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平汉
1929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议（即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建党建军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项。这个会议的召开，与此前红四军内部在如何建党建军问题上曾发生的一场争论密不可分。过去一段时间，出于为尊者讳的缘故，相关党史著述写及古田会议时，对于这场争论的介绍常常是语焉不详。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这里拟对这段历史再略作个人的分析与判断。
一、红四军军委的“暂时停止”与重设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军，在江西宁冈县的砻市会师。两军会师后，在砻市的龙江书院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毛红军”由此而来。接着又召开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为委员的第四军军委。同年5月下旬，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任特委书记。随后不久，第四军军委进行改选，由陈毅任军委书记。
这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给红四军（1928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各地工农革命军改称工农红军）发来指示信，要求取消红四军军委，另成立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中共湖南省委还指定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宋乔生及兵士一人、农民同志一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朱德、龚楚为常委。至于毛泽东此前所任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一职，则由中共湖南省委派来的杨开明继任。
7月中旬，由于中共湖南省委派来红四军的代表杜修经坚持省委决定，要求红四军去湘南活动。红四军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按照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将军委改称为前委，因毛泽东在永新，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会后，前委指挥红四军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个团（原湘南起义部队）前往湘南郴州；毛泽东以党代表名义指挥第三十一团、第三十二团留在井冈山。7月下旬，前往郴州的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其中第二十九团几乎全部散失。8月23日，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在湖南桂东与朱德、陈毅率领的第二十八团会合。当晚，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重返井冈山，并取消前委，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部队行动，以毛泽东为书记。
此前的6月4日，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毛泽东及红四军前委，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并指出：“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信中还提出，前委所管辖的范围“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各县，“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至于前委同江西、湖南两个省委的关系，中共中央要求“如前委在江西境内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与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
朱、毛收到中共中央这封信时，已是11月2日。11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6月4日的来信，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重新成立红四军前委，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地方党部书记）、宋乔生（工人）、毛科文（农民）五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11月14日至15日，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23人组成军委，由朱德任书记，陈毅改任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当时，红四军前委和军委的书记都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军委隶属于前委，军委委员的名单由前委指定。
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在宁冈县的柏露村召开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和红四军、红五军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2月初，红四军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时，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鉴于部队行军打仗和军情紧急，为了减少领导层次，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朱德的军委书记一职也暂时停止。对于这个情况，同年9月陈毅在向中共中央报告红四军的党务工作时也说：“四军出发赣南，前委在事实上随军走，所以只能管军队，至多连〔达〕到某地做一点巡视地方党的工作，同时军队每日行动均须决定，因此觉得军委前委发生重复，遂将军委停止职权，由前委直接指挥两个团委，及特务营委及军部特支，颇觉便利敏捷，同时前委权力超过特委军队行动脱离了地方主义的束缚。”
这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朱毛红军撤离井冈山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由于当时中共中央对红四军的情况不很了解，自中共六大组成的新的中央回国后，半年内几次派人送信给朱、毛，但始终未能联系上，中共中央对此“莫不胜焦念”。红四军撤出井冈山在赣南一带游击的消息，中共中央是从报纸上的报道中得知的。为此，中共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部队应分散活动，朱德和毛泽东应当离开红四军，以减少敌人的目标。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信给红四军。此信史上称之为“中央二月来信”。
“中央二月来信”的全称，是《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信中强调：“目前党的主要工作在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支部）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因此，你们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宜在这一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前面重新下一责任的估定。中央依着六次大会的指示，早就告诉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中共中央要求红四军“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将武装力量分编散入各乡村去。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这些分编的部队必须互有联络互相策应，且须尽可能地散在农民中间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
来信还要求朱、毛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并且说：“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利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4月3日，毛泽东、朱德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4月5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对此进行讨论。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所讨论的情况给中共中央复信，认为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不赞成将队伍分散到农村游击和朱毛离开红四军，强调：“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随后，中共中央不再坚持朱、毛离开红四军，也没有将朱毛认为能“胜过”他们的刘伯承和恽代英派来（刘伯承后来到了中央苏区，但已是1932年1月的事了），而将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刘安恭派来了。
刘安恭是这年5月上旬来到当时红四军的驻地宁都的。刘安恭是四川永川（今属重庆）人。1918年赴德国留学，第二年在比利时加入第三国际。在德国期间，刘安恭结识了朱德、章伯钧等中共旅欧支部的成员，“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1924年，刘安恭回国后，被派往四川军阀杨森部做秘密工作，公开身份是杨部参谋和成都市电话局局长。不久，杨森在四川军阀混战中被逐出成都，驻扎在万县，杨森让刘安恭署理兵运事务，为自己招兵买马。1926年8月，朱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前来万县做杨森部的统战工作，与刘安恭再次相遇。同年9月“万县惨案”发生后，刘安恭因策动杨森部一个团易帜，遭杨通缉而潜往武汉。不久，朱德也离开杨森部队去了武汉。1927年初，朱德在南昌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任团长，刘安恭任副团长。刘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前往苏联高级射击学校学习。1929年初，刘从苏联回国，随即被中共中央任命为特派员，前往红四军工作。
刘安恭在苏联学习过军事，又是中共中央直接派来的，毛泽东和朱德对他的到来自然很重视，于是红四军前委决定恢复2月初曾“停止办公”的军委，并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同年6月1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这样说：“去年十一月以前全军有军党部，十一月的中央指示后，组织比前妥。前委设军委管辖前委的各级党部（团委营连委支部）兼及地方赤卫队，前委于指导红军之外还有对地方党部指导。今年一月四军从湘赣边界出发向闽赣边境，每日行程或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叠，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前委直接指导之下组织委员会。现在因时间开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刘安荣〔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报告中所言重新恢复军委，主要是“因时间开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来”，固然也是事实。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起初在赣粤边境的大庾、信丰一带活动并不顺利。
不过，到了2月之后，红四军的情况有了改观。2月9日，也就是农历除夕这天，在江西瑞金的大柏地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消灭了一直尾追红四军的国民党军独立第七师（师长刘士毅）的两个团大部，俘敌团长以下800余人。随后，进占宁都县城，并在李文林等人创建的东固根据地休整了一个星期。3月中旬，攻占福建长汀县城，歼敌2000余人，缴枪500余支，击毙敌旅长郭凤鸣。还在这里利用缴获的敌人被服厂，赶制了4000套军装，这是红四军自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了统一着装。占领长汀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在宁都、瑞金、兴国一带活动，建立三县县级革命政权。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攻占龙岩、永定等县城。
在这个过程中，红四军自身也得到一定的发展。这年6月1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第四军一二三纵队由大庾失败退到赣南时人数由三千六百，减至三千，计损失六百（内有百余名受伤与病，现在东固疗养实际损失二百）。六日都（此处可能是指宁都，大柏地位于宁都瑞金两县交界处，但属于瑞金，引者）大柏地对刘旅一战幸已补充，但因没有兵提，将所有之枪给江西红军第二团去。三个月来，人数增加一千六百，枪数增加五百（汀州、宁都、龙岩、坎市四役共得枪八百支，三百多等坏些的发给地方赤卫队去了），连原有共计二千。”“现在计在前委管辖下与前委有发生关系的共有三个部队，一是四军一二三纵队，枪二千，这是主力，二是湘赣边界部队有枪一千四百，三是江西第三〔二〕四团枪一千，共计四千五百枪。这三部分大体说都可说是有相当的战斗力的正式军队，都是从最困难的反革命高潮下创造出来的。”
从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大柏地战斗之后的几个月，红四军确实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增加了一千多兵力，并且配合地方党组织建立了几个县的革命政权，但这恐怕不是恢复军委的全部理由。更重要的是，刘安恭来头大——中共中央直接派来，而且又有国际背景——在苏联学习，所以朱、毛对刘的到来十分重视，先让刘担任军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原本是毛泽东兼的），后又于5月23日攻占龙岩城后，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并由刘担任军委书记。一时间，刘成了红四军内仅次于朱、毛的第三号人物。
时下一些人对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此间设立临时军委之事颇有微词，意即毛泽东实际上在红四军搞个人专断，军委书记这样重要的职务，他想取消就取消，他想恢复就恢复。笔者认为，这件事恐怕与毛泽东搞个人专断难以直接挂上钩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人设事的需要。因为刘是中央下派的“钦差大臣”，又有在莫斯科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背景，在那个全党对苏联普遍崇拜的年代，凡是从莫斯科回来者多少都带有神圣的光环。现在刘安恭来了，如何给他在红四军内安排一个合适的职务，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二、朱毛之争的起因
离开井冈山之后，由于“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后，这些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而刘安恭的来到和这个临时军委的设立，进一步加剧了红四军内部的这场争论，并且涉及毛泽东和朱德，也就是史上所说的“朱毛之争”。
在“朱毛之争”中，刘安恭自然是一个关键人物，有的著述中甚至说在这场争论中，他和林彪“起了很坏的作用”。刘与林彪的一些言行，使争论得以激化固然是事实，但如果将这场“朱毛之争”的责任都归结到他们两人身上，似乎将历史简单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