如说，我是指国际财政清偿能力，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财政能够平稳、自由地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完全取决于周围国家所实行的利率政策。
鉴于此，我们会调整自己的贴现政策。但是在这方面应该不会有什么惊喜。
问：但是在此，您能否准确地说说，俄罗斯所谓的“软降低”是什么？
梅德韦杰夫：我不认为，我们存在某种不可思议的过热，尽管对这些情况需要加以关注。
至于降低通货膨胀，我们希望不是软绵绵的降低，而是坚决的和连贯的，因为以前在国际金融危机出现之前，我们就给自己定下目标，要把通货膨胀控制在年均5－6％的水平。至于现在的情况，其实是两倍之多，我们应该坚决、明确地采取行动来限制通货膨胀的趋势，并且软化与全球基本食品价格增涨相关的过程。
对我们而言，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俄罗斯经济和俄罗斯对产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外的供应。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不具有粮食的自主性，而100年前俄罗斯是具备这种自主能力的。而这也是一个最近几年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
我们的任务是使这些过程能顺利地进行，不至于破坏基本的经济指标，至少不给我们的公民制造问题。
问：根据您所说的，我还想提一个关于美元不景气的问题。“八国集团”会采取某些方案来解决美元不景气的问题吗？
梅德韦杰夫：美元问题的确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把美元作为国家货币的国家可能会制定有关美元前途的方案。美元的发行国家是美国。但是，遗憾的是，国际金融体系的总体状况是由美元区的事态来决定的。我们的美国伙伴们的确需要确定：在美元方面，什么样的政策对他们而言是今后几年都可以接受的，此外，他们还应该考虑这一政策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
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国际金融体系是多货币的，那些美元所遇到的问题在这种程度上并不会影响到其它国家的情况。现在，国际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都以美元为基础，此外，还存在着欧元区和一系列有关建立地区性储备货币的想法。在阿拉伯世界的一系列国家都在仔细研究这个想法。我们也在考虑。我们认为，卢布作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完全有可能扮演地区性储备货币的角色，在属于卢布区并且把卢布作为支付工具的国家进行交易服务。为此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用卢布来从事载能体的贸易。
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可以实现的任务。俄罗斯联邦和独联体的国家都对这个任务很感兴趣。在我看来，所有其它的国家也很感兴趣，因为它有助于建立一个以使用几种储备货币为基础的体系。而且，这个体系面对最近出现的危机会显得更加稳定。
马可布莱特：关于储备货币的问题。为了把欧元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是否计划实行一个从美元到欧元的更大过度？
梅德韦杰夫：当然，我们现在把欧元当作储备货币。如果说以前我们的储备货币主要是美元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是把欧元和美元按照同等原则来使用，部分也使用其它货币，其中包括英镑。当然，欧元现在是俄联邦储备货币之一，可能是非常好的储备货币，但是，这并不能取消我所说的任务。
问：总统先生，我们知道，俄罗斯试图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但是现在外国投资者担心的是会出现什么问题，其中包括“跨国公司——BP”公司，这个公司的股东利用行政资源来解决个人问题，其中包括利用税警和安全局。
欧盟已经给俄罗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并且要求俄联邦政府保护在俄罗斯市场中的欧洲公司，其中包括BP。您对此问题作何回答？
梅德韦杰夫：在这些情况下，我总是这样回答。
第一，需要正确地选择自己的伙伴。第二，要利用那些以法律为基础的程序。
我指的是什么呢？“跨国公司——AD”的情况是个别部门的情况：一方面，那里有外国公司（英国），另一方面，有完全是私营的俄罗斯公司。它们应该谈好今后几年互相合作的原则。总之，国家与此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它们之间现在有了冲突，那么冲突应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作为一个法学家，我不认为还有别的方法。因此，试图通过国家来解决公司内部的争端，我只能说是不合法的。无论是俄罗斯的参与者，还是英国的参与者都不该做这种尝试。在运用可能的诉讼程序的同时，自己应该根据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签订的备忘录来加以处理。这就是我的建议。否则就会出现非常可笑的情况。有时，我们会听到，国家过多地干涉私有公司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说：“但是，你们还是干预吧，看看吧，它们正在那里胡闹，应该做点什么。”国家不应该陷入这样的争端。
问：就是说您不想让“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或者“俄罗斯石油公司”得到这个公司的一部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