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商学院：清末光绪三十一年，将大仆寺街进士馆改为法政学堂。民国元年合并法政、法律、财政3校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邵章首任校长。民国十二年改组为北京国立法政大学，江庸任校长。民国十四年拨顺城街虎坊桥参、众两议院旧址为校舍，大仆寺街原址设预科。民国十五年解散中俄大学，收编该校学生为俄文政法系。民国十七年北平大学成立，改为北平大学法学院，谢瀛洲任院长，设法律、政治、经济3系。民国二十三年合并商学院，改组为法商学院，白鹏飞任院长。
女子文理学院是合并女子大学和女子高等师范而成，最初校址在石驸马大街原女高师旧址，后租朝内大街孚王府，俗称九爷府为院址。民国二十年改称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二年后确定办学规模五系二专修科。5个系：哲学系、教育系、经济系、数理系、化学系。2个专修科：音乐、体育。
另外，后来北平大学在李阁老胡同还有本部，也有不少学生。
因此可以看出，所谓“北平大学”是庞然大物的多元复合体，但其组织又是松散的，矛盾也是很多的。在它由成立到结束的不到十年中，闹过许多学潮、新闻。
中
先引一小段文献。1931年8月31日，刘半农先生写的《五年以来》一文中道：
“那时国立九校还没有合并，北平有九个国立大学校校长。私立大学也比现在多到一倍。却因国立大学的经费积欠至数年之多，私立大学本无固定经费，以致北平的大学教育，整个儿的陷于不景气的状态之中，讲堂老是空着，即使有教员上课，听讲者也不过二三子而已。牌示处的教员请假条，却没一天不挤得水泄不通。现在的北平各大学，虽然还没有整顿到理想的境界，比到从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那时是北洋政府的最后阶段，在武力上，皖系失败，直系疲敝，奉系较强。奉系军阀张作霖得势的时期，张学良为奉军第三军团长，张宗昌为奉第二军团长。直系王怀庆为京师卫戍总司令，处决京报主笔邵飘萍、递捕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刘半农编副刊，为此也离家躲了起来……总之，文化事业奄奄一息，十分恐怖。
所谓“国立九校”，就是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工业大学、农业大学、法政大学、医科大学、女子大学、艺术专科学校。这9所学校都由教育部拨款，因而谓之“国立”。其时尚有以“庚款”为经费的清华、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交通部办的交通大学、财政部办的税务专门学校等。这些学校各有专款，只叫“公立”或“部办”，而不叫“国立”了。清华也是直到后来才加“国立”2字。
张作霖于1927年6月自称安国军大元帅，从北沟治顺成王府设立大元帅府，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就职，俨然国家元首自居。因为他是想要作“大总统”的，先仿照孙中山先生的先例，称为“大元帅”。潘复在张宗昌、孙传芳推荐下组阁，任内阁总理，外交王荫泰、内务沈瑞麟、财政阎泽溥、教育刘哲。
这时张作霖下了一条特殊命令让刘哲执行，就是合并“国立九校”为京师大学校，以刘哲兼任校长，以胡仁源、张贻惠、毛邦伟、孙柳溪、林修竹等为各院院长。他们宣布了一系列禁令：禁止使用白话文、禁止学生集会请愿、教员缺课要扣发薪金、处罚学生可用戒尺打手心等等。
北京学界一时笼罩在武装力量压迫的阴云之下。著名学人纷纷离京南下，或出国考察。林语堂、鲁迅等人早在1926年夏、秋间已先后离京。胡适也已出国。
顾颉刚1927年也已到了广州中山大学，4月28日写给胡适的信道：
“从仰之处知道先生将于四月底到上海，此信到时，想来先生已归国了。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现在的北京内阁，先生的熟人甚多，在这国民革命的时候，他们为张作霖办事，明白是反革命。先生一到北京去，他们未必不拉拢，民众是不懂宽容的，或将因他们而累及先生。”
可见当时北京学界的情况。张作霖作大元帅时，也正是北洋政府政治穷途末日、财政极端困难时期。他手下大将、“长腿将军”张宗昌霸占山东、直隶（河北）两省，1927年不到一年用去5000多万银元军饷，都是用公债、地亩捐、直鲁军用票从农村敲诈来的，只供他挥霍，而兵士们照样欠饷。张作霖的内阁只有80万行政费，他的总理兼财政总长把财政部人员裁撤到只剩下20人，成为笑话奇谈。
在行政费这样紧的情况下，“国立九校”不合并没有钱，合并了还是没有钱。经费名义上有，但无钱发，只是“欠”着。这就是刘半农信中所说的“国立大学经费积欠至数年之多”的实际情况。
经费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北洋政府后期，因军阀连年混战，官僚贪污，钱都被打仗和贪污弄光了，教育经费长期拖欠，丝毫没有保证。北伐胜利，军阀垮台，张作霖大元帅作不成了，匆匆离开北京回东北老家，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南京派阎锡山军队接管京、津，宣布北伐成功，全国统一。
在此新旧交替之际，北京各学校的经费更无人来管。直到1928年七八月间才把经费来源具体落实，即李石曾与宋子文谈判商定：由天津海关和长芦盐务署按月拔30万元，经北平各大学作为固定经费。这样直到“七七事变”，北平几所国立大学的经费才得到较长时期的保证，但这是与北平大学的建立有直接关系的。
在北伐军于长江流域节节胜利时，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即筹划，如何在军事胜利之后取得北方教育大权。他便与张静江、吴稚晖等仿效法国大学区的办法，在中国建立大学院、大学区。
李石曾名煜瀛，“石曾”是字。他是清代同治帝老师李鸿藻第五个儿子，清末留学法国，加入同盟会。他在法国办过“勤工俭学会”、“里昂中法大学”等，在政治上、教育界，以及兴办各种事业上均有一定声望。北伐时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于1926年6月间，他先设立了“大学院”，以蔡元培为院长，请了一些只发干薪，不必上课、上班的教授，鲁迅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鲁迅日记》1928年1月31日记云：“下午收大学院泉三百，本月分薪水。”
同年6月，李石曾与易培基提出建议，改北京大学为中华大学，分设文、理、法、工、农、农6个学院，北上接国立九校。后因北京大学师生坚决反对，通电抗争。李石曾又建议：因北京已改称北平，便应改北京大学为北平大学。后又确定全国划4个大学区：北平、江苏、浙江、广州。以北平、天津、河北、热河为北平大学区范围。大学本部总管全局，管理各高校，各校合并统一称为北平大学，下设学院。
北平大学校长办公处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校长李石曾，副校长李书华，先是萧瑜代理秘书长，后来由成舍我任秘书长，以上这些人选，不少都是留学法国的。
以上是北平大学最早的组织机构和人选。但这并未成为事实，因为遭到强烈反对，不久就同大学区的实施失败一样，被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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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护校成功，脱离北平大学自去恢复各自的老传统。剩下其它一些学院，仍用北平大学的名称，但因各自原是独立的，自有其历史及人事基础，勉强合并在北平大学的名义下，是困难重重、矛盾百出的。其中有几件闹得比较严重的事。
一是女子文理学院和法学院的争校舍案。
1925年5月间，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因反对校长杨荫榆闹得不可开交。以章士钊为总长的教育部，下令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将其改设女子大学，布告云：
“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业经令行停办，派员接收到案，本部现将该校改设女子大学，筹备处正在积极进行……”
在女子大学开办的同时，一方面女子师范大学有教授和学生联合抗争，组织校务维持会，仍然继续其名称，一度在宗帽胡同租房子临时上课，后又回到石驸马大街原址。这时章士钊等人已下台。但另一方面女子大学又不肯让步，一些学生反抗女师大，两次呈请警察厅驱逐女师大，发表宣言要索回校址。
这样在1926年、1927年之间，北京就有两所女子高等学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大学。到北平大学时代，女子师范大学后来并入师范大学去了，女子大学就成了问题。经过请愿交涉，也是一次风潮，最后取得不拆校、不并校，保持原组织的胜利。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在“女子学院”一文中记这一段史实道：
“因为女子学院乃是后来改定的名称，它的前身实在即是章士钊、任可澄在女师大的废墟上办起来的那个女子大学。……北京旧有的学校也经过了一番改组……大学各学院长乃由李石曾派下的国民党新贵来担任。经利彬做了理学院长，张凤举做了文学院长，但是他们却不能一帆风顺地到任，因为政府取消了北京大学的名义，北大出身的都很反对，而且有些人在国民党政府里颇有势力，所以这种气势是不可轻视的。因此北京男、女师大及以农工各专科已经次第开学，北大的文理两院拒绝新院长去接收，一直僵持着，院长不能到院倒已罢了，中间却有第三者也吃了亏，这便是预备着归并到北大文理两院里去的旧女子大学学生了。因为当时有历史的关系，既然不能把她们并在女师大，只得将她们分为文理两组，并合到北大里边去，现在北大不能开学，所以她们也连带的搁了浅。新院长聘定刘半农为国文系主任，温源宁为英文系主任（余从略），预备先办文学分院，给她们上课，校址设在西城根的众议院旧址。但是刘半农辞不肯就，张凤举和我商量，叫我代理半农的主任职务，安排功课，我就答应了。随后半农给我打电话来，说女子大学是我们所一向反对的。怎样给他们去当主任？责备我不应该去；我当即答复他，从前虽然女子大学，可是现在改组了，我们去接收过来，为什么去不得？我还劝他自己去，可是他还是不同意，但是没得话说了。后来他究竟去做了女子学院的院长，可是并不固执原来的意见了。这个机关起头叫作文理分院，里边两个院主任，分治其事，随后在保存北京大学后，作为北平大学女子学院，又改为女子文理学院，但那时我却不在那里了。
“文理学院的开设是在众议院旧址，那就是后来法学院的第一院，可能是一时借用的，可是法学院一再要求归还，因为难找到适宜地方，迁延下来到第二年春天，那即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也就是五四年的十年了。法学院终于打了进来，武力接收了校址，教员们也连带的被拘了小半天，给我有写一篇愉快的散文的机会。而学校却因祸得福，将破烂的众议院换得了一座华丽的九爷府，本是前清的旧王府，后为杨宇霆所得，女子学院由杨家以廉价租来的，至今岿然在朝阳门大街的北边，是科学院的一所办公地址。担任过女子学院院长的有经利彬、刘半农、沈尹默，那是以北平大学校长兼任的，最后是许寿裳，随后这学校即就没有了。”
当时法政大学武力接收女子学院占用的众议院，似乎收复失地一样，是十分热闹的一件新闻。周氏有一篇“在女子学院被囚记”专记此事，写得十分有趣，无冲淡风而有辛辣味，是苦雨斋另一种风格的文字。当时被拘的教员除周氏外，尚有沈士远、陈达、俞平伯、沈步洲、杨伯琴、胡濬济、王仁辅、溥侗，以及唐赵丽莲、郝高资二女士。这些人因被无理拘留，还特地去质问过北平大学副校长李书华。但无论怎样逼，也没有一句负责的话。如同泥塑木雕的菩萨，客人种种责难，主人还是毕恭毕敬地陪着，到深夜而无倦容，涵养功夫是十分了不起的。年代久远，早成历史。当时被拘的人，现在均凋谢殆尽，鲁殿灵光。
其二是，在女子文理学院被武力接收校址事件而外，尚有俄文专修馆的一次波澜。这原是外交部办的一个学校，并入平大，开始仍叫原名，学生反对，要求升为学院，且反对李石曾派来的段憩棠接收，也闹罢课，天天派代表请愿，闹到深夜，最终获得解决，改称为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后来也没有了。至1936年、1937年之际，只有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了。
当时除军阀之外，还有学阀的名称，即凭借教育界的势力，掌握一些学校，操纵一些教员、学生，形成力量，兴风作浪，你争我斗。北平大学是几个不同学校的组合体，所以大小争斗的事件更多。
1932年6月间，钱玄同写给胡适的一封信，有几句道：
“说也好笑：今午在一个地方吃饭，有人卒然问曰：北大闹学潮了吗？怎么忽然登《晨报》停止招生呢？我闻而大惊，索《晨报》阅之，果见大学广告，因有某君先入之言，竟对于那么大的一个‘平’字熟视而若无睹，以至急急忙忙地打电话问你，岂不可笑！实在也因为这两天我心乱急了，愤慨极了。常常想：平大要轰沈尹默，干师大底事；师大要易寅村等人做校长，又干平大底事！师大要易与平大驱沈，又干北大底事！而他们竟联合战线的那样闹，实在可恨之至……我只希望北大永保其不牵入此无聊之学潮中……”
从钱玄同的信中，亦可见当时北平大学之混乱了。这种情况到1934年、1935年之后，相对稳定一些了。当时在国立各大学中，平大比较好考一些，在1935年时，其在校人数是：李阁老胡同北平大学本部学生1600余名，和平门外后孙公园医学院120多人，阜外农学院220多人，国会街法商学院510多名，端王府夹道工学院280多人，女子文理学院人数不详。
北平大学的几年中还是培养了不少学生的。“七七事变”之后内迁到西北，抗战胜利，未能复校。工、农、医三学院并入北京大学，法商学院作为北京大学先修班，文化古城和北平大学均已成为历史名称了。
18、1928年B：不事奢华
安徽大学坐落于全国主要科教基地之一的安徽省会合肥市，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校园景色秀丽、环境优美。学校不事奢华，就像黄山一样淡雅、低调。
她原名安徽省立大学，在19世纪末敬敷书院和20世纪初创办的安徽高等学堂基础上，1928年创建于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市，8月开始招收预科生，标志着安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1930年6月更名为省立安徽大学。1937年，因日军入侵被迫西迁，并曾一度停办。1946年复校，定名国立安徽大学。姚永朴、刘文典、王星拱、陶因、陈望道、丁绪贤、郁达夫、周予同、吕思勉、章益、周建人等均曾在安徽大学执教或主持校政。1949年12月迁至芜湖，与安徽学院合并，恢复校名安徽大学。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安大部分系科调往华东地区有关院校，同时调入一些系科，设师范、农学两个学院，并于1954年2月分别独立组建安徽农学院（今安徽农业大学）和安徽师范学院（今安徽师范大学），学校建制取消。1956年起，在合肥筹备重建安徽大学，1958年恢复招生。重建以来，安徽大学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