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我们自身的弱点，单一而纯正的东西不可能为我们所用。我们享有的东西，都已有了改变。金属也一样，纯金要掺入其他物质，才适合我们使用。
不论是被阿里斯顿和皮浪以及斯多葛学派奉为生活目的的单一道德，还是昔兰尼学派和亚里斯提卜主张的快乐，不经组合也都不可能起作用。
我们的快乐和幸福，无不掺入痛苦和不安，快乐会产生痛苦，最快乐时会焦虑不安。
极度的快乐近似呻吟和哀叹。你不觉得这种快乐会因焦虑不安而行将消失吗？即使我们把它的形象塑造得完美无缺，也总会用病态和痛苦的修饰语来掩饰它：没精打采，有气无力，萎靡不振，弱不胜衣，漫不经心。这充分证明极度快乐和这些修饰语之间的血亲关系与同质性。
极度快乐严肃多于快活，极端和充分的满足、平静多于愉快。快乐会使我们忧从中来，正是所谓的“乐极生悲”。
希腊的一句古诗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诸神赋予我们种种快乐，却要我们为之付出代价。”这就是说，他们绝不会赐给我们单纯和完美的快乐，我们得到了快乐，却也付出了痛苦的代价。
工作和快乐本质上南辕北辙，却不知在哪个点上自然相接。
苏格拉底说，有位神明试图把痛苦和快乐混合起来，合而为一，但他无能为力，只好决定让它们末端相连。
梅特罗道吕斯说，忧愁中掺杂着快乐。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说别的意思，但我设想，忧郁中孕育着计划、赞同和取悦；我不说野心，尽管也可能有野心。在忧郁的怀抱中，有一些甜蜜而美妙的东西在向我们微笑和献媚。有些性格不是以忧郁为食粮吗？
在塞涅卡的信札中，有个叫阿塔罗斯的人说，追怀亡友会使我们愉快惬意，正如陈酒的苦味沁人心脾，年轻的侍者别给我斟法莱纳酒，我要喝苦味更浓的酒。
大自然向我们揭示了这种矛盾的混杂：画家用皱纹既可以画一张哭脸，亦可画出一张笑脸。的确，在画脸部之前，你去看画家作画，可能无法断定画的是笑脸还是哭脸。笑到极点，就会笑出泪水。
“大凡痛苦都有补偿。”当我想象一个人被称心如意的快乐团团包围时（比方说，他的所有器官永久处于类似性欲高潮的极度快乐中），我会感到他将被快乐融化，他绝对吃不消那样单纯、经久和全面的快乐。的确，人处在快乐中，就会设法躲避，自然会赶紧逃之夭夭，就像在逃避一个海啸，因为他在那里不能变得坚强，担心会被融化掉。
当我虔诚地向自己忏悔时，我发现我最优秀的品质也带有邪恶的色彩。柏拉图若仔细观察（他确是这样做的）自己最高贵的品德（我和大家一样，对这种高贵品德和其他类似的优秀品德，都给予真诚而公正的评价），他会发现他这种品德也杂有人类不自然的色彩，那色彩若隐若现，只有他自己才能察觉。人确实是个缝缝补补、花花绿绿的混杂物。
法律不混杂某些不公正成分也不可能存在。柏拉图说，有人想让法律消除一切不愉快的讨厌的东西，其实是在斩许德拉的头，斩了一个又复生一个。“一切儆戒性的惩罚，对个人可能不公，但对国家却有益无害。”塔西佗如是说。
同样，在生活和社交方面，我们的头脑可能会过分单纯和敏锐；头脑敏锐，就会过于洞察和好奇。我们要让思想变得迟钝驽缓，以便更循规蹈矩；要让它变得糊里糊涂，以便适应人间险恶的生活。然而，有些人的思想平平常常、不紧张，却更适合处理公众事务。
崇高而卓绝的哲学思想对实践一筹莫展。心智极度敏锐、瞻前顾后、变化无常，会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人世间的事，做起来要粗枝大叶、大而化之，大部分的事留给命运来操作。无须把事情说得太透彻明了。越是考虑各种矛盾的观点和多种多样的形式，就越理不出头绪：“他们在头脑里反复考虑各种矛盾的解决办法，结果搞得晕头转向。”
这是古人对西摩尼德斯的指责：希伦一世请西摩尼德斯给上帝定义，为寻求满意的答案，他向希伦一世求得几天时间进行思考。他绞尽脑汁，想出了好几个深刻而尖锐的答案，却不知哪个最正确，最后灰心丧气，只好半途而废。
越是把各种情况和结果考虑得面面俱到，就越难作出选择。才智平平，处理大小事务反而得心应手。请看，最杰出的行政官，并不善于向我们表述他们是如何成为最杰出者的，而能说会道的人做的事往往毫无价值。我知道有一个夸夸其谈的人，说起勤俭节约来头头是道，可他却可鄙地把十万利弗的年金一掷而光。还有个人说话和思考问题比他的谋士更胜一筹，他显得生气勃勃、才智横溢、世间无双，然而，他手下的人却认为他说话做事完全是两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