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以美国为例说明这个问题。美国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特点，按马克思的说法有两个。一个是由于异族人的到来，生产力得到发展。异族人是针对当地土著印第安人说的，这里是指移民。在近代初期的北美大陆上，印第安人还处于部落氏族发展阶段，多居住在山区，根本没有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移民，在这里主要是指来自英国的殖民者。二是这些移民在“一块全新的土地上”开始自己的社会经济生活。来到这“全新的土地上”的人，都是一些最进步的个人，是最能够建立“最发达的交往形式”的个人。这些个人主要是指两类人：一类是资本家或新贵族；另一类是具有一定技能的工人。主要由这两类人建立起来的生产力，既不是从这块贫瘠的处女地或印第安人那里继承来的，也不是像英国那样采取“羊吃人”的方式来驱逐小土地所有者而实现的。这种生产力来自“发达的历史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它来自英国。当然美国生产力的跨越发展模式并不适合于当今中国，但也给我们今天生产力的跨越发展提供了某种启示，即生产力的发展可以通过对外开放，加强与外部先进生产力的衔接与交往来推动。
2.社会交往的发展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变革，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新的社会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形成生产方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交往促进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的变革，为人的发展提供社会条件。
（1）社会交往是社会制度产生的根据与基础，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
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关系是以社会制度的形式出现的。社会交往是社会制度产生的根据与基础，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恩格斯说：“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社会制度的形成离不开人们的交往活动，是人们交往关系规范化、制度化的产物。
按照社会生活的具体领域以及与物质生产联系的密切程度，我们可以把人类交往的类型划分为经济交往、政治交往与文化交往。与社会交往活动的类型相对应，社会交往关系的规范化、制度化也表现为诸种形式，形成社会制度体系的诸多层次。
第一，经济交往形成经济制度。经济交往关系的制度化形成一定的经济制度，体现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其核心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经济制度是整个社会制度体系的基础。
第二，政治交往形成各种形式的政治、法律制度。政治交往关系的制度化形成各种形式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或相伴随的政治组织与设施，如政党、政府、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这种制度化、规范化了的政治交往关系，就是竖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上层建筑。它主要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去维护特定的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以维护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
第三，文化交往形成特定的意识形态体系。文化交往关系的规范化形成特定的意识形态体系，即思想上层建筑，如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体在特定的立场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它的作用是论证和表明特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2）社会制度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
人是按照社会制度生活和发展的，社会制度构成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社会制度为人的发展设定了一个既定的历史平台和框架，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社会制度的烙印。换句话说，社会制度赋予人的发展以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对限制人的民主、平等、自由等权利实现的，以特权制、等级制、世袭制、依附性等为特征的“极其可恶的专制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因为“这种制度的原则就是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在这种制度下，“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因为它剥夺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能动性，所以马克思认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
一个人正是通过某种社会制度才成为农奴或地主、工人、资本家的。基于此，马克思在探讨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时，始终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强调消除旧式分工，消灭私有制，实现对社会关系的全面占有和共同控制。马克思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所谓“真正的共同体”，就是与人的全面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制度。
第二，先进的社会制度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一旦形成，就有相对的稳定性。先进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对于提高人的素质，发展人的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陈旧落后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则不利于人的能力的发挥和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必定阻碍人的发展，这就要求变革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改变人自身潜能发挥的社会条件，开辟人的能力发挥和发展的新的社会空间。
交往在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只有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变革原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为人的发展提供社会条件。
第三，经济制度的变迁对人的全面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在各种社会制度中，经济制度的变迁，主要是所有制关系的变迁，是一种根本的制度变迁，对人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历史上，由所有制关系的更替所带来的社会制度的更替，无不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通过阶级斗争这种交往形式实现的。当一种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而某些阶级和社会势力又力图维护这种生产关系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会变得激化起来，客观上要求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要发生变革。实践证明，在所有制关系发生根本变革的历史时期，往往被剥削阶级、被统治阶级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而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则代表着落后的生产关系，这必然导致他们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要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体制性弊端，这需要改革才能完成；而改革说到底也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手段，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来实现。在我国现阶段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必须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我们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从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出发，敏锐地观察和把握时代发展趋势，与时俱进，科学地制定并坚决地贯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决策；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继续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第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可以使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因此，我们要加强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要求我们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为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
（二）社会交往促进人的个性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主观条件
1.自由时间增多是社会交往的必要条件
自由时间对人的个性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马克思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们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力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的天地。”所以“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而自由时间的增多，显然是通过节约劳动时间实现的。“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劳动时间的节约离不开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交往。也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只有人与人的密切交往、相互配合，最终形成合力并产生出新的力量，才能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高生产效率，增加闲暇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为个人丰富而全面的社会关系的展开创造条件，从而促进人的个性不断解放和全面发展。
交往只能是个人自由时间增多的必要条件。因为，交往也并不能够保证一定会增加人的自由时间。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加，除了交往以外，还受生产资料、生产技术和劳动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人的交往只是提高生产效率中人一方面的因素。因而交往只能是个人自由时间增多的必要条件。
2.人的个性在社会交往中得以发展
（1）在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社会交往中，人的个性没有独立性、特殊性
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各个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的、部落的或者甚至是地区的联系而结合在一起”。这种以血缘、地域为媒介的，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交往，使个人成为一种附属品或依赖性的存在物。
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人发生了分化，在血缘的、地域的共同体之上又加上了等级的共同体。这时，“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相互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这种交往“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规定性”。这种“个人”一是没有独立性，二是没有特殊性，只有身份特征。他们彼此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仍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脐带”，“在等级中（尤其是在部落中）……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不管他们其他的生活条件如何；这是一种与他们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即个人没有自己的规定性，只有以血缘、性别、地域、等级为特征的群体性模型。
（2）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交往中，人的个性开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代替人的依赖关系的交往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交往。人与人的交往即人的社会联系以物（商品、货币）为媒介。
在商品社会中，一切都要经过交换才能实现社会价值。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力——体力、智力同有产者的货币进行交换才能生存、享受和获取发展的资料；有产者则以自己的资本、货币同劳动者的劳动力进行交换才能获取生产资料。所以，“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同社会、同自然界和人们联结起来的纽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自此，人的个性开始形成。
第一，个人开始发现自身的价值而能动地发展自己。商品生产把人作为交换价值（货币、劳动力）的所有制生产出来，使个人必须通过交换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个人必须根据市场的需要，能动地发展、提高自己的交换价值。这样，个人在以物为媒介的交换生活中提高和发现了自身的价值，超越了血缘、地域和等级的束缚，开始形成自己的个性。
第二，个人开始摆脱对群体的依赖而表现出自身的独立性。交往关系的普遍物化，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地域和等级界限。个人只要依赖手中的交换价值就能与其他人进行交往，而不再需要以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为媒介。人的个性开始显现出来。
第三，个人发现自身的价值，具有自己一定的独立性。人在经常变换自己的交往范围的过程中，“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异的绝对运动之中”。一方面，当个人处于普遍的交往和全面的关系中时，个人会产生和面对多种多样的需求，并为实现这种需求而促使自己发展多种多样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单个人不可能同时处于多种多样的交往关系之中，不同的个人在不同的交往领域发展着不同的能力，因此，以物为媒介的交往关系创造了由个人的各种能力和社会上不同个人的不同能力组合而成的人的“能力体系”。从而，人开始具有独立性，其个性得以发展。
同时，我们在充分肯定物化的交往关系对人的个性发展的积极意义时，也要看到它对人的个性发展的局限性。在物化的交往中，“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限的生产工具和有限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限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达到了新的局限性”。所以，以物为媒介的交往是一种“被迫交往”，人的个性只获得相对的发展。
（3）在普遍社会交往的发展中，人的个性进入自由发展阶段
当普遍交往代替了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交往时，个人就进入了自由个性的发展阶段。
第一，普遍交往的特征。普遍交往的特征之一是“除了受全部个人支配，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的途径受一个个人支配”。特征之二是“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即建立起“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