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步青不但是位数学大师，还是位文学行家，擅长撰文和写诗。他从小酷爱古诗文，古典文学功底很深，几十年笔耕不辍，写了近千首诗作。难怪他后来在执掌复旦时，非常强调录取高中毕业生必须语文一科成绩要比较理想。语文是自己的母语，也是百科之母啊！而且他还经常对后学谆谆教导，做学问就像建金字塔，基础很重要，文理要相通。可谓深远、睿智之见。
22、1931年B：培养人，还是培养“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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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1931年任清华校长时，不久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
第二年，他在开学典礼上以“教授的责任”为题发表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委婉地批评有些学生热衷于开会、宣传之后，又诚恳地指出：“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第三年，梅又在开学典礼上说，听说今年的新生大多数愿意学理工科，“这大概是因为社会方面近来注重理工之故。理工为实用科学，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他介绍说：为避免新同学在选修专业时有“匆率勉强之弊”，学校决定今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并不分院系（工院除外），大家在初入校时，可不必即决定入何系，最好在此一年内细细体察自己志趣所在，性之所近，究习何科较为适当，然后再决定”。
1941年，为庆祝清华建校30周年，梅校长又在《大学一解》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从心理角度来看，人格可以分为“知、情、志”3个方面，但如今的教育却只注重“知”的灌输，不重视“情”与“志”的培养；再加上学校课程太多，学生压力很大，学校生活不利于人格修养，这就导致“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造成只知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敢力排众议、自作主张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里“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篇文章中，梅还反复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训，并反驳“大学期间……应为通专并重”的折衷主张。他说，大学教育之所以“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是出于以下一些考虑：第一，生活大于事业，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第二，通识是一般生活的准备，专识是特种事业的准备；第三，从社会需要来看，也是“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第四，如果让没有通识基础的专家治理国家，其结果不是“新民”，而是扰民。基于以上理由，他提出专才教育必须改革；通专并重，“窒碍难行”；“通重与专”，方为上策。
1943年，梅贻琦又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所以“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的了。
这些话就是放在今天，仍大有意义，堪称空谷足音，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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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潘是通才教育的又一重镇，“他的治学原则是通，而‘通’的原则又归究到人”，因此大家说他的“人文思想较他的优生学更有名”。社会学系是清华园一个大系，尽管系里有人与他意见相左（比如陈达教授就主张“专一”），但是该系还是享有“通才制造所”的美称。通才教育又称“自由教育”和“普通教育”。
潘光旦撰文说，自由是生命的最大目的，个人要自由，社会也要自由，“不过社会的自由终究是建筑在个人自由之上”。为什么？因为在一个“百分之一是独裁者，而百分之九十九是顺民”的国家里，要维持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那怎样才能获得个人自由？这正是各级学校、特别是大学教育的任务。但事实上我们的学校并不是这样，那些职业技术学校姑且不论，就连大学也成了造就高级匠人的场所。潘先生感慨地说：如果“举世全是匠人，而没有几个通人”，那种锱铢必较、乃至同室操戈的局面就在所难免了。
无独有偶，爱因斯坦曾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严厉批判。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人们是有能力避免弱肉强食的。不幸的是，有人仍然把竞争奉为社会生活的法则，这就使社会结构丧失弹性，人际关系极度紧张。近年来师生仇杀、父子相残等旷古未闻的悲剧时有发生，通才教育的长期缺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爱因斯坦还说：“……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开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用进步和变化。”这些观点与梅贻琦、潘光旦基本上是一致的。
潘光旦在1948年又写文章说，“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分工合作”，这也是专业教育的主要依据。但是，人究竟是为了分工而存在，还是在此之外还有其独特的人的价值呢？为说明这个问题，他以蚂蚁为例，说蚂蚁的分工是一种本能，而人的发展却有无限可能性。假如我们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学生像蚂蚁似的，训练他的某一种能力，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一个非人非“蚁”的世界。
潘文还说，普通教育的出发点是以每一个人为目的，如果过早地把学生纳入一个狭窄的专业范围内，就不仅不能顾及人的共性，还会扼杀人的个性。这样的人只能“是一个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为避免这种后果，普通教育所追求的是“共通基础”，它与工厂所要求的“同样标准”截然不同。前者是为了向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可能性，后者却是要把产品造成一模一样的类型。专业教育所造就的专家除了一技之长外，还有很多短处。但是不少人却因为有一技之长，就非常自负。于是这种人越多，合作就越困难，冲突也越多，“国家的和谐康泰越不可问”。
潘文又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教育就理工农医而言十有九是训练，就文法而言十有九是宣传，就学生本身而言十有九是模仿。这就像马戏班子训练各种动物，让它们模仿人的行为，是为了赚钱。如果我们的教师也干起类似的勾当，那就和马戏班的老板差不多了。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潘光旦十分强调在社会结构、社会秩序中个人的重要性，他直截了当地说：“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每一个人的人格的培养”。他批评那种认为“教育的目的是社会的”、“教育必须配合社会的需要”等说法，将“社会”、“社会需要”变为宰制个人的“半神秘的实体”，而将人变为被动的工具。因而，他强烈地批评“党化教育”、在大学进行“训导教育”、将“宣传”等同于教育等等做法，崇尚自由教育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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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讨论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哈佛大学的教授们提出过一个报告，题为《一个自由社会中的普通教育》。这份报告是在反思战争、反思人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哈佛学者发现，多年来过分强调社会分工和专业教育，有抵消人类合作、增加社会冲突的可能，这不仅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破坏，也对民主自由构成巨大威胁。
他们认为，自由社会必须由自由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有机、自由的个体。惟有充分尊重这个事实，人们才能获得自由。基于这一认识，他们提出：自由人格的产生有赖于普通教育的努力。因为普通教育强调的是“普”、“通”二字。“普”就是普遍，“通”就是通达。不“普”，自由的人格就不会大大增加；不“通”，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抗战胜利后，冯友兰应邀去美国几所大学讲学，对大洋彼岸学术和教育界这一动向比较关注。他1948年上半年回国，国内战争正打得不可开交。尽管如此，清华园仍然荷花藤影，弦歌不绝。大概是受哈佛那份报告的影响，再加上梅贻琦、潘光旦等人的努力，清华大学类似的呼吁也日益高涨。
1948年2月20日，工学院20多位先生聚集在一起，讨论通才教育的问题。会议由陶葆楷院长主持，与会者有钱伟长、梁思成等国内第一流专家。会议认为：大学工科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同，她的目的是把学生培养成“对社会及人生普通问题有相当之认识”的有理想的工程师，因此“各系专门课程应予减少”，“属于手艺性质之训练，应利用假期办理”。此外，为使工科学生有时间和精力思考各种问题，还应该“吸收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
5月份，《清华旬刊》发表署名晓宋的文章：《严重的工程教育问题》。作者指出：工学院教授会已经“一致指出了过度专门的不良倾向”，但如今大家还是“被压在繁重的功课负担下……累得连读报的时间也没有，更谈不到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他问：我们的教育当局“是不是晓得糟蹋教育、把青年学生当成塑料是罪过”？
6月，清华大学自治会举办有关教育问题的学术报告会，从美国归来不久的冯友兰在会上发表《论大学教育》的演说。他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大学的性质，二是教育的目的。
关于前者，他说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是宣传机关，也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个处室，而是一个传授知识的教育部门，一个追求真理的研究单位，一个“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的”专家集团。即学术、教育必须自由独立。
至于后者，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而不是要把人训练成工具或机器。在这方面，大学与职业学校有明显不同。职业学校重在“有用”，它训练出来的学生可能有一技之长，或者有某种“特殊机能”；但如果以为这就够了，那么我们的学生就会像茶杯可以盛水、板凳可以坐人似的，只能是一个“器”，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冯友兰还对“人”是什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作了通俗易懂的解答：“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以往及现在的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
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让学生养成一个清楚的头脑，一颗热烈的心。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对社会有所了解，对是非有所判断，对有价值的东西有所欣赏，他才不至于接受现成的结论，不至于人云亦云。
冯友兰还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之所以应以“君子不器”为准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人类不仅仅是面临吃饭、穿衣等“有用”的问题，也就是说除了吃饭、穿衣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需要；第二，许多知识和学问，对于人生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是看不出来的，有些甚至永远也看不出来。强调“有用”，其实是无知的表现。再说，许多“有用的学问已有职业学校及工厂去做了”，这就更需要我们的大学去研究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传授那些好像没有出路的学问；比如哲学。
折中之后，实际的教育模式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教育为主，三、四年级以专门教育为主。
在清华大学37周年校庆之际，冯友兰曾于《清华的回顾与前瞻》中说：“清华大学之成立，是中国人要求学术独立的反映。在对日全面战争开始以前，清华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这就成了清华的学术传统。”他还说：“不管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如何，我们要继续着这个传统，向前迈进。”
没过多久，清华园就随着政权的易手而发生巨变。在此期间，冯友兰以校务会议主席的身份完成了交接任务。那时他恐怕不会想到，仅仅过了两三年，这座具有光荣学术传统的清华园竟变成了一所单纯的工科大学，那场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的讨论，也以后者占据上风宣告结束。
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与此同时，爱因斯坦为《纽约时报》撰文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尽管如此，清华大学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不归路。于是老清华的消失，包括清华传统的沦丧和通才教育的失败，也成了冯友兰等老清华人最大的一块心病。
山西学者智效民反思道：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苦难。从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开始，中间经过军阀统治、日军侵略与大规模内战，一直到50年代政治运动、60年代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不知有多少家破人亡，生灵涂炭。有人说苦难使人思考，但假如面对苦难的不是“人”，而是“机器”或“工具”，是否也会有思考呢？
总之，当清华大学已经走过90个年头之后，倘若我们仍然不能领悟通才教育的意义及其作用，我们就不能清除产生专制和腐败的土壤，整个社会的人格猥琐、思想委靡和精神委顿就会加剧。长此以往，一个多世纪的世界强国之梦，也只能是遥遥无期。
23、1933年：“寒门子弟”何所求？
“在旧中国，师范学校的学生一般是属于寒门子弟，这个阶层是没有政治权力的。他们毕业后大多数当教师，不可能居高位，从而很少有政治野心。五四运动时，北京高师学生虽然成为当时北京学生运动的一支主力，但他们只表现着青年们天真的爱国热情，为学生团体努力工作，而很少挟此为政治资本，变成学生政客，这一点正是这个阶层的特征。此外，教育超越政治的思想，也还支配着北京高师，教师们大抵是不问政治的书生。在五四运动前后，北京高师流行一种‘新教育思想’，称为自动主义、理想主义。在方法论方面，提倡启发个性，以反对往日权威束缚；在目的论方面，高唱理想的社会，以表示不满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